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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 2020年第3卷第1期 作者简介  李新德，比较文学博士、博士后，温州大学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温州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当代英语文学、比较文学与海外汉学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课题4项；现已公开出版学术专著1部、译著2部，在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学术著作《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曾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经文辩读”（Scriptural Reasoning）发端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大学关于亚伯拉罕传统三大宗教经典的比较研究。经文辩读活动认为，没有谁可以一劳永逸地辨认出经文的语句实质意指什么真理和价值，经文只能通过某个存在于历史中的具体读者群内部的诠释和行为来展示它的确定含义。辩读的目的不是要提供答案，而只是辩读本身。彼得·奥克斯（Peter Ochs）指出，中国学者已经将文本辩读和经文辩读的实践扩展到亚伯拉罕诸宗教之外的中国哲学与宗教，扩大了经文辩读的研究内容，为一种全球的经文辩读理论奠定了基础。杨慧林教授最早将“经文辩读”引入中国学界，并将经文辩读视为一种诠释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资源。杨慧林认为，“西学东渐”和汉语典籍的西译，更使西方的基督教释经学和中国古代的注疏传统相互激发，为“经文辩读”敞开了巨大的理论空间。而姜哲的新著《〈论语·学而〉英译选本汇校集释——以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一卷为底本》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之一。  姜哲：《〈论语·学而〉英译选本汇校集释——以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一卷为底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 《论语》首先是由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译成拉丁文，后又被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籍的耶稣会士以及新教传教士不断地重译为拉丁文、法文、英文等西方语言。从1809年到1910年一个世纪里，先后有五位来自英国的新教传教士出版了《论语》英译本。按照初版的先后顺序其分别为：马士曼（Joshua Marshman）的《孔子的著作，包括原文及译文》（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1809）、高大卫（David Collie）的《通常被称为“四书”的中国经典著作，译文及注释》（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 1828）、理雅各（James Legge）的《中国经典：附有译文、注疏、绪论及详细索引》第1卷（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 I, 1861）、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的《论语：附有注释及导言的译本》（The Confucian Analects: A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and an Introduction, 1895）以及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的《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1910）。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初在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中对中国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是英国旅行者和英国作家，之后在19世纪初期鄙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是来华英国籍新教传教士，而在晚清研究中国宗教和传译中国宗教经典的仍是来自英国的新教传教士。他们是继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之后向西方传译中国儒家经典的又一群体，我们应当注意到，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把翻译包括《论语》在内的儒家经典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不同，这一时期的新教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翻译活动更多是个人行为。马士曼、高大卫等这些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儒家经典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大学》 《论语》等《四书》范围内，他们英译中国儒家经典的主要动因还是语言学习的需要。理雅各英译《论语》是其翻译中国经典宏伟计划中的一部分，苏慧廉英译《论语》主要是为英语读者提供一个更为现代的译本。到了晚清时期，少数新教传教士已经从《四书》到“五经”，到释、道经典的全方位译介，他们在探索孔子加耶稣、孔子加佛陀的可能性。与马士曼、高大卫、詹宁斯不同，理雅各、苏慧廉首先是中国宗教的研究者、中国宗教形象的塑造者，然后才是中国宗教经典的译者，他们的翻译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汉学研究与发展。  理雅各 姜哲著作主要有四个部分：一、绪论，包括新教传教士时期的《论语》英译及译本释要、《论语》选本译者生平及著作简介、中西学术文化交汇下的“版本汇校”与“翻译研究”、版本与体例，以及新教传教士《论语》英译版本汇校，既包括每部《论语》英译本不同版本的“自校”，也包括五部译本之间的“互校”或“他校”。二、理雅各《中国经典》主要版本考辨。三、《论语》书名及“学而”篇名汇校集释。四、新教传教士《论语·学而》翻译研究，作者以36个（组）关键词（如“子” “学” “时” “习” “说” “朋” “人不知” “君子” “孝弟” “本” “道” “仁” “巧言令色” “忠” “信” “传” “敬” “温” “良” “恭” “俭” “让” “礼” “和” “知人”等）的翻译与解释为主，并辅之以“校释者按”，以便对译文中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与讨论。 姜哲认为，几位《论语》英译者在面对中国经典时其宗教和学术文化背景影响了他们的翻译；与此同时，中国经典强大的注疏传统也在他们的翻译过程中产生不可忽视的反作用。而由文化互渗所产生的“间性文化”，既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发展的结果，也是二者之间进一步达成深层共识的重要基础。 在本书的核心汇校集释部分，正是因为中西文本互参，其中有很多新发现、新观点。如《论语·学而》第一章第一 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 乎？”作者对“时”考释很见功力。从五位英国传教士译者的翻译来看，马士曼的continually、理雅各的constant、高大卫与苏慧廉的constantly，大都直接受到朱熹注解的影响，朱熹将“时”解释为“时时”，因此才有了四位传教士的constant(ly)或continually的翻译。詹宁斯虽然对理雅各的译文表示敬佩，但是“我还是经常敢于表达出与他相左的意见；你们也看到我还独立阅读了大量中文注疏，有时我也敢于表现出不同于他们的观点。”詹宁斯则将“时”译成 opportunely。据姜哲考证，詹宁斯可能受到何晏《论语集解》、焦循《论语补疏》的影响，即将“时”解释为“适时地”。詹宁斯这种译法被后来的阿瑟·韦利、刘殿爵以及西蒙·莱斯等人承继下来。当代华裔学者金安平在英译《论语》时也用 timely 来翻译“时”，她称“时”的意思可以是“适时、合时”或“一次又一次”。金安平指出，她选择焦循的解释，与公元前四世纪时孟子形容孔子“圣之时者”有关。  苏慧廉 又如《论语·学而》第七章第一 节：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 矣。”作者在释“贤贤易色”时，并没有回避这是《论语》诠释史上一个较有争议的话题。朱熹将其解释为“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作者注意到，除马士曼稍有不同外，其余四个选本的译者均按朱熹的注解进行翻译。马士曼将“贤贤易色”译为he who, with an affectionate mind, and a countenance formed to please；理雅各的译文是If a man withdraws his mind from the love of beauty, and applies it as sincerely to the love of virtuous；詹宁斯、苏慧廉在“贤贤易色”的翻译更着眼于前面两字“贤贤”：詹宁斯的译文为 The appreciation of worth in men of worth, thus diverting the mind from lascivious desire，苏慧廉的译文是 He who transfers his mind from feminine allurement to excelling in moral excellence。通过集释，作者梳理了历史上的四种解释：“变易颜色” “易其好色之心” “好德如好色”与“明夫妇之伦”，认为毛奇龄的“改易颜色”之论，似乎出于黄侃第二说“改易平常之色”，而朱熹则近于黄侃第一说“改易好色之心”，而黄侃第一说又应源于何晏所引“孔注”。 姜哲的这部著作主要是在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视域之下，对五部《论语·学而》的英译选本进行汇校集释。然而恰恰是比较文学这一跨民族、跨语言、跨国界、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研究特性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极佳的研究方法论和学科理论支持。比较文学学科出身的姜哲博士有着扎实的中西文功底：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等资料力图找到原文，一方面说明姜哲博士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另一方面这种严谨的学风也成就了这部学术著作的厚重与价值。对于外语背景的学者来说，通过对集释的研读可以增强对中国注疏传统的认知；对于中文背景的学人来说，通过对数个英文译本的对比阅读，更能通过“他者”的眼光加深对中国典籍的研究。 本书尚有个别内容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对传教士所属差会的译名规范问题。英国人苏慧廉所在的传教差会时称偕我公会（English Methodist Free Church Mission, UMFC），在英国称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创立于1857 年。1907年偕我公会与同宗派的教会合并，称“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 Mission，简称UMC），在英国称United Methodist Church或United Methodists；1932年圣道公会又与同宗派的循道会（The Wesleyan Methodists）等合并，改称“循道公会”（English Methodist Church Mission, EMCM，后又称Methodist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简称MMS），在英国称The Methodist Church of Great Britain。作者两次均将苏慧廉当时所在的差会译成“联合卫斯理公会”。联合卫斯理公会（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es, U.S.A.）实是指美国的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与联合基督同寅会（Evangelical United Brethren）于1968年联合后的名称。但瑕不掩瑜，这是一部很见功力的比较文学学术著作，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中西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互识、互释、互相促进与共同发展，从而为中国文化真正的“走出去”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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