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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知识 潘兆明 【带点字用中括号】 变异和常规 北大中文系办公室门口黑板上写着这样一条通知：“今晚在礼堂放映法国故事片《疯狂的贵族》，票价两角，售完为止。”两个教员看后，甲问乙道：“怎样?今天晚上去【疯狂一下】吗？”乙回答说：“我可【疯狂不了】啦!明天一早还有课呢。”这一问一答，按汉语的常规表达方式来看，是很不台逻辑的，但在当时这一特定的场合中，对话双方却谁也不会产生误解，这两句对话所表达的意思，不但和“怎样?今天晚上去看《疯狂的贵族》吗?”“我可看不了啦!明天一早还有课呢”这样常规的说法同样地明确、请楚，而且，还外加了某种幽默诙谐的情味——修辞色彩。这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采用某种小变化、小创新来适当突破语言表达的常规，使它产生某种特定修辞效果的作法，我们称它为语言运用中的变异现象。许多修辞手段，都是通过这种语言的变异方式来体现的。但是，这种语言的变异运用，却远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变异的条件 运用变异手段需要什么条件呢?主要有两条。 首先，它必须依存于一定的语言环境，否则，变异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达意。这里所谓的语言环境，在口语里是指说话当时的具体场合——包括时间、地点、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情况等等。比如上面所举的那段“疯狂一下”和“疯狂不了啦”的对话，只有两人在同看了有关放映《疯狂的贵族》影片的通知这一特定环境中，才能进行，对话双方还多半是知识分子，而且还得是关系相当密切，平时打趣惯了的人。没有上述这些条件，这一变异格式就难以成立。试想，如果你在马路上没头没脑地问一个行人“今晚去疯狂一下吗?”对方准会莫名其妙；而如果同时看这通知的是一位老教授和一位青年学生，他们之间也决不可能运用上述这种变异形式来对话，否则就会显得极不得体。而在书面语里，语言环境则是指一定的上下文关系。且看下面的例子： ①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可以“救国”呢。 (鲁迅《这个与那个》) ③苏东坡游赤壁，用了八个字：“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总结了赤壁的风景。从东坡先生起至今天，也不知有多少画家。按照这八个字画了山水画。这样写东西，就不是【学生腔】，是【先生腔】了。 (老台《怎样丢掉学生腔》) ⑤《【文化列车】》破格的【开到】我的书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开车】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遭了近来有这样一种杂志，并且使我看见了杨部人先生给我的公开信，还要求答复。 (鲁迅《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④他对孙吉人、王和甫两位瞥了一眼，他那眼光里燃烧着勇敢和乐观的【火焰】。他这眼光常常能够【煽旺】他那两位同事的热情，鼓动他们的幻想，坚决他们的意志；…… (茅盾《子夜》) 不难看出。上面四个例子中所采用的变异手段，都是受具体上下文的制约的。这种制约关系，可大别为两类；例①．例②，分别根据上文中的“阔人”和“学生腔”，临时创造出“狭人”和“先生腔”这种词语的变异格式，上下之间构成一种对比关系；而例③中用“开到”代替“放到”，用“开车”代替“出版”，显然是从前面《文化列车》的刊名引发出来的，正象例④中用“煽旺”代替“激发”是从上文“火焰”引发出来的一样，上下之间是一种承接关系。但不管是对比也好，承接也好，它都依存于一定的语言环境，脱离了特定的语育环境，任何“变异”都是站不住的。 其次，变异的运用，还必须使它在表达本意的同时，能外加某种修辞的色彩，否则，就不成其为变异，而是实足的语病了。比如；“欢迎阁下在您认为方便的时候再次来我们这里作友好访问。”“对你们的盛情邀请，我非常感谢。我很乐意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再次与您会晤，并就更为广泛的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这样的对话，放在外交场合，应当是台乎礼仪的常规的表达方式，因为它除了“邀请”和“接受邀请”这一本义外，并不附加某种特殊的感情色彩。但如果同祥的对话，故 意用在了两个老朋友的日常交往中，那就会成为一种变异，因为这时，这段对话除了表达出“邀请”和“接受邀请”这一本义外，还附加着某种幽默的、戏谑的色彩。这种附带的感情色彩，正是运用变异手段的人所希望取得的修辞效果。如果说话人主观上并没有这种修辞的愿望，那就不成其突破常规的变异，而是违反常规的语病了。比如，一个外国留学生一本正经地跟老师说：“明天您如有空，我找您会谈会谈好吗?”这时，老师多半会纠正他说：“你这句话中，‘会谈’这个词用错了，这里应当说‘聊聊’或‘谈谈’。”记得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笑话：一位教师一一解答了某个学生提出的许多问题后，鼓励他今后应继续发扬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一个学生听后严肃地答道；“老师的话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要学到真才实学，非得有这种不耻下问的精神才行。”这里，“不耻下问”四字，显然用得大错特错。但如换一个场合，在老朋友之阿开玩笑地说，“我向你不耻下问一个问题”，这就成了一种带有幽默色彩的变异。 变异的界线 是否只要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通过一些变革或创新，体现出某种修辞色彩，就说它是一种变异呢?似乎不能一概而论。主要还应看它是否突破了汉语表达的常规。但在如何才算“突破常规”这一点上，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见解。广义的认为只要是平常不大这么说的，现在故意这样来说，并以此强调出某种修辞色彩的，都应算作突破常规的变异，狭义的则认为只有平常绝不说的，现在故意这样说，才算突破常规。且看下面这两组例子： 甲组： ①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 ②尤其使矛盾尖锐化的，是吴老太爷的真正虔奉《太上感应篇》，完全不同于上海的借善骗钱的“【善棍】”。 (茅盾《子夜》) ③东屋婶跟福贵说：“看你娘那病恐怕不中了，你也该准备一下了。”福贵也早看出来，就去寻王老万。壬老万说。“什么都现成。”王老万的“万应堂”是药铺带杂货，”还存着几口【听缺】的杨木棺材。 (赵树理《福贵》) 乙组： ④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秋夜》) ⑤毒太阳晒得马路上的柏油发软，汽车轮辗过，就印成了【各式各样】的花纹。满脸黑汗在这柏油路上喊卖【各式各样】“快报”的瘪三和小弦子，也用了【各式各样】的声调高叫着【各式各样】矛盾的新闻。 (茅盾《子夜》) ⑥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车，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假若不快跑的话】。 (老舍《骆驼祥子》) 甲组例①，例②中的“一触即跳”和“善棍”显然是临时生造出来的，因为汉语中只有“一触即发”和“恶棍”的说法。例③中“听缺”一词，虽然是汉语所圆有的，但它本是旧时的官场术语，指有空出的职务等待任命之意，一般决不能用来形容尚未有主儿的棺材，这里是明显的临时借用。象上面这类的临时生造和借用，只要一离开特定的上下文，它们就难以成立，或就会产生误解，不臂从广义或狭义的角度看，它们都应算作语言的变异运用。但乙组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例④中，作者不直截了当地说“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而偏要这样的大绕弯子，将两株枣树分剐点名，显然不仅在于要告诉读者墙外有着什么树，而且在刻意渲染一种单调、寂寞的气氛。又如，按汉语的表达习惯，在一段话中，一般应尽量避免词语的重复，但例⑤却故意四次重复了“各式各样”这一熟语，给人以突出的印象。而例⑥则是在一个主从复句中，故意把表示假设的条件从句放在后面，这也和汉语的通常表选习惯不相协调。从广义来看，这一类似乎也是一种不同于习惯表达的变异，但如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格式仅仅是不大说而已，而绝非不能说。例④、例⑤只是故意说得罗唆一点，例⑥这种带有临时补充性的说法在口语中也并不少见。总之，这类格式虽不常用，但它却并不依存于特定的上下文，它在任何场合都站得住，实际上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合乎汉语表达的常规的，所以，严格地说，乙组各句就不宜看作是一种变异，至少不能算作是基本形式的变异。否则，就会把变异的范畴漫无限制地扩大了。 但话又说回来，即使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汉语的变异和常规之间也并无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互相渗透的关系。因为运用变异的手段就十分多样，尤其在语言风格的变异方面更为突出，甲时甲地的常规说法，用之于乙时乙地就可能成为变异(如上文所举的“邀请”和“接受邀请”的对话)，所以想用一刀切的方式来划清常规和变异的界线，是很困难的，而且，从表达实践来看，也不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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