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的真相：汉武帝彻底灭掉两家外戚势力的帝王手段｜文史宴

汉武帝时期，曾经发生过两次巫蛊事件，一件是失宠皇后陈阿娇涉嫌诅咒武帝，另一件是卫太子刘据涉嫌诅咒父皇。后一件的后果极为严重，引发了太子刘据与武帝的军事冲突，太子兵败自杀，卫皇后自尽，汉廷中枢政治剧变。

要厘清卫太子巫蛊之祸的整个事件，就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巫蛊”。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中曾对原始文化中的巫术做过描述，他认为在很多原始巫术中，通过攻击偶像惩治仇敌属于交感巫术中的模拟巫术，它所依据的巫术原理是“相似律”——两个相似的事物之间存在交感关系。

基于这种相似律的存在，施行巫术的人可以通过对不同的偶像，诸如画像木偶、土偶、草儿纸人、蜡人等，施以不同的惩罚方式，譬如箭肚针刺、劈裂、束练焚烧埋葬等等，这些统称为“偶像祝诅术”，而最终的噩运将要降临到那个被惩罚的人身上。

如果按照这个解释模式，秦汉时代的“巫蛊”就很符合这种原始巫术的特征。所谓的“巫”，在中国传统典籍中的解释很多，其主流诠释就是上古先民社会的神职人员，与政治权力复杂纠缠。从文化地理来看，上古三代至于先秦，“巫”文化在楚地最为盛行，据《国语·楚语下》记载观射父对答楚昭王：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按照这种解释，“巫”拥有非常人所及的知识与智慧，他们是天地之间的媒介，垄断着对宇宙现象与神秘力量的解释权。汉朝与楚国有着密切关系，文化上受楚文化影响也是可以理解。

那么何又谓之“蛊”呢？“蛊”的原义，是以毒虫让人食用，使人陷于病害。《说文·虫部》云：“蛊，腹中虫。《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

“巫”与“蛊”的结合就意味着拥有超自然能力的“巫”使用“蛊”这种手段来加害于人。在汉代流行的“巫蛊”形式，是将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然后在桐木人上插刺铁针，埋人地下，用恶语诅咒，企图使对方催祸。根据邓启耀的《中国巫蛊考察》一书的定义，中国的巫蛊之术指的是：

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像乃至玉人作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其姓名或生辰八字，或取得被施术者身上的一点毛发、指甲乃至衣物，做法为诅咒后或埋人土中，或以针钉相刺。据说，被施术者就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刺偶像的哪个部位，真人的哪个部位就会受到感应性伤害。为了折磨仇家，施术者往往在偶像上遍钉铁钉并合厌以魔鬼偶像，最后才以巨钉钉心，弄死对方。

虽然“巫蛊之术”是神秘主义文化，甚至相较于儒学，可谓一种邪术。但是，“楚俗信巫鬼，重淫祀”的文化传统影响下，汉廷统治者最初并不禁止“巫蛊”。刘邦在吴中地区时曾“悉召故秦祝官”，命令各县设置官府管理的祠社，并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

初定天下后，刘邦又根据修筑社祠，以长安为中心，根据地域名称设置巫祝，命其按照时令祭祀不同神祇。可以说，楚国的“巫”文化是汉代国家神学建构的一部分，也是在儒学“君权神授”理论建立之前的国家神权理论来源。

汉文帝二年三月，朝廷特别颁布以一道涉及到“巫蛊”问题的诏令：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族，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从文帝的这个诏书看，当时的汉廷对于“巫蛊”之事还是比较宽容的，基本将其视为“细民之愚”。但是，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改变了帝国对于“巫”文化的态度。发生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巫蛊之祸”，涉及多方因素，与汉廷权力斗争、治国政策等复杂纠缠。

《汉书·戾太子传》对“巫蛊之祸”有着比较详尽的记载，其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这句话将“巫蛊之祸”的原因归结为武帝晚年，皇后卫子夫失去宠爱，奸臣江充上位，在他的构陷之下，才发生武帝父子对抗的“巫蛊之祸”。

事实上，将整件事情归结于江充，实在是过于夸大这个人的作用，也是将复杂的政治斗争简单化了。“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这首流行于武帝时代的民歌，很好地说明了出身平阳公主府“讴者”的卫子夫见幸于武帝之后，卫氏外戚集团兴盛的历史。《汉书·外戚传》记载：

先是卫长君死，乃以青为将军，击匈奴有功，封长平侯。青三子襁褓中，皆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军功为冠军侯，至大司马骠骑将军。青为大司马大将军。卫氏支属侯者五人。青还，尚平阳主。

另外，卫子夫的姐夫公孙贺也因卫氏势力而扶摇直上，据《汉书·公孙贺传》记载：

贺少为骑士，从军数有功。自武帝为太子时，贺为舍人，及武帝即位，迁至太仆。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由是有宠。元光中为轻车将军，军马邑。后四岁，出云中。后五岁，以车骑将军从大将军青出，有功，封南窌侯。后再以左将军出定襄，无功，坐酎金，失侯。复以浮沮将军出五原二千余里，无功。后八岁，遂代石庆为丞相，封葛绎侯。······贺子敬声，代贺为太仆，父子并居公卿位。

卫氏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武帝的刻意扶持，用意在于制约外朝集团和旧外戚势力。当卫氏集团过分强大的时候，新的势力就会在皇权的支持下勃兴，起到制衡的作用。当卫氏集团形成气候之后，新兴的李氏外戚集团便成为武帝手中的权力平衡工具。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乐师李延年献出自己的妹子李夫人，换来的是李氏家族的荣耀和富贵。李夫人所生一子昌邑哀王刘髆。与卫氏集团类似，李氏外戚也是一个军功家族。因为李夫人得宠，其兄李广利也成为统率大军出征西域和匈奴的名将。

李氏集团当然不仅只有李夫人和李广利，还有刘屈氂、莽通、商丘成、莽何罗等人。在这些人中，刘屈氂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刘胜之子，行政职务是涿郡太守。征和二年，公孙贺因罪下狱，他取代公孙贺为丞相，封澎侯。

刘屈氂虽然是皇室身份，但地位权势并不如李广利这样的外戚新贵，所以二人结成了儿女亲家，李广利的女儿嫁给了刘屈氂的儿子。刘屈氂能上位当上丞相，与李广利的推荐不无关系。

随着卫青、平阳公主的死去，卫氏集团的地位在征和年间已经岌岌可危。据《汉书·卫青传》记载：“自卫氏兴，大将军（卫）青首封，其后支属五人为侯，凡二十四岁而五侯皆夺国。”卫氏侯国皆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公孙贺之子、太仆公孙敬声挪用北军军费一事，则揭开了卫氏集团覆灭的序幕。据《汉书·公孙贺传》记载：

敬声以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后果得安世。

公孙贺为了给自己儿子脱罪，主动承担缉捕朱安世的任务。这个朱安世号称阳陵大侠，是与郭解、朱家同一类型的人物。朱安世被捕之后，反而大笑：“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行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

朱安世，这样一个江湖豪侠，竟然开启了大汉朝一场惨烈的政治斗争大幕，“巫蛊之祸”由是而起。如果揆诸文帝二年所颁布的《除诽谤妖言诏》，武帝时代的这种“祝诅”之事应当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武帝不同于乃祖，从对陈皇后的巫蛊事件处理就可以看出，汉武帝有心摆脱楚地巫风对政治的影响，何况这种“祝诅”指向了皇帝本人。

朱安世的告发，促使了汉武帝对宫中“巫蛊”的调查，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江充介入进来。很多史料和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江充是将事态激化，并引向卫太子的关键人物。根据《汉书·江充传》记载：“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

江充其人，本名江齐，赵国邯郸人，其妹曾嫁与赵国太子刘丹。但是，赵王家族乱伦胡搞，太子丹与同母姐姐私通，此事为江充告发。几经周折，江充进入长安权力场，成为皇帝的直指绣衣使者，有点像盖世太保的意思。

出于对于权力控制的紧张，汉武帝除了启用寒微外戚制约勋旧贵族之外，还任用大量酷吏监控新旧贵胄，江充就是其中之一。江充与卫太子刘据之间有矛盾，但是从问题本质上讲，江充在矛盾中并没有多少越轨的地方，他所履行的都是武帝赋予的执法职能。《汉书·江充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后充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后世一些历史研究者将江充及其家人早年与赵王家族之间的旧怨与“巫蛊之祸”联系在一起，江充被描绘成一名向汉室复仇的复仇者，“巫蛊之祸”被诠释为构陷卫太子和离间武帝父子关系的政治陷害。

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江充都没有构陷太子的胆量和能力，甚至也没有动机。正因为朱安世的告发，武帝开始了一次在长安禁绝巫蛊的整治行动，江充所扮演的仅仅是执行武帝旨意的角色。武帝虽然命江充主持查办“巫蛊”，但是也并未将权力全部交给江充一人，“ 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

这里的三个人中，韩说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汉初异姓王韩王信的曾孙，汉武帝早年宠童韩嫣的弟弟。顺便说一句，武帝的性取向是非常复杂的，韩嫣可能是他早年第一个男朋友，韩说本人与其兄的作用也可能一样。

上述三人的介入，说明武帝并不完全信任江充，他们起到了监视和制约江充的作用。在这样的安排之下，江充是不可能有机会提前进入太子宫，将桐木人埋下的。于是，“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的事情应当是实锤！

太子在宫中埋下桐木人，自然是诅咒武帝，原因不难理解，皇位而已。已然东窗事发，太子遂问计于少傅石德。石德担心株连自己，于是献计铤而走险：

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

石德的意思就是干脆用矫诏拿下江充，然后弄死。至于皇帝，尚在甘泉宫，消息不通，太子不如先下手为强，免得重蹈当年秦朝扶苏覆辙。所谓的“奸臣如此”，石德的所指应该是李氏集团，因为将卫太子比作扶苏，那么言下之意，昌邑王就是胡亥。事实上，查办“巫蛊”是武帝自己的旨意，石德未必不知，所谓“奸臣”，可能只是消除太子发动政变的心理恐惧。

于是乎，太子刘据发动政变，“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太子起兵，但很快事败，“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兵败，亡，不得。”从起兵到出逃，不过十天时间。在此期间，汉武帝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紧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不仅如此，武帝甚至走出甘泉宫，亲自指挥与太子的军事对抗，“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

武帝父子兵戎相见，最终太子刘据兵败自杀。在太子兵败逃往的同一天，武帝即派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奉策收回皇后卫子夫的玺绶，卫皇后因此自杀。卫皇后是无辜的吗？如果没有她的玺绶，太子起兵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太子行“巫蛊”和起兵的背后是卫氏外戚集团对武帝皇权的挑战，其核心人物就是太子和卫皇后。

卫氏外戚遭此重创，几乎覆灭，而李氏集团则成为这场政治变乱的客观受益者。李氏集团的莽通、商丘成都因在平定太子兵变过程中的功劳而被封侯。第二年，李广利再次获得兵权，出征匈奴，李氏集团犹如当年的卫氏集团，外有李广利手握重兵，内有丞相刘屈氂执掌朝政，权利煊赫一时。

李氏集团崛起，对未来帝位也有野心，就在李广利出征匈奴之前，丞相刘屈氂送别至渭桥。李广利直接就说：“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昌邑王刘髆就是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之子，李广利与刘屈氂又是儿女亲家，所以“屈氂许诺”，“故共欲立焉”。

但是，李氏集团的好景不长，其覆灭的路数竟然与卫氏惊人相似。据《汉书·刘屈氂传》记载：

是时，治巫蛊狱急，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有司奏请案验，罪至大逆不道。有诏载屈氂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将军妻子亦收。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

“巫蛊之祸”灭掉了两个外戚集团——卫氏和李氏，两名皇子在皇位争夺战中出局，太子刘据兵败自杀，昌邑王刘髆在丞相刘屈氂被杀之后的第二年就死了，很明显，弄死的他的是武帝。可以说，汉武帝自己搞死了两个儿子——太子刘据和昌邑王刘髆。

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属意的接班人是幼子刘弗陵，也就是日后的汉昭帝。《汉书·外戚列传》记载：

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元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钩弋夫人和尧母门的故事，不过这里有个很大的疑问，怀胎十四个月，这是绝无可能的怪事，上古的帝尧十四月而生只是神话传说，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只可能说明一个问题：汉昭帝刘弗陵并非武帝亲生子。

钩弋夫人

武帝可能知道吗？当然可能，但是为了皇权的稳定，刘弗陵究竟是谁的儿子已经不重要了。关于昭帝身世，朱言后文还会详细论述。相较于身后有着强大外戚势力的刘据和刘髆，刘弗陵登上帝位，对于帝国权力的稳定更为安全一些。所以，整个“巫蛊之祸”，只是汉武帝借题发挥和引蛇出洞的权谋而已，目的是打掉卫氏和李氏两个权力集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