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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历次武装起义中，是影响最大、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次。孙中山说过；“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建国方略》) 对这次起义的巨大历史功绩，以及烈士们的崇高革命气节，在所有近代史论著中几乎从无异词，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指出这次起义中的弱点和错误，也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些批评，例如认为它企图以一支敢死队去突袭一个战略据点，求得侥幸成功；批评黄兴在准备尚未就绪、联系未及周密的情况下，临时决定起义；或者把它归结为一次小资产阶级狂热所支配的军事冒险行动；这些，我觉得不太公平，同事实也有所出入。 我们先从这次起义的准备说起。 那时候，国内的政治局势确实发展得很快，各种社会矛盾正在迅速激化，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但许多革命者的认识却很不足。他们由于多次起义的失败，特别是19lO年广州新军起义的失败，沉浸在一片悲观失望中。谭人凤写道；“时在东同志概灰心，党事已无人过问。宋钝初(教仁)亦拟避人避世，遁迹烟霞。”(《石叟牌词叙录》)可是，孙中山却没有灰心。他在致南洋各地革命党人的信中，分析了形势，提出再接再厉重新组织起义的任务。他说：“乃者时机日逼，外而高丽既灭，满洲亦分，中国命运悬于一线，内而有钉门牌、收梁税，民心大变，时有反抗。吾等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机局已算成熟。”以后，他又激励大家：“国内革命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吾辈有计划，有勇气，则事无不成。”(《胡汉民自传》)应该承认，孙中山这种积极态度是对的。广州起义的具体领导者黄兴、赵声对孙中山的这种主张是坚决支持的。 起义的地点选择在哪里，也经过反复的斟酌。最后为什么确定在广州?主要着眼点是革命党人在广州新军中有着较好的基础。黄兴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弟与伯先(赵声)意，以为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此次新军之败，解散者虽有一标及炮(二营)工辎四营之多，然二标及三标之一营，皆未变动”“而巡防队兵卒之表同情于此次反正者甚众。”“省城一得，兵众械足，无事不可为。”而起义日期定在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也同农历四月初有新军二标退伍之讯直接有关。对长江流域一带的新军和会党，他们并没有忽视。黄兴事先给居正的一封信中说：“吾觉举事。须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黄克强先生全集》)并且拨给了湖北革命党人一笔活动经费。 起义前的具体准备工作做得也比较认真。事先，革命党人在南洋和美洲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筹募起义经费的活动，共得十八万元。并从海外购买枪支弹药，先运到香港，再藏在头发包、米包、外国颜料罐头、嫁娶礼物等里面，大量运入广州。广州城内所设的秘密机关，据邹鲁的不完全统计，就有三十八处(临时寄居借用的还不在内)。对起义力量，更作了多方面的准备。黄兴在一个报告中说：“发动计策，原以军界为主要。从前运动，只在新军。此次调度处之设，则兼及他巡防、警察。惟警察无战斗力，防营自举办清乡以来，驻省不常，故仍视新军为重。新军有枪无弹，所有仅备操时数发之用。则必有死士数百人发难于城内，破坏其重要行政机关，占有军械，开城门以延新军入，然后收占领省会之全功。”同时，他们也考虑到以往历次起义中临时运动的军队、会党等常常不听从指挥的教训，因而精选了这样一批能由起义领导机构直接掌握的骨干队伍，作为发难的先锋，称为“选锋”。它的人数最初定为五百人，后又增至八百人。这只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想单靠这支队伍的突袭来取得侥幸成功的。 4月23日，也就是起义前四天，黄兴秘密潜入广州，建立起义指挥部。他一到，广州各起义机关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大家都知道起义该在这几天内了。但就在这时，整个局势却出人意外地突然恶化了。24、25日，从新军驻地燕塘传来消息：清方下令将新军的枪机全部缴去。同时，天字码头等处又连续开来装运惠州陆路提督所部巡防营的长头蓝布篷船。很明显，起义的消息已经泄露，敌人已经作了严密的戒备。这时，起义领导机关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起义的准备已如箭在弦上，难以歇手；但敌人既经有备，正在张开罗网等候革命党入的投入，原定的计划就全给打乱了。这一切又来得那样突然，使黄兴感到措手不及，十分徬徨。 而局势却还在继续恶化。 “其后，城中站岗警察亦俱佩戴武装而大索城内住户。‘党人遍布城内中’等等流言几于尽人皆知。一两日来之风云，转瞬而变。凄惨气象，已垂罩四城。到此确认吾党中必有侦探，已将事情告清吏矣。改期之说，已在一般同志考虑中。”(陈春生《广州三月二十九发难决定之经过》)接着，始平书院．三眼井等满储手枪炸药的重要据点先后遭到清方军警的突袭和破坏。在这种极端危急的形势下，黄兴被迫在4月26日晨决定起义改期再举，并且致电香港总部停止将集合待命的大批党人继续派来广州。当天，城中数十秘密机关陆续收束，已经到达广州的选锋也开始分批撤回香港。 但是，黄兴的内心是异常矛盾、异常痛苦的。为了准备这次起义，动员的人这么多，牵涉的面这样广，大量的军械弹药都已运入城内。所谓改期，其实无异于取消。原先一切努力，至此全部付诸东流。特别是，在黄兴看来，以往起义的多次失败已经使革命党人在海外募款的信用日益不佳。这次起义前后用款十多万元，如果一无成效就自行解散，以后还有何面目去对这些资助革命的海外华侨?“人将疑其诳骗，是绝后来筹款之路也。”(邹普《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因此，他决心拼个人一死，来酬答一切。改期的决定一下，他就喃喃地说：“我既入五羊城(广州)，不能再出去。”“余人可迈步出五学城，惟我克强一人必死于此矣。”但是，抱有这种思想的不只是黄兴一人。如林文(时塽)，虽明知时机败露，难望有成，但看到黄兴的态度后也说；“大举不成，尽可做一场大暗杀。克强既决志，吾人拢在一起同拚命耳。”喻培伦(云纪)也表示：“非干不可，彼一人亦干。”参加选锋的人中，不少人远历重洋，潜返内陆，来时就不作生还之望，也极力赞成。加上传来消息说：清方调到广州的巡防营中也潜有党人，准备响应。于是，黄兴又在当晚决定率领剩留在广州的一部分选锋作孤注一掷，仍按期起事。这时，“诸同志热度可沸。认定此处为大暗杀，非复为军事布置，人数多寡不必计量，临时能拾回多少便算一回事耳。”(陈春生《广卅三月二十九发难决定之经过》) 这便是最后决定起义时的实际情况。 这几乎是一场处于绝望下的战斗。而遭遇的却比想象中最坏的情况还要坏。当黄兴亲率选锋一百多人扑入两广总督衙门时，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座早就有备、几乎撤退一空的空屋。革命党人撤出督署时，林文见到开来的巡防营，以为是前来响应的，上前招呼，反被击毙。以后又开来一队巡防营，党人首先发枪，打死的却是据说已联络好的哨官温带雄。而负责联系巡防营的姚雨平这时却连影子也找不到了。黄兴等原来最大的希望一直寄托在城外的新军身上。起义发动后，他们从人数那样少的队伍中还抽出一部分人去进攻小北门，想接引新军入城。但万没有想副：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根本没有接到何时起义的通知。“至发难围攻督署时，吾等军中同志犹未知之。”“吾军中平时不发弹药，此时望穿秋水，又不见接济到来。以是各同志只得袖手旁观，相对疾首而已。”(何振《广州新军之动态》)新军中不少党人听到起义发动的消息后，只能“相率登高探望火势，略大为之色喜，略减为之不悦。如此数次，火竞低灭，各皆丧气，而回至平地。”(马锦春《黄花梦影》)“双方失了联络：选锋同志在城内望燕塘；新军同志在燕塘望城内。”(莫纪彭《何振事略》)其它原有联络的民军等宣布改期后已经遣散，不及重集。留港的三百多人接到黄兴决定仍按期发动的电报后，也因时间来不及，无法赶到广州。结果，就成了黄兴率领的一百多选锋在城内孤军奋斗，以致壮烈失败。 这次起义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而失败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到此结束。推翻清朝政府的斗争，本来不是只靠一两次的冲击就能完成的。“三·二九”广州起义有如平地一声春雷，激起了一系列强烈的连锁反应。 “一时风声所播，全国震动。虽夙不赞成革命者。得知林时塽、方声洞、喻培伦等七十二人死义之勇，与海防诸同志据米店为守、以数人抗巡防营千余人，相持至二日夜之久，卒能脱险而出之事，无不奔走相告，眉飞色舞。”(曾杰《黄花岗与中部同盟会》)武昌起义的一位参加者说；“三月二十九日广东之败耗达来武汉，同志等更愤求速进。”(黄元吉《湖北革命秘密时组织暨辛亥起义真像战争实地之经过记》)就在这次起义失败后一个多月，武汉两个重要革命团体文学牡和共进会就开始商议联合，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可以说：半年后武昌 起义的发动同这次起义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自然，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没有实行同工农的结合，因而他们的力量从根本上说是孤弱的。在起义的准备和发动中，也有许多急躁，不严密和不恰当的地方。这些都是事实。但那时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不再容许任何拖延和等待了，而革命的力量暂时还那样微弱，他们当时又不可能做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行同工农相结合。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他们毅然决然投入了起义的准备和发动。在起义前，认真地考虑了各方面的复杂情况，努力做了他们自以为所能做到的一切准备；而当起义即将发动、局势突然发生事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急遽变化时，尽管起义的胜利看来已难以实现，仍然以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付出自己的鲜血来鼓舞人民继续奋斗。陈可钧烈士在敌人法庭上慷慨陈词；“事之不成，天也。然以唤醒同胞，继志而起，愿足矣。”对这样的革命者，我们是尊敬的，是深深受到感动的。当然，他们有弱点，有错误。“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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