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精品 || 女人·男人·白鹿原（文/璠瑜）

当代文摘 20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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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名家，力扶新人

女人·男人·白鹿原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白鹿原》中的

女性形象

作者：璠瑜（天津）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描绘了一个历经五十年沧桑的淳朴世界，这个世界由原上的男人女人组成，由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组成，由传统儒学和新思想组成，由鲜活的人和事组成。在这个自足的白鹿原世界里，生活着许许多多个性鲜明、命运各异的女人，她们与原上的男人们构成了极具传统文化内涵的“关中世界”，白鹿原上的女性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家族文化背景下的母亲形象，一类是传统家族文化背景下的妻子形象，一类是传统家族文化下的反叛女性。本文试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这三类女性形象的生活与命运，试看男权社会中女性所遭到的无声摧残和压迫。

一、传统家族文化背景下的母亲形象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存在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社会上是以男权为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女性本身处于一种被主导和被统治的顺从地位，但是却有个例外，这个例外便是母亲。以母亲身份存在的女性的地位明显要高于单纯以女性身份本身存在的女性，就像著名女性学者李小江在《性沟》（1989年）中指出的“父权社会中的妇女，也仅仅是在母亲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家庭的认可和社会的尊重”。

在《白鹿原》中，母亲身份的典型代表就是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在这部小说中，白赵氏从一开始就以母亲身份存在了，小说之初便交代了白秉德去世一事，自此白赵氏成为这个家庭中举足轻重的当家母亲，白嘉轩作为男权的代表，而白赵氏却成为了男权下的“女权”代表。下面我们来探究一下以白赵氏为代表的母亲们是如何确立了这样的地位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升格为母亲的女性完成了男权社会下女人最高的使命——为夫家传宗接代。玛杰里·伍尔夫在对台湾农村与家庭的研究后提出了“子宫家庭”的概念，认为妇女通过生育特别是生儿子，从而取得了在父权制家庭中的权力，这种权力巧妙地挑战了男性统治，同时也巩固了男性统治的传统。在封建社会既贱视妇女，又有尊母的传统，封建社会下没有女权、妻权，却有母权。那么为什么母亲权力的获得既挑战了男性统治又巩固了男性统治呢？从白赵氏身上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白赵氏在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体现在白嘉轩对母亲意见的尊重和儿媳、孙媳对白赵氏的敬畏与顺从。比如白嘉轩死了第五个女人时,她说:“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于是,她花了二十石麦子、二十捆棉花的聘礼,为白嘉轩娶回来第六房女人。白嘉轩惊异地发现,母亲办这件事的干练和果决实际上已超过父亲,更少一些瞻前顾后的忧虑。又如白嘉轩请母亲出面对白孝文与新婚妻子的纵欲行为进行劝诫，白赵氏严正地警告了孙媳，并亲自出面半夜在院中监督等。

白赵氏作为深受男权与封建制度无声残害的妇女性，却自觉地担当了父权、夫权和族权的维护者，成为了传统家庭文化的践行者，甚至成为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帮凶。白赵氏有句名言：“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烂了揭掉再糊一层新的。”白赵氏用这句话开导儿子再娶，而这句话恰恰说明了在白赵氏心中已然深深认同了封建伦理道德，她也默认了将女人等同于生殖工具的观点。因此，白赵氏执着地为儿子寻觅妻子，时刻关注着家族血脉的传承，也安排了兔娃与孝武妻子媾和而避免无后之患。“用社会性别看母亲时，我们会发现，当母亲站在男人一边反对女人（如婆媳矛盾冲突中，婆婆往往代表家族的、传统的、男权的势力压迫媳妇）时，她们较男人更强烈、更彻底；当她以‘妇女’的面目出现时，它又是男权统治的受害者。”像白赵氏一样的封建社会下的母亲们，一面妥善地使用着自己的权力维护着男权和封建统治，一面又奉行儒家思想懂得适时退避交权。“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国妇女在儒道互补的文化框架里扮演着令人怜爱的女儿，小草依人般的妻子，继而是宽容仁慈的母亲的过程中，一代代传承着儒家文明，同时达到了‘无为’境界，心安理得地成为一个无知无欲、无追求、无信仰的存在，她的职责便是避免与男权社会的冲突与斗争，实践着儒家所信奉的‘以和为贵’的思想。”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相信儿子在族里和家里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父亲；她恪守幼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老来从儿子的古训，十分明智地由儿子处理家务和族里的事而不予干涉”。白赵氏以上这两点就使得男性统治在实际上得到了巩固。

二、传统家族文化背景下的妻子形象

在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束缚下，在父权、夫权、族权的压迫下，封建社会中的女性无从选择地嫁给了父亲指定的丈夫，也无从选择地必须恪守妇道、三从四德，努力成为贤妻良母，而贤妻良母的对立面却不是恶妻恶母，而是非人的存在。在《白鹿原》中，有很多妻子形象：白嘉轩的妻子吴仙草、鹿子霖的妻子鹿贺氏、朱先生的妻子朱白氏、黑娃的妻子田小娥，还有模糊了姓名的白孝文的妻子、鹿兆鹏的妻子等等。笔者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白嘉轩之妻吴仙草和鹿兆鹏之妻来谈谈封建社会、男权统治下的妻子们的悲剧命运。

吴仙草，自小与白嘉轩认识，因父母之命嫁给了传说中有着“毒钩”的白嘉轩，在新婚之夜义无反顾地满足了丈夫的欲求，扯掉了六个护身符（棒槌），说出了“哪怕我明早起来死了也心甘”的话语。可见这位善良的女子为了满足和顺从丈夫竟抱着赴死的决心。这背后正包含着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无奈心态。作为白嘉轩的第七任妻子，在吴仙草嫁进白家之后，她先后生下了三儿一女，成功地为白家延续了血脉，用白嘉轩的话说这是“立了功了”。而吴仙草的悲剧性就在于她成为了为白家延续血脉的工具，成为了仅被等同于子宫和卵巢的女性。对于吴仙草来说分娩过程简单地有如生产产品、瓜熟蒂落。在生产白灵的时候，仙草竟然一个人完成了分娩过程，自己咬断脐带。整个过程无需渲染，却透着女性悲剧的色彩。孟子的一句“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实际上为男子纳妾制度大开绿灯，而女子彻底沦为了生殖工具，还要恪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吴仙草的一生全奉献给了白家，相夫教子、孝敬婆婆、操持家务全由一人承担，最终仙草染上疟疾时也依然想着丈夫、子女，觉得自己先死要好得多。这样富有牺牲精神和无私大爱的女性是值得赞美的，但另一面作为在封建社会下备受压迫、地位低下的女性，仙草确也有着不得不牺牲的境况，她的无欲无求与无私奉献都被视为合乎礼教、理所当然，从这一角度来看，仙草的人生是充满悲剧色彩的。

鹿兆鹏之妻是冷先生的女儿，然而全书从头至尾不曾提及她的名字。她作为妻子，命运是极为悲惨的。正值青春年华的她遵从父命嫁入鹿家，却不知自己的丈夫是被公公一巴掌扇进祠堂与她成亲的，也未料到丈夫会不辞而别留她独守空房。书中没有提到她的闺名，只是安了个“鹿兆鹏之妻”的头衔给她，可是这实在是名不副实。她的爱情从未开始便已经无从开始，她的婚姻刚一开始便注定走向破裂。年轻的她既得不到精神上的安慰，也得不到生理上的满足，成为了鹿家无法外传的负担、丈夫不想面对的存在，最终竟只能在一场场春梦中得到快感，在一次次手淫中得到满足。吴仙草毕竟完成了做一个合乎封建礼教的贤妻良母的使命，而鹿兆鹏媳妇却没有机会完成这个“光荣的使命”，也最终没能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只是被封建礼教、礼义廉耻逼得走投无路、疯疯癫癫，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

可见，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下的妻子们，要么心甘情愿地走着封建制度规定好的路，不能偏差，在这条路上一步步地消磨欲求，消灭个性，牺牲自我；要么便是想要走好这条路却偏也做不到，或是不让做到，既成不了贤妻良母受人称赞，又算不上冲破束缚得到欢愉，只能在这吃人的道路上摸爬滚打、一路颠簸，最终也走向末路。岂止是妻子们呢？封建社会的成千上万的女性都在吃人的道路上被蚕食、被扼杀，而有没有另一条路可走呢？其实有的，那便是少有人走的解放之路，这是一条血路啊！

三、传统家族文化背景下的反叛女性

《白鹿原》这部小说塑造了两位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毅然反抗封建礼教和传统家族文化的女性形象，她们是为爱情推翻礼教压迫的田小娥和为自由冲破封建束缚的白灵。这两位反叛的女性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和强烈的反叛意识，但是她们的反叛之路却不尽相同，田小娥的反叛虽然是主动的，但在反叛之后却迫于现实再次沦为了男权统治下的牺牲品，其反叛是不彻底的、失败的；相比之下，白灵的反叛则是主动的、彻底的、全面的。

田小娥的反叛精神源于对黑娃的爱恋，其动因是外在的。田小娥可以说是天生丽质、年轻貌美的，但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却是年老的郭财东，而她作为小妾承担的责任便是：每月逢一的时候与郭老汉同房，其次便是给郭老汉“泡枣儿”。年轻的田小娥未曾得到真正的爱情便沦为了郭老汉的性奴，丧失了为妾甚至为人的尊严。在这样的情况下，田小娥遇到了黑娃，他们之间萌生爱意，也在性爱中感受到了无上的快感，这促使小娥重燃欲望之火，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打破传统礼教的禁锢，与黑娃一起回到白鹿村。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在传统礼教和宗法制度下，田小娥对爱情的追求注定要以悲剧结束。田小娥因与黑娃相恋而被休回家，因失去贞操而被公婆嫌弃，因与黑娃的恋爱不合礼教而被族长拒绝入祠堂，也因为这种种原因背负着“破烂货”“烂女人”的骂名。后来黑娃成了土匪，田小娥却只能一人面对世俗的唾弃，甚至为了获得报复的快感勾引了白孝文，而最终与白孝文发生不伦关系。在封建社会下独自生存的女性不得不要靠自我贬抑来获得喘息机会，也不得不倚靠男性，这是田小娥的悲剧，也是封建社会女性的悲剧。这也是田小娥的反抗的不彻底性所在。

“田小娥本质上是一个传统女人，她渴望守妇道，但社会、时代、家族、命运都不给她机会。她只能用极端的方式反抗：用自己的肉体去诱惑、破坏那貌似神圣的礼教。但在破坏的过程中她时时又回到传统女性的状态，只是这状态维持不久，又被外在的压力击碎。”除去其反抗的不彻底性，我们可以探究一下田小娥作为一名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普通女性的人物复杂性，这也就是她在反叛中性格的发展变化。在田小娥还是郭老汉的小老婆的时候，或者说在她还未遇见黑娃的时候，她是否想过反叛呢？答案是肯定的。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黑娃询问小娥给郭掌柜泡枣是不是真事，小娥抽了黑娃一巴掌，“把那个尿盆拿到黑娃跟前。黑娃欠起身一瞅，黄蜡蜡的尿里头飘着三颗枣儿，已经浸泡得肥大起来……‘他吃的是用我的尿泡下的枣！’”可见田小娥已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之低、反抗之必要，只是之前小娥只是暗地里默默反抗着，而她的自尊和初步觉醒已经能够通过此事体现出来。黑娃的出现使田小娥的反抗达到了高潮。黑娃与小娥在一起获得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快感，田小娥的解放精神和主动意识也充分地在与黑娃的恋爱和性爱中。比如在黑娃与小娥的第一次性爱过程中，田小娥掌握了主动权。她先是用“迷离的眼神异样地瞅着他说：‘黑娃，你日后甭叫我二姨了，你该叫我姐姐……娥儿姐。’”然后“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从炕上翻坐起来，扑进他的怀里。”然后田小娥与黑娃约定了相会时间，小娥甚至担当了黑娃在性爱方面的启蒙老师，给了黑娃美妙的初次体验。这是田小娥性格中的反叛精神、自由意识、主动性和女性的奔放多情的充分体现，这些都是田小娥身上十分可贵的特质。在和黑娃成为夫妻之后，田小娥从情人变成了妻子，走上了贤惠女性的道路，只是这条路最终被现实阻断了。田小娥在扮演黑娃妻子的角色时，充分显现了她温柔贤惠的一面。在破旧的窑洞里，小娥依然与黑娃相拥而泣，说：“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小娥开始务弄小鸡，后来又养了小猪，晚上在炕上纳鞋底，她终于过上了平凡妻子应该过的温馨生活。在黑娃逃出村子之后，在她被白嘉轩无情鞭挞后，她选择引诱白孝文来给白嘉轩以报复，最初她得到了报复的快感，但是当白孝文被施以族法，赶出家门时，小娥对孝文产生了愧疚之情，面对孝文的痴情她甚至陷入对白孝文的爱恋中，而这种爱恋不再是和黑娃的爱情的那种刺激、热烈，而是一种与男性的相偎相依、相濡以沫。但即使是这样的一种感情，也不能任其发展下去，最终田小娥为她的“离经叛道”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一位充满悲剧色彩的女性，虽然她的人生中曾有短暂欢愉和真挚的爱情，但最终她还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被残忍杀害，又被无情镇压。正如陈忠实先生所说，田小娥“生的痛苦，活得痛苦，死的痛苦”，而她虽死，其人性的本质魅力依然令人惋惜、令人难忘。

白灵的反叛精神源于对自由的渴求，其动因是内在的。白灵自小就进学堂念书，后来又进城学新学，因此算得上是知识女性，而且是受新思想影响颇深的知识女性。这就成为了白灵追求自由、进步，反抗旧礼教的重要原因。白灵的反抗体现在以下三点上：一、自己追求学习新学；二、自己冲破封建婚恋观，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与鹿兆海相恋，逃婚离家，并后来与鹿兆鹏成为夫妻；三、自己参加革命运动，成为了女共产党员。由此可见，白灵的反抗是由内而发的、是自觉的。而在反抗程度上，白灵无论在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方面，还是在冲破传统婚恋观上，都表现得尤为彻底。尤其是她走出传统家庭，走向革命潮流之中，在革命事业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这在女性解放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谈到这两位反叛的女性追求解放、走上解放的道路时，我们必须了解女性解放与解放妇女的区别，才能理解田小娥与白灵在反过程中所反映的中国妇女的解放特点。在这部书中，田小娥的仅有一次的获得重视的情景发生在农协运动席卷白鹿村时，那时田小娥还当上了妇女主任。但她的解放是依靠男性力量和社会形势得来的，并不是自身参与斗争得来的，因此可以说这一次“解放”是黑娃作为丈夫对自己妻子的解放，而不是田小娥的自我解放。又如书中的白灵能不缠足也得益于父亲制止母亲，这使我们容易联想到放足运动，辛亥革命后，中华男子便大力倡导女性放足，他们分三步督促此事：劝导、强迫和罚办，因此女性缠足现象得到遏止。可见即使是白灵这样的革命女性，还是逃不掉依赖男性获得解放的命运，虽然她追求解放的意识明显强于小娥，但是其过程还是由男权主导的。包括白灵得以上学念书也得益于白嘉轩能同意此事。这部书中的女性角色追求解放的过程，反映出男权社会下女性多依靠男性力量来求得解放或实现价值，这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一大特点，也因此很多女性主义专家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解放妇女，而不是女性解放。

四、藏在作品背后的作者的态度

在这部书中，作者陈忠实有意识地表达了对封建社会下女性的不幸遭遇的同情，批判了封建社会和传统礼教。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中谈到田小娥的灵感来源，他写道：“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 竟然有四、五个卷本, 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 不仅令我惊讶, 更意识到贞节的崇高和沉重。” “整本记载着的不同村庄不同姓氏的榜样妇女, 事迹大同小异, 宗旨都是坚定不移地守寡, 我看过几例之后就了无兴味了。及至后几本, 只记着××村××氏, 连一句守节守志的事迹也没有, 甚至连这位苦守一48生活寡的女人的真实名字也没有, 我很自然地合上志本推开不看了。就在挪开它的一阵儿，我的心里似乎颤抖了一下,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 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 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 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 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躁姓氏的耐心。”“ 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 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 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 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理。”作者对书中女性被压迫、被摧残的不幸经历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对封建礼教下人们的扭曲心理表示出了反思，这是从这部作品中能明显地体会到的。

但作者也不自觉地使用男性视角来审视这些女性，把书中反叛的女性形象的命运结局均设定为充满悲剧色彩的死亡。田小娥生前遭人唾弃，而死亡也是死在一向憨厚的公公手里，如此淳朴的鹿三竟然杀人，竟还是杀死了自己的儿媳，这样的对比与反差好像显得鹿三是被逼无奈，而实际上这正是封建礼教的害人之处——让善良的人在封建思想的熏陶下去杀死无辜可怜的女性。田小娥死后化鬼报复与引发瘟疫的情节可能是作者有意识地表达对田小娥的同情，借此来为小娥伸冤，但是化作鬼魂的小娥被压在塔下，永世不得翻身，瘟疫也退去了，这便又是作者不自觉地站在男性角度上审视女性的结果，在男性视角下，女性似乎只能被动地接受凝视，一旦女性想“反客为主”，主动追求性爱、反抗，那她很快就会被塑造成淫妇、恶女，其结局也只能是被杀、被奸或被奸杀。田小娥的悲惨结局虽是封建社会背景下的必然，但也难免隐含了作者的不自觉的男性视角。

《白鹿原》展现了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赋予了书中女性或隐忍或反叛的性格，也展现了传统礼教对这些女性的束缚和摧残，对传统礼教和封建观念表达了深刻的批判，这是这部书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历史反思的一点体现。这也使我们认识到封建礼教的恶劣性和女性解放的必要性，启发广大女性主动追求自由与幸福，在社会参与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这也正是我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白鹿原》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