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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古史研究学者访谈计划 | 刘洪涛

 許學仁 2020-08-30

编按

在教育部“强基计划”实施的背景下,受“书目文献”“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公众号推出的访谈内容启发,6月末,我们旋即开始策划“出土文献与古史研究学者访谈计划”,本次推出第一辑青年学者访谈录,主要是希望借助访谈加强出土文献学科之间的互动交流,为在读的硕博士同学、有志者提供一个了解业内学者治学方向、道路、经验的平台,使“绝学不绝”,助推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筹备过程中,欣闻同好“古文字微刊”有同样计划,访谈如有重复,请两相参考。

今日,我们推出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刘洪涛老师的专访,衷心感谢刘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

本期访谈人简介


刘洪涛,1983年生。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字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汉语词汇,出版著作主要有《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重要性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




刘老师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个人的求学经历,同时也请您分享一下您个人的入行经历/涉足出土文献研究的缘起。

我的求学经历比较简单,一直在中文系。本科读的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博士读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专业,但学习方向只有一个,古文字学,导师也只有一个,李家浩先生。毕业后我即到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学院工作(现已改名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独立建制的语言学专业学院。

虽然我一直在中文系学习工作,但却是入错行。我没上过高中,初中毕业后读的是中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师可以定向分配回当地做中小学教师,收入和地位在本地都很高,又守家在地,是很多农村子弟最理想的选择。读中师以后我眼界稍开,才发觉这一选择其实很短视,于是决定考大学。但是从中师考大学专业受限,一是只能考师范类专业,二是必须是省内的高校,选择很有限,能读哈师大中文系已是最好的选择。我是理工科思维,初中时数学最好,考前基本不用复习,如果从高中考大学,肯定会选理工类专业,读中文系的的确确是入错行。

中师普师专业主要培养中小学语文数学教师,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初高中语文教师,二者的课程设置多有重合之处。例如高师的现代汉语课,中师叫现代汉语知识课,以讲授知识点为主,内容更详实,只是用的是暂拟语法体系,所有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缺乏学术性。有了现代汉语知识课的基础,再来听现代汉语课虽然不需要费多大力气,但后者的学术性和许多问题的悬而未决还是带给我很大的冲击。老师在讲到用拆分法判断词和词组时举例说,“鸡蛋”是词组因为能拆分说“鸡的蛋”,“鸭蛋”是词因为不能拆分说“鸭的蛋”,我就比较迷惑。于是想要去图书馆自己寻找答案。正好翻到冯胜利先生《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又读到徐通锵先生讲字本位的文章,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讲汉语的词,令我耳目一新,遂成了二位先生的狂热粉丝,把他们的其他论著都借来或买来读了。我还活学活用,利用徐先生的字本位理论写了一篇反驳当时某报刊上发表的一篇讲六书中假借不是造字法的文章,认为假借产生了一个新的一形一音一义的新字,应该也是造字法。后来读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听蒋绍愚先生古汉语词汇方面的课,知道他们也都是这样想的,尤其是蒋先生跟我的思路差不多,心里还颇得意了一阵。冯、徐二位先生的著作引领我进入理论语言学的园地,理论语言学的理论性、注重逻辑思维能力非常适合我这个理工男,就想要考这方面的研究生。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大二上学期要开古代汉语课,因为大一的时候早已把教材发了下来,所以就翻一翻,提前准备一下。当时暑期留校不能住在自己的宿舍,要集中到老校区集中管理,新的舍友手里有一本盗版的《孟子》,我偷偷拿来读了一遍,当时最有印象的是“巨擘”这个词,觉得古代汉语还真挺奇妙。逛书摊的时候遇到一位女士,她超级迷恋苏曼殊,告诉我学古代汉语可以先看《史记》,开学后用一个星期的家教钱在学府书城买了一套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家注《史记》,边上古代汉语课边读完了。古代汉语课是富金壁老师上的,他特别重视文选教学,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用在讲读王力《古代汉语》文选上,一篇一篇讲下去,一直讲到第三册唐宋散文部分。富老师研究王力《古代汉语》文选有年,发表过若干文章,所以上课的时候往往能够发现文选和注释的可疑之处,通过旁征博引,深入分析,指出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像是“寤生”“不如早为之所”“勤而无所”“北门之管”“窃自恕”“传不习乎”“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奉项婴头”等等,我都印象非常深刻。我从富老师那里学到的不只是一个一个的知识,更多的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思维和能力。在富老师的影响下,我的兴趣就完全转向古代汉语。随着学习的深入,我越来越发觉古代汉语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学科,很多问题都能说清楚,有定论,非常适合性格老实不尚空言的我。大二的暑期我仍然留校,当时富老师准备出版《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命我做一些校对工作,有机会以文字的形式再重新学习一遍富老师课堂讲授和未及在课堂讲授的知识,我也借机尝试提出一些我个人的意见,有十条被采纳,收入到该书中。这给了我极大信心,遂下定决心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古代汉语的范围很大,一开始也没有特定的方向。当富老师讲“直不百步耳”的“直”是“特”的假借字时,我又迷惑,二字也不音近啊。向富老师请教,他说你该看点音韵学的书了,遂借给我董同龢《汉语音韵学》。利用寒假硬着头皮啃下来,只朦朦胧胧略懂了一点。开学后还给富老师,承认没看懂,他笑了笑说没关系,慢慢来。不甘心的我又跑到图书馆翻了很多相关的通论性教材,总算弄懂了“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这些东西,觉得真神奇,就又想考这方面的研究生。向富老师请教都哪些学校好,答曰北大。富老师还借给过我很多书,其中王梦华《说文解字释要》对我影响很大,是书要言不繁,很容易读懂,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字学专著。

大二结束后学校尝试开了一个小学期,都上选修课,学时非常短。系里的另一位古代汉语教师李连元老师开了文字学课,课上展示了很多甲骨片,推荐的教材有两本,一是裘先生《文字学概要》(李老师后来还给我推荐蒋绍愚先生《古汉语词汇纲要》,称是写得最透彻的两本书),一是陈炜湛先生《甲骨学简论》,一下子就把我带入古文字的殿堂。从图书馆借到的《文字学概要》老旧不堪,连封面都没了,误以为是市场上买不到的绝版书,就想做一个摘抄,以备以后参考。但读下来处处都是新知,几乎每句都要摘抄,最后足足抄了两大笔记本。由裘先生知道北大的古文字最好,所以最终下定决心考北大古文字研究生,再没动摇过。没有经过高考证明自己的我一直都有遗憾,读中师的时候曾在收发室的信箱里面写下“北大”两个字,后来被好事者在后面加上了一个“荒”字。这次把北大古文字定为目标,我把它看作自己的高考,动力格外足。

北大中文系的历年考研真题从不对外公布,偶然的机会在网上发现北大中文论坛,里面有参加过考试的网友发布的凭记忆写下的历年考题。整理后总结出要考查的几个方面:1、甲骨拓片释写和翻译;2、金文拓片释写和翻译;3、某字早期写法和本义;4、某字小篆写法和构造类型;5、某字上古韵部归属;等等。一片一片摸甲骨金文拓片虽然辛苦,但毕竟还有抓手,可以慢慢积累。但是上古韵部背诵纯属机械记忆,十分头疼。我一开始用王力《古代汉语》第二册附录“上古韵部及常用字归部表”来背,但数量太多,根本背不过来,没有规律也容易忘。所以就想背《诗经》《楚辞》,通过韵脚来记忆。学校图书馆有王力《楚辞韵读》,但没有《诗经韵读》,这事跟李连元老师说了,他非常热心地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去找别的学院的一个老师帮助下载超星电子版。由于我性格羞怯,对超星电子书又一无所知,所以没有去找那位老师,最后也没能读成《诗经韵读》。还好最终发现郭锡良《古代汉语》附录的是上古三十部声首,只有几百个,终于不再难以企及。为了加强记忆,我把三十部声首胡编成三十个荒唐可笑的故事,累死了很多脑细胞,但确实有效果,记得最后考试只有“薜”错答成支部,主要还是因为我的方言里没有入声的缘故。复试的时候,李家浩老师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假借字的类型,一个是重新释读初试考过的大保簋铭文,因为李老师觉得初试时我答得不好。幸亏我有一个习惯,每次考试后都会复查自己的答题情况,当时在唐兰、杨树达等先生的著作中都找到了大保簋铭文,认真学习了他们的解释,因此复试时的回答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参加复试的陈剑老师说我“侃”字没答出来,但也说裘先生的文章不容易看到,情有可原),李老师很满意。这是李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提醒我犯过的错误要及时改正,才能有进步。

2005年9月,我正式进入北大中文系跟李老师学习古文字。李老师和宋华强师兄指导我先读一读基本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商周青铜器铭文选》《郭店楚墓竹简》等等。入学第一年住在校外万柳公寓,往返颇不容易,而《郭店楚墓竹简》只能在图书馆内阅读,因此先看的是《两周金文辞大系》《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等能借出的书。《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大册,图版和释文注释没有印在一起,阅读非常不方便,我就偷懒,稀里糊涂只读原拓,很多地方都不懂。记得有一个字经常出现在“马”字下,一时想不起是啥字,读了很多拓片之后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匹”字嘛,这大概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独立考释出古文字的快乐,虽然不是原创。

李老师对学生没有特别要求,只要求每学期交一篇论文或读书笔记,当然不交他也不会责罚。我在图书馆借到《古玺汇编》,正好又读到萧毅先生古玺综述的论文,就想做一篇官印摹释的作业。于是一边用当时还是女友的老婆从她的工作单位拿来的已经发黄的A3纸开始摹录印文,一边在图书馆和网上找研究玺印的论著照写释文。我很早就有逛旧书摊的习惯,来到北大后更是成为常态,第一学期就在小西门门口的书店以六折买到《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和《战国古文字典》等工具书。后者成为我释写玺印文字的主要参考。例如0001号印“右”和“王”之间的字,我一开始释为从“用”,读了朱德熙先生的论文觉得也可能是从“周”,一查《战国古文字典》,原来释作从“央”。这份作业交给李老师两年后才返给我,期间有一次他说《战国古文字典》未注明观点出处,不能过分依赖,显然是看过了我的作业。李老师给本科生上《说文解字》概论和文字学课,我自然都要旁听,前者也是几乎每句话都要记下,后来还被人借去复印过。每次下课陪李老师从二教或三教走到西门是最宝贵的请教时间,有一次谈到《古字通假会典》,李老师说里面不都是通假。李老师总是这样给我关键性的点拨,提醒我事物是复杂的,要多思多想,不能简单机械地看问题。

李学勤先生每学期都在隔壁清华上课,宋华强师兄和曹银晶师姐带我去蹭课。第一年讲的是青铜器,第二年讲的是金文,第三年讲的是甲骨文。等到第三年我写毕业论文和准备考博,就时常逃课了,因而至今研究甲骨文的基本能力仍不具备。等读博后又跟同门刘云跑去首师蹭黄天树老师的课,同时听课的王子杨、莫伯峰还有我的本科同学李爱辉等都已成为研究甲骨的顶级专家,而我还在门外徘徊,可见光有名师是不行的,还得靠自己修行。隔壁还组织简帛研讨班,网上多次报道过。但是我读研之后,大概只组织过一次,我也只参加过一次。那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面世不久,李学勤先生在研讨班上讲自己对《竞建内之》和《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的编联与释读意见,并希望同学们自己选择一两篇重点研读,以便下次研讨班上讨论。正好华强师兄也给大家复印了上博五,我就按照李先生的意见看了起来。当读到《弟子问》用作“延陵季子”之“延”的所谓“前”字时,突然想起就在半个月前华强师兄专门讨论过楚简的“延”字,以前在读《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的时候也曾留意过楚王熊元诸器,三者在这时候一下子就联系到一起,遂在2006年5月19日晚至20日凌晨急就了我的第一篇古文字研究论文,以“小虫”的笔名投到武汉大学简帛网,22日正式发表。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是考释出楚文字中形体接近“前”的“脠”字,但由于初涉楚文字,阅读有限,只把楚王熊元诸器的“脠”字释出,后来学者根据我的发现,陆续把包山简、信阳简、郭店简中的“脠”字都释了出来。

有了上博五,顺藤摸瓜,又读了上博四、上博三、上博二、上博一等。上博四已经出版一年多时间,学界研究相对充分一点,读起来要比上博五容易一些。它又出版不是太久,有些简单问题还没有被看出来,对于刚起步做研究的我来说正合适,写了一些小札记。李老师认为其中的几则还不错,遂指导我修改,准备年底截稿之前投给《简帛》第二辑。那时候银晶师姐正在撰写商榷《战国文字编》的毕业论文,李老师就在每周五上午带大家一起读《战国文字编》,我趁这个时机把修改好的论文交给李老师,下次再上课的时候李老师把批改过的稿子还给我,再讲一些修改原则和注意事项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例如《说文》某部、《广韵》某韵,某部、某韵都要写在书名号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不要加“楚”字,《淮南子》不只有高诱作注,“其”不可以做主语,等等,都是在李老师指导我修改论文过程中学到的。因为中间我生了一次病,有一周没有交,最终错过了截稿日期,使自己正式发表第一篇论文的时间延后了一段时间。现在想来,主要还是自己思想准备不足,没想到李老师会那么认真,改那么多遍,改那么长时间。以后写的文章,但凡有一点价值的,李老师都会认真修改几遍,随遇到的问题做一些技术性的、逻辑上的或方法上的指导。有一段时间李老师不用电脑,誊好的文稿请学生帮忙打印,一开始是华强师兄,华强师兄博士论文进入关键时期后就由我来接手,《谈包山楚简“归邓人之金”一案及其相关问题》是我录入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文稿,后来李老师与时俱进,自己用手写笔在电脑上写作,我的工作就只剩下格式和细节的调整等。李老师特别重视细节,细到版面美观与否都要照顾到。有一次谈及现在排印技术成熟,所以有的学者呼吁不要再使用替代符号代替古文字字形,李老师说自己不会这样做,别的不说,版面就不美观。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剪切古文字图片我都会处理成白底黑字,虽然耗时费力,对论文质量提升没有帮助,但看到整洁的版面我心里就特别舒服。给老师当助手敲论文对我来说是又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由于动手,有些问题记忆深刻,由于看到修改过程,能更理解该怎么写怎么改。现在写好论文仍然会打印寄给老师看,老师虽然不再一字一字批改,但总会打电话过来,指出存在的不足,并略带责备略带关心的问,是不是工作太忙,没时间打磨文章。看来我让老师失望了。

我硕士论文做的是上博简《民之父母》,是李老师为我选定的,让我做一个注释和对读,借以打一打古文字研究的基础。2007年10月完成二稿,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释文注释,二是跟《孔子闲居》《论礼》对读,三是由《民之父母》看古书的源流。注释部分按李老师指导,先列三者文字,比较异同,很多第二部分的内容都包括在内了,所以第二部分内容最后只有两个,一是开头和结尾,二是“五至”的含义,第三部分内容讲了两个问题,一是由《民之父母》看《孔子闲居》《论礼》的编撰,二是由《孔子闲居》《论礼》看古书篇章分合的推力。李老师觉得第二部分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第三部分第二个问题离题有点远,都给删去了。剩下的两个问题我合为一章,正在犹豫是叫“《民之父母》与《孔子闲居》《论礼》对读”,还是叫“《民之父母》在古文献学上的价值”,李老师又觉得“五至”也讲得意思不大,叫我也删去,最后就只剩下第三部分第一个问题作为第三章,起名“《孔子闲居》《论礼》的成篇过程”,因为一上来就讲两篇文献的成篇过程太过突兀,李老师又叫我补写一节“问题的提出”,最终定稿答辩。2009年参加西南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我提交的论文是《战国竹简〈武王践阼〉“斋”字考释》,李老师知道后问我为什么不提交《释罗泊湾一号墓从器志的“凭几”》,“凭几”这篇虽然短小但结论正确可信,“斋”字那篇虽然努力解决一个疑难字,但只能说有道理,开会的时候不应该拿出来徒增议论。会议论文一般看作是非正式发表,李老师竟然还如此重视。这些事逐渐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研究的时候可以天马行空,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写,但最终拿出来的一定是最成熟最确定最有价值的部分,不能什么都拿出来“献丑”。

博士复试的时候李老师问我今后有什么计划,我说想向上或向下扩展一下研究范围,另外还想发挥一下自己的优势,做一点理论研究。后来跟李老师商议博士论文选题,李老师给了两个题目供我选择,一是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楚史,一是论掌握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的重要性。我选择了后者,李老师说也希望我选后者,因为我曾说想做一点理论研究他才给我这个题目。这之前李老师在准备开一门古文字研究方法课,用边上课边写讲稿的形式把他的古文字考释方法总结出来。但这个课因故没有开成,李老师就想让我先试着做一下。论文写作还算顺利,只是在一些概念上有一些争论,一是古文字的考释与解读是不是两个问题,二是文义推勘、文献对照等算不算古文字考释方法,三是构造分析法的提出是否合适。尽管李老师多次批评,我还是坚持写在博士论文里了。李老师多次说我有时候很固执,我心里暗自回应您不是教学生可以坚持己见嘛。李老师虽然尊重了我的意见,但在指导教师评语里说“论文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是个别说法与古文字学界的意见相左,可能引起争议”,但又替我做了解释,“不过这是认识问题,不足以影响论文的质量”。感谢老师的宽容!

博士毕业后不久,赵平安老师打电话过来,要把我的博士论文纳入到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丛书,不但不要出版费,而且还有一点稿酬,说实话我有一点小心动,但是还是按捺下来说要跟李老师汇报。不出所料,李老师不同意我这么快出版,说还不成熟,让我放一段时间再拿起来修改完善,同时还告知前段时间花木兰出版社请他推荐著作,他也没有推荐我。经过大约五年时间,我把修改稿呈给李老师,老师肯定理论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又指出一些不足,我照着修改定稿,2019年1月正式出版。至此,我的求学生涯才真正画上了句号。

图丨《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重要性研究》书影



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当前的研究旨趣以及未来的研究计划。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释读和古文字学理论研究,都属于古文字学的本体研究。近年来,我又格外关注利用出土资料探讨上古汉语词汇问题,包括上古汉语词汇(古文献)新证、虚词特殊用法、同源词、核心义、字词关系等。古文字释读本质上也属于上古汉语字词研究,所以我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上古汉语字词来进行的,能不能列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范畴,完全看材料涉及与否。我现在在做的两个项目,一个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土文献参照下的古汉字同音合并研究”,一个是跟李桂森合作的“出土文献参照下的《说文》释义牵合字形现象研究”,二者的关注点都是利用出土文献考察上古汉语字与词之间的互动。前者利用我自己总结的“离析汉字研究法”,从多义字中分辨出一字一词引申多义字和一字多词同音合并多义字,据以进行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后者根据我们在《释华及相关诸字》中发现的《说文》释义牵合字形现象,分析《说文》释义中哪些是有文献和故训依据的可靠义素,哪些是根据字形添加的牵合义素,据以进行相关的文字和词汇研究。这两项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可以给相关的文字词汇研究等带来新思路新方法。

具体的上古汉语字词考证是伴随我一生的研究工作,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重中之重。上面提到的两个项目都刚刚起步,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是我的主要研究工作。虚词、字词关系等现在是指导学生在做,到了一定程度后我会上阵参与进来。前面讲过,我本人很重视理论方法,博士论文做的又是古文字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所以也一直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像古文字的考释方法、古汉字的构造类型等我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等待时机写出,一些还需要时间沉淀,逐渐完善。因为博士论文做的还算合格,李老师很早就命我协助他完成朱德熙先生的遗愿,把朱裘李三人的古文字考释方法总结出来。今年过年的时候还跟我约定暑期到北京具体商定,只可惜突发疫情,这件事被耽搁了。



我们目前处于大数据的时代,您认为在目前出土文献研究/您所关涉的领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目前最需要用力的有哪些方面/未来可以在哪些方面可以有更大的突破?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出土文献资料分散,研究成果零散,不易搜集。李老师经常对学生讲,他落伍了,说现在材料太多了,文章太多了,看不完。何止李老师,我这个年青人也感觉自己落伍了。现在出书越来越容易,网络发表论文和观点越来越随意,学术网站,学术会议,网络论坛,文后评论,博客,QQ说说,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还有一些人搞出付费网文,等等,根本不可能全都看得到。但现在学界的习惯似乎是都尽量引用,我现在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原始材料读不完,又地处荒远,资讯滞后,正式出版论著的不易得到,所以现在写一些牵涉比较大的文章就特别怕,怕别人提到过,以致迟迟不敢动笔。

我觉得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协同全学术界的力量建设一个开放式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资料库和研究成果库。做这样的资料库在技术上早已成熟,关键在于资料的灌注和及时更新。我建议可由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牵头,跟相关单位个人谈合作,同时引入客户端反馈机制,鼓励学者在使用资料库时提供资料库没及时收入的资料和成果,根据贡献给予相应的奖励和使用权限。只有实现资料整合和成果共享,才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更深层次的研究上,才有可能实现大的突破。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科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汉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多个学科。您如何看待这四者之间的关系?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从形式上看是考古实物,从内容上看是古代文字和古代书面语,因此汉语言文字学和考古学应处于基础地位,是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最基本的方法。历史学、文献学,还有其他一些相关学科,都能帮助更深入挖掘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所蕴涵的信息,加深我们对古代社会各方面的了解,应处于辅助和提升地位。这是我比较直观的理解,不一定对。



目前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方向的大部分的学生,多是从研究生阶段才开始正式接触出土文献(古文字)材料,一方面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系统研读原材料,学习古文字方面的一些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传世典籍的“语感”对研究古文字的重要意义,您认为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事得因人而异。如果本科阶段在中文系,系统学习过古代汉语和相关典籍导读课程,具备一定的古书阅读能力,可以把时间主要花在出土文献原材料的研读上。出土文献原材料其实只是用古代文字书写的古代典籍,长期研读,同样能培养语感,增强古书阅读能力。如果本科阶段没有完整地阅读过一部古书,还是建议先用一定时间精读一两本古书,例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王力《古代汉语》等,都是非常好的入门读物。

就我个人而言,大二时开始学习古代汉语,用的是王力《古代汉语》教材。教材共四册,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方式,文选体量非常大,内容丰富,常用词可以当英语单词来背,通论是相关的理论知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对提高古代汉语水平非常有帮助。我自己的阅读顺序先是读中华书局“中国古典名著译著丛书”系列,看的最多;后来尝试阅读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系列和“诸子集成”系列,完整地看下来的没有几本;再后来才翻影印《十三经注疏》等,基本上是需要才翻。读研之后主要精力用在研读出土文献原材料上,主要是战国竹简,后来才慢慢扩展。现在时间碎片化,往往在包里放一本古书,在陪孩子上辅导班的时候或在坐火车的路上等,随便翻上几页。写文章后必须核对原文,我一般采取从那篇文献的开头来读,读到我引用的地方为止,如果时间充裕,就把这一篇文献都读完。日积月累,也能感觉到自己在慢慢提高。但真正让我感到有质的飞跃,还是在对词汇问题的系统学习研究之后,在理论上多下一些功夫,确实能事半功倍。

研究生阶段时间有限,所以我建议尽早确定选题,尽快进入研究状态。不用担心自己知识储备不够,研究能力不足,完全可以在研究中学习提高。我经常跟学生讲,从理论上讲,你学习到一个知识,就可以用以解决其他问题,关键在于脑子里得有问题。如果能早一点确定选题,就能早一点熟悉相关研究领域,总结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可以取得突破的方面,再来阅读和学习,就更有针对性,也就更容易发现需要的资料和成果,更容易取得突破。我认为以研究带动阅读学习,应该是解决研究生阶段学习时间有限的最好办法之一。



对初涉出土文献的硕博士生来说,您认为哪些学术训练是必要的?在此过程中应该具备或增强哪些方面的基本技能/素质?您在此期间是否也走过弯路,是否可以结合您的具体经历分享一些经验教训?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学科的专业基础知识。陈寅恪说“求专门学问应下基础工夫”。对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学习来说,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等语言学知识,都是必须要熟悉的。这点很多先生都谈过。我自己也写过一篇《古代中国研究需重视语法知识》,发表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讲语法知识在古文字释读上的作用,据说还有点影响。这里再说说词汇知识对我出土文献研究能力的提升。2009年我写《也说师鼎铭的“困伯太师武”》,根据文义确定“困”是遵循效法一类意思,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读法,后来突然醒悟,应该读如本字,“困”表示遵循效法之义,不是它的词汇义,而是语境义。2014年通审北大儒藏《广雅疏证》点校稿,认真学习领悟了王念孙探求词义语源的研究方法,随后就写出两篇研究文章《玃之诸名考》《〈说文〉“孛”释义》,都在2018年发表。《语言科学》发表过两篇词汇研究文章,研究对象的词义核心都是我在审稿时提出并被作者接受的。前几天魏宜辉老师讲汉印人名,我向他汇报听后感,认为“茀胃”“魁儡”“昆淪”就是文献中的“沸渭”“傀儡”“昆仑”,核心义都是大、盛,用于人名是希望被命者能够高大强壮。可以说,词汇学知识帮助我拓宽了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

其次应该是逻辑分析能力。我中师时就上过逻辑学等课程,自己又是理工科思维,逻辑思维能力稍好些,感觉在研究中受益不少。例如硕士时读裘锡圭先生《说“白大师武”》一文,觉得裘先生因“”字异体作“”遂认为其偏旁“”也是“”字,在逻辑上可能并不周密。因为文字学上存在义近形旁通用的情况,二者也可能是近义词。又读裘先生《释南方名》,注意到“因”字的形体变化,才确定这个字应是“困”字的变体,与“”义近。又因为注意到义近偏旁通用有条件限制,才想到刘体智、李老师等把曾姬壶铭文从“首”从“戠”之字释为“职”字异体可能不正确,后来改释为“戴”字异体。义近形旁通用现象的确很有意思,我现在正在指导我的研究生刘学怡研究这个问题。再如战国文字中的“”,学界因它跟“助”字为异文,又在上博简《有皇将起》中跟鱼铎阳部字押韵,遂认为其字就是“助”字异体,一时已成定论。其实从逻辑上讲,押韵只能确定一个字的韵部范围,无法确定它的声母,不能排除这个字是一个意思与“助”相同、韵母跟“助”相同或相近、但声母跟“助”不同的另外一个字。我写《释“”》一文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可以不同意我的结论,但不能不同意存在这种可能,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远未定论。最近看到有学者撰文批评我的说法,说战国楚简中有“助”字,可以证明楚国有“助”词,并非先有“”词,到了两汉时期全面替换为“助”。这是误解了我的逻辑,从逻辑上讲楚国有没有“助”对我的结论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有“助”,就是先秦楚国有“助”“”二词,两汉因“”被替换为“助”,导致二词合并,字词合并正是我现在正在研究的课题;如果没有“助”,就是单纯地“”被替换为“助”,两汉的“助”来自其他地域。战国楚简中有“助”我是知道的,因为既不是对我有利的证据,也不是对我不利的证据,是一个无效的资料,所以在那篇文章中就没有提。

最后应该是搜集文献的能力。很多学校都有文献检索与利用之类的课,就是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定期“巡视”图书馆,花一上午时间,从头到尾把语言、文学、历史考古、哲学、工具书、期刊等架子上的书都瞎翻一翻,都留一个印象,这样一旦需要就知道该找啥,上哪去找。我也定期逛书店,新书店、旧书店、旧书摊都逛。大学时学校西门是旧书摊一条街,几乎每天吃过中午饭后都过去转一圈,《卜辞通纂》《说文解字通论》都是在这条街上买的,对我备考研究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新书店我一般去黑龙江大学旁边的学府书城、菁华书店,《朱德熙文集》《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中国古代文明十讲》都是在那里买的,后来读研究生才知道,李老师文集在北京已经脱销了,哈尔滨是边远地区,研究古文字的人少,我才能捡漏。这个习惯在研究生阶段一直保持着,直到工作。现在时代不同了,很多书都能在京东、当当、孔夫子旧书网买到,逛旧书店的时间成本太高。不过这个习惯培养了我搜集文献的能力,研究中但凡需要补充某一方面的知识,总能很快找到合适的文献。



博士论文(俗称“大论文”)是求学阶段奉献给学界最重要的“礼物”,也是人生旅途的新起点。您当时从最初的大论文选题构思直至最后成功完成一定有很多经验教训,您是否可以结合具体实际从论文结构、研究思路、写作方法以及时间的把握等方面为在读博士生同学提供一些意见或建议?对于博论题目的延展性以及与日后工作研究方向的选定之间关系,您是如何看待的?

博士论文的写作我前面讲过了,是李老师给我选定的,可以说是一篇命题作文。李老师同时也给了我论证方法,举正反两面的典型例子。我只要把这一命题细化分解,分别论述都有哪些具体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有什么重要作用即可。关于都有什么作用,我起初想了可以帮助考释古文字和可以判断他人古文字考释的得失两种,后来又向上拔高增加推动历史比较法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树立科学的古文字形体观与古文字考释观两种,就是博士论文的第二章。我根据笔画的变化把形体特点分三类,省写、增羡和变形,省写包括借笔。李老师提了两点意见,一是借笔应该跟省写分开,二是要增加其他一类,以保证逻辑的严密性。我只采纳了后一意见,坚持把借笔归入省写,因为我的分类只考虑笔画的变化结果,不考虑方式和原因。四类下面再分若干小类,再加上综合运用,从这些方面分别论证掌握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的重要性,就是博士论文的第三章。我又参考冯胜君、陈剑、洪飏几位先生的博士论文,确定一定要有“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就是博士论文的第四章。第四章主要举反面例子,第二、三章主要举正面例子。论文的难点在于如何选择例子,能不能找到最典型的例子,确实需要大量的阅读和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李老师说例子的选择也见功夫。

我因为采用典型考释作为例子,一开始写的时候往往大段大段节录相关论著,李老师很早就制止了我,他说这样写等于变相偷窃,所以后来写的时候除最关键的论证部分都变成转述,最后论文篇幅大大缩小,只有可怜的10多万字。写小论文也因此更加注意,不敢字数不够引用来凑。那时北大还不兴查重,感受还不这么深。这些年对查重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我的一个学文学的同学因为博论上了知网竟导致其中的论文不能正式发表,才知道老师多么有先见之明。

博论题目的延展性跟日后工作研究方向选定的关系,一般来说应该有很大关系。因为博论一般来说是一个人一生中用力最深的作品,作者在这方面积累使得他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占据优势,更容易取得高水平成果。博士论文所用的理论方法如果比较成熟,还可以用以从事其他相关研究。所以我认为,除非是博士论文特别失败,或者是存在外部环境的干扰,否则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一定会成为日后工作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事实上,我认为任何一个题目只要你认真做过一段时间,都具备一定的延展性,都可能成为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我博士论文做的是理论研究,虽然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发表过任何理论研究文章,但我确实一直在思考,我的一些理论认识已潜移默化地体现在我的具体研究中。我硕士论文虽然是做一篇竹书的研究,但因为跟《礼记》《孔子家语》有关,可以延展到二书的成书研究上,前者就是我主持的教育部项目“出土先秦古书与《礼记》形成研究”,后者邬可晶兄做过,再往上还可延展到古书通例的研究上。上博简《武王践阼》等篇跟《民之父母》是同一个书手,它们的发表自然引起我的注意,做了大量的研究,发表过六篇论文,尤其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子路〉篇残简》一篇,是我多年追踪这几篇竹书才有的发现。目前为止,硕士论文对我日后研究方向的影响甚至比博士论文还要大。



目前学校普遍要求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需要发表数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俗称“小论文”),在读博士生都面临着小论文发表压力以及来自朋辈的压力,您能否在小论文撰写(行文表述、框架建构等方面的写作方法技巧)以及投稿等方面分享一些经验?

我的经验是多练多改。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李老师鼓励我们多炼笔,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尝试写出来,这样既能细化思考,又能提高写作能力。一开始学写论文,可以找几篇写得比较好的文章作范文,大到结构框架,小到行文表述,都可以模仿。模仿多了,水平就上来了。我记得李老师在写作某篇论文时用了“这得从古文字中的某字的一种特殊写法说起”,觉得很好,就在好几篇论文里用了类似的表述。我还有一个习惯,第一天没写完的论文,第二天早上开始接着写之前总是从头读一遍,边读边做一些词句的修改。一篇论文写下来,有些章节可能反复改过十几二十遍。另外,就是思考和写作都要细致,细致了就容易周全。正面的反面的可能,有利的不利的证据,尽可能都想到,一一摆出来,都做出合理的解释,结论才能让人信服。千万别让审稿专家替你完成论证过程,万一审稿专家发现不同的可能、不利的资料,而你没注意没解释,论文就非常容易被直接杀掉,而你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前面所讲的我《释“”》一文没有提到楚文字的“助”字资料,假如审稿专家是批评我的那位先生,就很有可能不能正式发表。最后,是要注意层次和条理。我们写论文一般都要有研究综述部分,按照时间顺序一个一个介绍当然不算不好,但不如总结出都有几种不同说法,相同说法之间是否存在细微的差别,这样论述更有条理。

我现在发表的论文数量虽然不少,但是面很窄,主要集中在出土文献和语言类专业期刊,而且刊物重复比率非常大。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投一些非专业的期刊经常会石沉大海,或者收到的审稿意见不很专业。后来我做编辑,颇能理解这种情况,这些期刊主要是找不到专业的审稿专家来审,只能置之不理,或说些外行话。因此这些年来,我大大减少非专业期刊的投稿。评职称考核都需要发高等级期刊,博士生要毕业也是,我一般做好持久战准备,一篇不行再投另一篇,有的投了四五次才中,有的投了七八次还没中,这些事情没法控制,只能多备些文章慢慢尝试。我的论文发表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很多都经历过“慢慢尝试”,不过我还挺喜欢这样的节奏,可以让我有时间慢慢打磨提高,一些发表比较快的文章,就容易留下遗憾。另外多注意期刊的风格和偏好。例如有的期刊不接受已经在网上或会议发表过的论文,已经发表过的网文或会议论文,即使再好,也不要投了。我有一篇文章曾在简帛网上发表,后来投给《历史研究》,已经通过匿审进入修改阶段,但他们发现已在网上发表,就给退稿了,让我非常懊恼。再如有的期刊对文章长短有偏好,有的喜欢短小精悍,有的喜欢长篇大论,《语言科学》属于后者,所以文章再短小精悍,也不要投给我们。



在繁重的教学科研条件下,您通常是如何保持好的心态,又是如何面对压力的呢? 

我的调节方式很奇特,以前读书写论文都要打开视频软件,放一些电视剧,一边听电视剧一边工作,遇到精彩的地方还停下来看一会儿。如果专心工作,非常容易睡着。电视剧特别爱看港剧,大陆的也看,武侠,谍战,反特,手撕鬼子,越扯蛋越爱看。现在喜欢用喜马拉雅播有声小说,修仙,穿越,神异,越玄乎越爱听。更喜欢看美剧,不过想要好好欣赏就必须完全停下手上工作,所以得找闲暇时间来看。我想可能是我的工作生活太单调了,不用这些东西调剂一下,可能会憋闷死。



2020年初,教育部正式推出强基计划,汉语言文字学(古文字学方向)等基础专业又迎来了新的机遇。您对秋季学期即将入学的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的本科新生有什么好建议?(学习经验、入门著作推荐等)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本质上是古代书面语,所以研究者必须具备上古汉语语言能力,这就需要多阅读古书和出土文献原材料,培养感性认识,再努力学习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等上古汉语语言知识,增强理论认识,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培养出阅读古书的能力,才能学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各个学科的知识都要学一些,文学啊,历史啊,考古啊,文献啊,尤其是文学不能废弃,学习不仅仅为做学问,更为修身。

入门著作有很多,但我不想推荐任何一本。因为我建议初学者都找来一起对着看。例如古文字学方面的理论著作,我当然推荐唐兰先生《古文字学导论》,但李学勤先生《古文字学初阶》,林澐先生《古文字学简论》,黄德宽先生《古文字学》,陈炜湛、唐钰明先生《古文字学纲要》,陈世辉、汤余惠先生《古文字学概要》等,都是极好的著作,还有一些类似的著作,都有它的长处,把它们放在一起对读,取众家之所长,应该是最理想的读书方式。



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好与导师(组)/同学的人际关系?

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每个导师的风格也都不一样,但我想要跟导师建立良好关系也很简单,就是认真学习导师的著作,牢记导师教导过的话。当导师看到你因听从他的教诲而逐渐进步,你们的关系不可不能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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