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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书名解 姚止庵说：《素问》之名，王太仆不解其义，并不知其着于何代。考之汉张仲景撰《伤寒论》，云本之《素问》。自是而降，晋皇甫士安云，《素问》论病甚精；王叔和撰《脉经》，云出于《素问》、《针经》；《隋书·经籍志》载有《素问》之目。由是言之，《素问》之名，始于汉代，而迭见于晋、隋也。（按：仿林亿等《素问·新校正》语） 金栋按：《素问》之名首见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序》。有学者以为，“原序”亦并非全系仲景所为。如钱超尘、胡希恕等认为，《伤寒论》原序的部分文字，不是出自仲景之手，有后人沾益的部分。暗指晋代王叔和作伪。 中医文献训诂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钱超尘先生说：“《伤寒论序》中的两段文字非为张仲景自撰，乃出于后人之手。《伤寒论序》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一十六卷。’从‘撰用’至‘《平脉辨证》’计二十三字，以及《伤寒论序》‘夫天布五行’至‘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非张仲景所自撰，而为后人所增入。”（冯世纶《解读伊尹汤液经·第三篇钱超尘<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考>》） 近现代中医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说：“《汤液经》见于《汉书·艺文志》，晋代皇甫谧于《甲乙经·序》中谓：‘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可见仲景著作大都取材于《汤液经》。谓为论广者，当不外以其个人的学识经验，或间有博采增益之处，后人以用之多验。《汤液经》又以失传，遂多误为张氏独出心裁的创作，因有‘方剂之祖’、‘医中之圣’等无稽过誉的推崇。……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只以仲景序言中有‘撰用《素问》、《九卷》……’的为文，遂使注家大多走向附会《内经》的迷途，影响后来甚大，其实细按其序文，绝非出自一人手笔，历来识者亦多疑是晋人作伪，近世杨绍伊辨之尤精。”（《胡希恕讲伤寒杂病论》） 由于晋王叔和伪撰张仲景自序，致使后人误认为《伤寒杂病论》是“撰用《素问》、《九卷》”等而成，遂使后人误读几千年。从内容分析，《伤寒论》与《内经》无关。 《素问》之名，史志所载首见于《隋书·经籍志》，名《黄帝素问》有二处。一云：“《黄帝素问》九卷。梁八卷。”一云：“《黄帝素问》八卷。全元起注。”但二者是否就是同一本书，不得而知。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考证，“《素问》之名，其必出于仲景之前”（见《集解·附录黄帝内经考》），但不知日后是否有地下出土文献证实？ 金栋按：《素问》释名，《集解》引《新校正》云、马莳说及长尾藻城《先哲医话集》引《技养录》等三家之说以释之。其中引马莳说，认为“《素问》者，黄帝与岐伯、鬼臾区、伯高、少师、少俞、雷公六臣平素问答之书，即《本纪》（按：指《史记·五帝本纪》）所谓咨于岐伯而作《内经》者是也”。此说不当。国医大师张灿岬先生说：“此书内容，虽设为黄帝与岐伯、伯高、少师、少俞、雷公、鬼臾区等君臣七人论医之书，实则乃依托之作。” 今本《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经，她名为《黄帝内经》，经文大多以黄帝问、岐伯等六臣子回答的形式叙述。 黄帝载入正史，始于《史记》，且居于《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之首，就是作者承认，中国的文明从黄帝开始。这是因为司马迁时代，百家言黄帝，且到处都有黄帝的遗迹，于是尽管关于黄帝的百家言“不雅训”，《史记》还是从黄帝写起。此举意义深远。国人至今自称炎黄子孙，显然是《史记》的影响所及。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大殿的匾额上，就大书“人文初祖”。海内外华人、包括历代最高政府的代表，按时前去拜祭。但须知，所谓百家言黄帝，不是只言黄帝，而是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即《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中记载的五个传说人物。五帝依次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其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是黄帝。尧、舜也为较多人熟悉，颛顼、帝喾则很少人知道。又，虽然炎黄并称，炎帝的影响却远远不如黄帝。 五帝之说来自五德终始的推演，《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就说：“（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五帝虽然来自传说，而且颇受五德终始说影响，但是，从史学角度看，还是很有意义。人类天生有追根问底的兴趣。任何民族都有传说中的上古史，其中无不提及本民族的神祗、先王或圣人。由《史记》可知，司马迁时代，关于上古史的传说人物，主要是以黄帝为首的五帝。这五帝是创造文化的，但是古人对五帝之说还是不满意。司马迁前后，还有“三皇”说。三皇也是创造文化的，而且比黄帝更古老而且神圣。古人对三皇五帝之说还是不满意，于是又出现了盘古开天辟地之说。因此中国的历史，追溯到最早的源头。至迟到明代，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创造文化，已成为国人妇孺皆知的上古史常识。就是毛泽东那样的伟人，也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这不是说他的上古史知识如此陈旧，而是因为他的听众和读者，习惯了这样的成说。总之，三皇五帝之说，由来已久。遍览经、史、子、集，有黄帝为三皇之末说，又有黄帝为五帝之首说。五帝之说在前，三皇之说后起。要而言之，《黄帝内经》出现的时代，必然黄帝之说盛行。而汉代正是“百家言黄帝”。试看《淮南子·修务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可见，当时的学者为了使自己的学说更容易为世人接受，托名著述成为一种风气。这清楚地说明，《黄帝内经》不过是托名黄帝而已，而且，最可能是汉代成书，即应该出现在西汉中期之后。（赵洪钧著，金栋补注《内经时代补注》） 学界多引《淮南子·修务训》这句话作为托名之依据。张灿岬说：“从《淮南子》所论，足证这种依托之风，在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并不少见，亦可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在那样的时代，欲立说立言者，非王侯圣贤不可为，故平民之欲为道者，非托之于王侯圣贤不可。或托诸古，或托诸近。黄帝、神农、伏羲、尧、舜、禹，古帝王也，岐伯、伯高、少师、少俞，古圣贤也。秦昭王、齐威王、近帝王也，扁鹊、文执，近代贤良也。足以说明，人欲立说、立言，人欲传道、传术，依托于帝王、圣贤，则道可立，术可传，是有其道理在焉。所以依托之风的形成，在古代只有帝王、圣贤才能具备和掌握知识的特殊历史时期，普通人士，欲建立和传承自己的学术，利用依托之法行之，乃是历史上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现象。” 然李零则认为，其所以“依托”，乃由于“家法不明，往往假借黄帝君臣或其他古代圣贤相互问对的形式写成”，“如汉代流行的数术方技之书就是如此（黄老之术中的‘黄’就是如此）”。所谓“家法”，是指“或父子相传，或师弟相授，如六艺经传及诸子”（《待兔轩文存·读史卷》），而纵观《黄帝内经》这部著作，是不具备这种“家法”的。依托既不是伪造，更不是伪书。“古代的技术传授习惯采用‘依托’的形式”，“是古代实用之书表达其技术传统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同于伪造”（《待兔轩文存·读史卷》）。李零说：“技术传统都是累世积淀……古人为各门技术寻根，追上去都相当古老。它不可能像诸子之学有晚近的‘宗师’，当然只好依托。……其来源是《世本·作篇》这样的东西……《世本·作篇》把大多数发明都归于黄帝君臣的名下。”（《待兔轩文存·读史卷》）李零先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现在不会有人再认为《内经》是黄帝咨于岐伯所作了吧！ 一、内经其书 《黄帝内经》是托名黄帝的著作之一。司马迁所著《史记》不曾收录，故一般认为系此后的作品。近代有人指出其中个别章节有东汉晚期的痕迹，疑该书为东汉作品，这两种猜测均不无道理，但并不充分。因为《史记》未曾言及的医书未必不存在。有文物为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医学著作，如《脉法》、《五十二病方》、《阴阳脉死候》、《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脉灸经》和导引学有关文献《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以及张家山274号汉墓出土的《引书》、《脉经》等，《史记》都没有记载，而两处汉墓下葬时间都早于《史记》发表时间七八十年。相反，上述出土医书与《黄帝内经》密切相关，有些内容甚至十分相似。如《素问·上古天真论》同张家山汉墓《引书》的第三部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与马王堆汉墓之《养生方》、张家山汉墓《引书》之第一部分之要义不仅相通，有些地方连表达方式都十分相似。可见以《史记》是否录入作为《黄帝内经》成书年限的唯一评判标准是不妥当的。当然，《史记》的不录起码可以证明西汉初年《黄帝内经》并未形成今日所见的鸿篇巨制。否则以司马迁的卓绝才识和对中国原创医学的深刻理解，不会对《黄帝内经》视而不见的。《史记》未录《内经》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以《内经》为依托的岐黄学派尚未成熟，而自战国以降直至有汉一代，医学界的主流是扁鹊学派，影响极大。司马迁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张家山汉墓所出土之医书有《脉书》、《脉法》而无岐黄之作也就顺理成章了。《黄帝内经》作为医学书籍始载于《汉书·艺文志》。其中医经类图书216卷，经方类图书274卷。自西汉至六朝，经过五次文化浩劫，只有内经十八卷幸免于难，其他已不见踪影。其实就是这仅存的十八卷也并非旧时原貌。经过东汉乃至隋唐众多医家的努力修补，才有今日比较完整的模样。因此，书中自战国、两汉至六朝之修补遗痕历历在目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就全文而言，当以战国末年文献为主。或许已经绝迹的《扁鹊内外经》二十一卷、《白氏医经》三十八卷等的部分精华也有可能在历次修撰《内经》时融入其中。因此，作为先秦硕果仅存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中期以后，而盛行于隋唐。汉末著名文学家王充在《论衡》中写到：“今方技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见者忽然，不御服也。如题曰某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为珍秘。”医家属“方技”，王充说的是医书传播的“名人效应”。古代流传下来的竹简或帛书，如果上面没有标明是某名人之作或者“验过”，那就没有人去理会。如果一旦标上是名人所作就会争相传播。王充把《内经》等一批著作冠之以“黄帝”的时代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事实表明，内经的命运比其他古医书要好的多，这 或许是原因之一。 虽然如此，《黄帝内经》在此后的1800年的传播中仍是命运多舛。自从南北朝全元起第一次注《内经》后，隋唐之际，杨上善将《素问》重新编写成30卷，定名为《黄帝内经太素》。然而不久就已经残缺，直至19世纪末在日本重新发现才补齐全书。而原本之《内经素问》经唐太仆王冰重新整编时，发现全书九卷却已缺第七卷。后虽精勤博访，历时十二载而得旧藏之卷据以补足。然某些内容却因“惧所传非人”而不著。王冰所秘的究竟是那些，至今不清楚。五代之后，北宋一统。重新整理古籍，发现《内经》仅存《素问》，而《灵枢》则残缺。经过 多方努力，才从高丽国请回补足，时元佑八年（公元1096年）。此后，版本相对才较为稳定。虽然，光绪年间曾有武陵顾姓者献《灵素补遗篇》，但并不影响版本的完整性。 我们无意在本文对《黄帝内经》的形成及发展史作全面而严谨的考证。只希望通过这些简单的回顾，能更客观的从中认识《内经》对中华医学文明发展未来的真正意义。上述回顾表明： 1．《黄帝内经》并非黄帝所作，但全书主体应为战国后期之作。确为硕果仅存的先秦医学文献集合，反映了古代中华医学的辉煌成就。不应因发现书中残留东汉及其之后的整理痕迹而贬低其历史地位； 2．没有必要将《内经》置于“圣经”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因为战国以降的数百年时间里，是中华医学文明辉煌的历史时期。作为此时医学主流的扁鹊学派根本没有在本书得到反映。司马迁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当时医学的宗师是扁鹊，而不是岐黄。汉初《淮南子》也指出：“昔者冯夷得道，以潜大川；钳且得道，以处昆仑。扁鹊以治病，造父以御马；羿以之射，垂以之斫。所为者各异，而所道者一也。”冯夷、钳且、造父、羿、垂等均为当时各行各业登峰造极而“得道”的领军人物。扁鹊被认为是“治病”行业的最高代表。刘安的评价，同样未提及“岐黄”。扬雄是西汉末年极负盛名的学问家，他在《法言》一书中评价《黄帝始终》这本书时说：“或问《黄帝终始》，曰：托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夫欲售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终始乎！”有人问起《黄帝终始》这本书，扬雄非常干脆地告诉他说，这是“托”。大禹姓姒，传说其于舜时治水居功至伟，因此，后世巫师作法时要“踏罡步斗”，行走的步伐也都托名是“禹步”。而扁鹊是“卢”这个地方的人，因此，在外行医者也大都自称是“卢人”，希望借老乡之名以自重。《终始》这本书也是想借黄帝之威名以传世。这说明扬雄所处的西汉末年仍然知道扁鹊医道之高明，因此业医者大都以“扁鹊”为托，而不见有以“岐黄”为托者。欲售伪者，必假真。卖假货的都要借助于“真名牌”。可见此时扁鹊仍然是公认的“真名牌”，而“岐黄”还不是。 反观内经的编集者，明显地回避了这一点，甚至有顾左右而言他之嫌。诚如前述，《史记》还明确地指出扁鹊是脉学之创始人。我们相信《内经》编辑者不会没有看到这一史料。但是《内经》说脉学的创始人是一位神话人物“僦贷季”。书中的岐伯不敢说自己色脉所学的出处，只是含糊地称是“先师之所传也”。据班固《汉书》记载，战国至两汉，医学流派除岐黄、扁鹊之外尚有“白氏医经”等大家，文献极为丰富，而内经均只字未提。 3．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先秦文献的大量出土，许多医学史料得以重见天日。对照之下我们发现内经编辑者对古代医学成就的收录，选择标准带有某种明显的倾向性。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十五种医学文献为例，素问的某些章节不仅内容与之相同，而且有的地方连文字结构及表达方式都丝毫不差。这说明内经素材和出土文献之间极有可能是同一源头。如果我们的猜测不错，那么，可明显看出，汉墓某些出土文献，内经编者不仅看过，而且是有意删节，甚至弃置的。《养生方》是马王堆汉墓医书的重要组成，共有竹简二百余枚。分《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四部分，多为性医学养生内容。以《天下至道谈》为例，其中“七损八益”专讲健康的性生活防早衰的意义和价值。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黄帝与岐伯论及由于“阴阳更胜之衰”而引起的疾病。黄帝问道：如何能做到阴阳的协调呢？歧伯回答说：“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言至此则戛然而止。“七损”是什么？“八益”是什么？基本未做交待。“早衰之节”也表达的极为含糊。反观《天下至道谈》，却极为明确地指出“不能用‘八益’而去‘七损’，则行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五十而起居衰，六十而耳目不聪明，七十下枯上脱，阴气不用，淉泣流出。”叙述得非常清楚（参看本书第七章第二节“马王堆汉墓书简帛画”）。 《内经》编辑者显然出于某种考虑而把这些必不可少的内容有意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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