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层行政命名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如果上面招工招干都由大队革委，生产队推荐，那时期年轻人招工向往的有三个好单位：供销社，食品站，粮站。作为一个人民公社社员，如果你没有一定过硬的关糸，那你就靠边站，做梦也别想进这三个富得流油的好单位，因为这三个单位，掌握着每个人的经济命脉，权力大得吓人。  首先讲供销社，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穿的衣服，那时买布要布票，吃盐要盐票，家里点灯要油票，吃的糖也要票或分任务。那时候供销社在每个大队都设有代购代销店，代销员由大队支部及党员组长推选年轻有能力的人，也属于供销社的合同工。如果你关系好，代销员可以有权适当多给些指标；如果关系不好，他有权找个借口给少点你也没办法。  一九七二年的十二月二十，临近春节，我家五兄妹吵着要母亲去供销社扯布打新衣服穿，当时只有四个人的布票，母亲带着我们五兄妹来到合心供销合作社，扯了四个人的布，剩下小妹妹没有布票，小妹生气大哭吵着要母亲扯布打新衣服，母亲只好厚着脸皮向供销员说好话是否可以多扯三尺布，供销员当然不允，还开口骂人：没布票来这扯什么布，还不快走！母亲含泪离开，在邻居家借到三尺布票后，我们五兄妹才缝了五件新衣服。我和弟弟妹妹们穿着新衣服，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后来我有幸被保元大队党支部，推荐为保元大队代购代销员。我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尤其是碰到老弱病残的老百姓就是没有票也适当解决。一天晚上，一位八十高龄的张大爷来到代销店，声音颤巍巍地对我说：“小陈，求求你帮帮我，卖一斤白砂糖给我吃药，你好人有好报。“显然张大爷病得不轻，没钱医治，请草药郎中寻草药治病，那草药又苦又涩，没有糖无论如何都喝不下。我见张大爷两眼深陷无神，面色枯槁，也知道他的家境，可谓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我破例给他称了一斤盐糖，并给他贴了钱：“张大爷我称一斤给你，免费拿走。“张大爷千恩万谢，我的心也得到一点安慰。我任代销员期间受到了供销社领导和保元大队老百姓的一致好评，都称我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代销员。  食品站这个单位也是农村的一个肥得流油的单位。那时农村有送生猪给国家的任务，每家每年要向食品站送一头最少一百二十五斤重的猪。以生产队为单位，完不成任务就罚款，所以每天都有食品站的工作人员到各个生产队每家每户催送生猪。我们那一片的食品站设在桃花坪，称合心食品站，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拿着发的肉票排队买肉，八毛钱一斤。  一九七四年的端午节，家里因经济困难，都是母亲在外面借谷吃饭，家里喂的一头猪由于没粮食喂，弟弟妹妹吵着要吃猪肉，母亲和我用担杠把猪抬到食品站，尚差二斤才达标，食品站那个姓姚的副站长硬是不肯收，后来找到一个远房亲戚，因和姚副站长是熟人，讲了很多好话，扣了十元钱才收下。买了二斤猪肉回家，全家人过了一个快乐的端午节。  粮站也是农村农民可望不可及的神仙部门，多少知识青年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王国。那是一个国营企业，没有后头靠山，你就站在远处流着涎液观望一下而已。那时粮站的工作人员耀武扬威，把交公粮的农民不当人看，彷徨四顾，有类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农民送公粮是国家下达的任务，每个生产队早稻送了公粮就所剩无几，收成好的生产队吃饭可接到晚稻，收成差的生产队送了公粮吃杂粮。”双抢“结束后，生产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安排送粮谷，所以粮站的工作人员可威风，右手拿一根小棍子，左手拿一个本子，来检查质量，吓得你心里发抖：如果说质量可以过关，你那高兴劲那是无法形容；如果质量不合格，你就倒霉麻烦大了，又要挑回生产队重新晒重新过风车。那时候，一个农民除了五六小时的时间睡觉，其余都是辛勤劳作。  一九七六年的七月一日，保元大队第七生产队刚刚搞完双抢的第二天，队长发动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全体社员送公粮，大家响应队长的号召，争先恐后，拿着扁担箩筐，力气大的男劳动力挑一百六十斤至二百斤，妇女挑一百斤左右，浩浩荡荡来到合心粮站，送粮谷的排着长队到石山坪。我们生产队的男女排队，从早晨忍饥挨饿到下午两点才轮到我们，只见粮站验收员这挑谷子看一看，那担谷子瞧一瞧，三个字：不合格！大家的一腔鲜血，倾刻被化成一盆冰水，凝固了。队长站出来说：验收员同志，我们队的粮谷是哪方面不合格。那验收员气势汹汹地说：我讲不合格就是不合格，哪有那么多费话，担回去晒两天再来。验收员的一句话，就是皇上的圣旨，可怜整个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只得强忍着饿着肚子又把谷子挑回去，晒了两天，总算完成了光荣的送粮任务。  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东风，吹到了全国各地，农村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取消了送公粮，遍地的商店、超市代替了以前的供销社，食品站也被历史滚滚而来的洪流所淹没，但以前一幕幕都还经常浮现在我眼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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