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李庄精神及其它 两年前在《散文》杂志上看到过关于李庄的描述，那时便记住了“李庄”这个名字。今天无意中翻开一本2005年第一期的《随笔》，再次邂逅李庄，却似乎早已是旧交。正是这本我差点遗失的《随笔》，让我再次解读并记住了“李庄精神”。 许多人都知道江南古镇周庄，那里每天游人如织、倍受关注，却鲜有人知道这个偏居一隅的川东小镇。但这里曾是日寇侵华时，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之一。它曾收留过战时中国大师级的学术工作者，包括傅斯年、董作宾、李芳桂、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童第周等一大批在当时就蜚声海内外的一流学者，他们曾在这个小镇上经历过一段难忘的战时学术生涯。 作者张国功先生这样概括“李庄精神”——旧年中国知识分子“忧道不忧贫”的追求。他之所以加上“旧年”二字，就是因为对比今昔，他很难确定：今天的知识界是否还有像当年那样的理想主义情怀。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当年贫病交加的生活状况，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使这群“有恒心”的读书人放弃本分的责任，“而仍然抱持着视学术为生命的人生追求，体现出了学人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让我们看看这些大师们做了些什么： 梁思成：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林徽因工作到半夜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傅斯年因梁思成、林徽因及梁思永一家人困顿至极，曾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写过一封信，祈其传达求援之意，其惜才怜士、行侠仗义之情一度成为学术界美谈。 童第周：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同济大学时）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实验。 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的工作室里，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按他弟子的说法是“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其获得世界声誉的《殷历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的。 …… 还有许多学者都在李庄的5、6年间完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民族文化之命运担当。 在那样的动荡年代，李庄就像一处温情脉脉的林地，“在艰难时世中为犹如惊弓之鸟的文化人撑起一方祥和的浓荫。” 当代学人谢泳在谈到战争状态下的中国学术发展时，有一段平和而精当的论述：“按照常规，战争带给学术的影响是深重的，但中国的学术界在战争中的经历，却有它相对例外的一面，就是说，战争虽然对学术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致命的。何以会出现如此的意外情况呢？我以为从大的方面说，要从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从小的方面说，就是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学者，对于学术的热情和执着，是完全以‘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去完成。”（《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谁都知道，所谓“独立和自由”的精神状态，没有昌明的政治何从谈起？毋庸置疑，就当时的政府而言，即使不能从经济上给予过多的支持，但其对于搞学术研究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并且能够激发学者们为理想而献身的内在动力的。 很是巧合，刚读了这篇文章，又在2011年第8期的《书摘》杂志上读到了许纪霖写的《读书人站起来》中的一段话，“现在大家公认，近代教育最辉煌的年代是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几乎战乱没有中断过，乱世之中，国家和私人对教育的投入和资助是很少的，与今天没法比。但是那个年代出了多少世界级科学家、多少学术大师！西南联大这个或许是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为例，短短八年多的历史，就培养出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76位院士和无数个学术大师。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其环境、条件之艰苦，一点也不亚于今天救济的希望小学。在茅屋里面上课，在煤油灯下看书，每天敌机的轰炸，竟然出了世界一流的人才。” 读了两篇文章，我不由得想到了清代赵翼《题遗山诗》中的诗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虽然诗中说的是乱世出诗人，其实与民国时期人才辈出现象殊途同归。 但今天我又在2011年第4期的《书摘》上读到了张五常写的《一个古文化可以复兴吗？》一文。文中谈及了中国古文化的复兴问题，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写了这样一段话“人类历史的经验说，艺术与学术永远是由经济发展带动的。不是穷而后工，是富而后工。中国的经验这样；我教过的西方艺术史，他们的经验也是这样。”这显然与谢泳、张国功的观点相悖，并且让人不解。如这个观点成立，“愤怒出诗人”现象该如何理解？赵翼的诗句无疑和“穷而后工”一说如出一辙，且被世人所认可。但张彻底推翻了这样的观点。于此，我不禁要问：如张所说，我们现在的经济远比民国时期繁荣，国民的生活普遍比民国时期富有，为何再不能出现学术和艺术繁荣的局面，甚至衰退得厉害？当然，我们不否认，倒了下去的文化难以复兴，但依张之见，只要“富”便可“后工”，如此，我们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看到所谓的“富而后工”的景象？如若这样的观点成立，又该如何解释民国“李庄”现象呢？ 再来关注李庄后来的命运。世事无常，李庄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孜孜以求的“学术社会”理想，后因国共战争的影响以及政治的鼎革，不得不水流花谢，“直到“文革”达到顶峰，斯文终于扫地。”张国功在文章中这样伤感地喟叹：即使在战争年代也坚持不懈、历困厄而弥新的现代学术精神，竟至于在此后一度成为绝响，以至于需要后来者自八十年代起重新发掘接续，这是不能不令人叹息再三的。这声叹息，似乎来自民国李庄，也来自历史深处，微弱的，却是清晰的。 至此，“曾经一度为中国现代学术充当过“保姆”与“奶娘”的小镇李庄，自然也便被淡忘在岁月的尘封之中，直到有心人去重新‘发现’，并由衷地为之感动。” ——此文写于2011年10月 2018年6月24日 原创首发 作者简介 ☆☆梅 媛，四川德阳人。钟情于花朵、杏坛与文学。简静。在自我的心境里秋水长天，兀自风雅。《作家文艺》《作家周刊》《美文周刊》特邀专栏作者。 ©2018 ©2018 原创作品 授权发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