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秋实 编辑：花生 串串香是人们喜欢的小食品，大街上就有卖串串香的专用车儿。幼儿园、小学周围最多，可见串串香更为儿童所喜爱。而今，我将在困难时期的感恩事件以“串串香”为题，自感恰当而欣慰。 串串香（1） 大约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七十年代，某年农历四月，青黄不接之时，我家6口人靠吃野菜（实为野草）度日。生产队储备粮按指标交钱打粮，（当时我们把在国库和生产队用钱买粮都叫打粮），我无分文收入那能有钱，只能去生产队打粮处观望，打听消息。当时，负责打粮的领导是副队长高志发，他见状就问：“治海！你怎么不打？”我难堪窘相尽现，苦笑了一下，用无奈的目光瞅了他一下说：“高哥……我……”我能说什么呢，只得转身离去。他，尊敬的高队长也深表同情。 高副队长名高志发，当队长前人都叫小名三堂，大号高三，兄弟两人，其兄高志兴。他们是正宁县笋子高家村人。解放前夕落户我村，81年大包干时又迁回原藉。兄弟二人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其兄在合作化前后曾任乡长、支书、村主任等职。那时的生产队长大权在握威风凛凛，大有奴隶主的架势和权威。高志发任副队长二年，他关心群众办事讲方法，不像其他队长倚官挟势粗暴蛮横随便骂人。尤其在吃粮问题上他能体贴大家。在他任队长其间相比而言社员受饿是有限的，他体察民情对每户情况了如指掌。就是常挨领导的训斥。 这天，我因无钱打粮没精打采地回到所谓的”家”中。一会儿高队长来了，“治海！你打粮得多钱？”“好高哥，得15 块！”我的声音有点颤抖。只见他从怀中掏出一大卷钱在数，并说：“这是今天打粮收的钱，你拿15块下午赶紧来把粮打回来，人不吃总不行啊！”我当时叫了一声：高哥！（平时就这么称呼）颤抖的手把钱接住，双眼含泪嘴唇嗫嚅却没吐出半个谢字。此刻，我强烈地感到，帮人助人不在其物的贵贱和多少，主要是急需的程度和关键时刻。这15元能算多吗？当然不是！而它能解我燃眉之急，我不敢说救命，起码使我全家6口人少受饥饿的折磨。现在不说15元，就是一佰五十万我要它何用？ 高志发当队长群众拥护就是领导不赞成，因他阶级观念不清，他除看病外还常和我来往。生产队总工分、算账、全年决算写汇报及总结材料等，会计一人不行就叫我帮忙，当然还按出勤劳动给记工分，这在我来说就是特殊享受。有一年冬天生产队为了给牲畜增加饲料办豆腐房，他特意安排我磨豆腐记账。这对我来说更是特殊照顾了，整个寒冬我不但未受野外劳动风寒之苦，而且每天还有营养丰富的热豆浆喝。为此，我更懂得了知足和感恩。 高志发回了老家，他和我们共同生产、生活几十年，和乡邻特别是本队社员都有深厚的友谊和感情。他也在身体还行的时候手握拐杖，步履蹒跚翻山越岭回来探望，村邻们抢着招待。那时己包产到户大家生活都好转了，我不但管吃住而且还给零用钱，他更说我是有心之人。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又因我远离家乡到了银川，未能如愿探望高队长，甚为遗憾。只知他于九十年代末，80高龄去世。今撰此文，是为感恩，亦为对他的深切怀念和祈祷：愿他九天逍遥！ 串串香（2） 朋友也有类别，如见面就说好的是面子朋友；互相利用的是关系朋友，闫秉儒和我是真诚相处几十年的知心朋友。他和我同岁又是同村，1962年权利下放时分为两个生产队，我们是川道地区，他在河南我在河北。我曾任他队会计，因此常在一起。他未上过学而聪明好学，我就利用时间教他识字和打算盘。由于他学习认真，后来不但能读书看报写便信，而且算盘的加减乘除快而准确，不易学的“狮子滚绣球”算法，他都学会了。因此，我只当三年会计离任，他就接任会计，也因此成为知己朋友。说是知己，主要是他是贫下中农又是干部，对我这个既是“黑五类”又是地主分子的儿子，一直真诚相待毫无歧视，按他的话说，阶级成分那是公家的事，咱们从小一块儿耍大现在就是朋友，没必要那么生分。而我自知人贵有自知之明，有他这样的朋友就很舒心，而更应该知足不能有使他为难的要求。然而，事与愿违，不得己还是要为难他，也可以说是求他救命。 大约是1974年，将要开镰收麦之时，我和几个叔父（都是黑五类）家己断粮几日，亲邻能相帮的早己帮过，我和三叔父（赵振玉）商讨半天，走投无路无计可施。古云：人在难中想朋友，我忽然想到闫秉儒。三叔父说，他不是队长只是会计呀？我知道他队里都没粮。我说这个我当然更知道，他再困难总比咱们强，只有找他了。 我的肠胃督促我尽快找到了闫秉儒，正好他们放工回家，他和往常一样很热情地招乎倒水。他可能看到我脸色不好，就关切地问，有事吗？我不很流利的说明情况，他坚决而肯定地说，我们也没粮，但是有你吃的。他问，得多少？我说，不是我一家，我们几家总得一石左右吧？他说，行，你放心！还有个账我不会算，正打算找你，来！上炕算账。我知道他说算账是为留我吃饭，我也就得席就坐。随即王念草（他妻子）就忙了起来，既蒸馍又擀面。她真麻利，不一会儿蒸馍面片还有炒菜放了半炕（那时我们都习惯坐在炕头吃）不用说我就美美地饱吃了一顿。 原来，他队的储备粮己无，社员只有等待国库供应的平价回销粮。年前董家和南沟队种麦时借了他队小麦种子约一石（一石即十斗约400多斤）多，他打算讨回借给我。朋友不言谢，我只怕他只是会计，为防后遗症，我又找了队长刘永华，因他是我远方表叔更常为他家看病得到同情和允许。第二天，我二叔父（赵生玉）给我说（叫小名）粮是你借的我去装（拿回）。天还下着小雨，他拉着架子车，由闫秉儒领着将粮装回，照人口划分。我四叔父（赵文玉）给大家叮咛说：“粮分下来尽早就还了，不能让闫秉儒受牵连！”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是对人们交友应慎重的提示。我和闫秉儒交往基本上就一辈子了，我现在若回家必带礼物去看他。 串串香（3） 说起缺粮挨饿，我感到愧对我的孩子们。我外出看病，有时还走亲奔友，常可混顿饱饭。到了每年前季青黄不接时，生活经常是上顿汤加菜，下顿是菜加汤。如此，我还常吃稠他们只能喝稀，原因是我活重要上工劳动。现在回想确实于心不忍。 我的小女儿麦麦，出生于1971年农历8月（当时正在收高粱），因无人看管到四五岁会跑了，她妈上工劳动只得领着。大约是1975年四月间，全大队在我村修建大队部。我二人都去工地劳动，当然就领着孩子，让她在一边玩。有一天，上工一个多小时，她抱住她妈妈腿，因要吃而哭闹不休，她妈妈那有吃的可给。她不听话，她妈妈就心生无名之火，便重重地打了两巴掌。孩子幼小的心可能说，我饿了你当妈妈的不给吃还打，因此哭得更厉害更委屈了。当时，同来做工的南沟队女社员宋岁谋（张焕子妻），见状问：“嫂子，你打娃干啥？！”她饿！我没有吃的给！宋岁谋听了甚为同情。为了避免孩子的哭叫影响工地，她领在了邻家王竹叶（栗林林之母）家要了一个蒸馍给她，真是立竿见影，不但不哭而且有了笑容，吃完就到一边玩去了。 那天下午，我们在那里照常上工，一个多小时后，女儿麦麦又开始哭闹。宋岁谋看到知道她一定又饿了，走到麦麦面前，抚摸着她的头安慰：“娃乖不哭，你看阿姨给你带来啥？”，说着从怀中掏出用手帕包着的两个混面蒸馍（她家也困难），麦麦毫不客气抱着就吃。她妈妈看到全是感激。宋岁谋忙说：“好嫂子哩！这几天我管饭有馍，我来的迟了忘了，娃哭我才记起来！”，她妈妈不断好言道谢。宋岁谋说，好嫂子谁还没有困难的时候，别说那么多！我在一旁看到，心生感激并默默祈祷：“好人一生平安！”。 对于这件事，我至今难以定论：说是大事，仅仅两个蒸馍；说是小事，它制止了我女儿的饥饿和哭闹，使我们饱受创伤的心灵得到暂时的慰藉，使我有了知恩必报的决心。在后来的看病和交往中我都力能所及地照顾她们。尤为使宋岁谋深受感动的，是在春荣卫生院结扎。 大约是1983 年，做为两个基本国策之一的计划生育，如火如荼且轰轰烈烈地开展，可谓政令上纲上线，行动不择手段（俗语：挖苗断根），大队领导为了完成任务不受批评，我老婆和宋岁谋这些年过四十，再无生育能力者都不能幸免，都得去我们的计划生育点——春荣卫生院施行绝育（结扎）手术。 在春荣，医院只管手术，其它善后只要不是出人命的大事故就基本不管。手术后都得自己找医生买药，因而我这个“医生”就有了用武之地，而且很忙碌。不说村友乡邻，凡是有求者必应。那时手术条件差，大多都是术后伤势较重还有感染者，都得输液治疗。我以救死扶伤为职责，每天守护治疗十多个手术者而乐观不疲。正当我们第二天就出院回家时，宋岁谋在老公张焕子陪同下，来到春荣卫生院准备手术。当得知我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宋岁谋哭丧着脸说：“赵哥，我听说你在春荣，我既高兴又放心，你明天走了我咋办呀？！”我立即安慰说：“岁谋，你放心，那我就不走了，等你手术做了再说！”第二天我队同来的他们都按时回家，我们留下专心等待宋岁谋的手术。谁知，她从手术室出来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疼声不止真是吓人。原来麻醉药对她无效。我安慰了大家，立即开方买药，20多分钟后液体己经输上，一会儿药生效病情缓解。约一小时后好转多了，大家绷紧的心也松驰下来。宋岁谋激动的说，赵哥，多亏你了！我说，我是医生呀，应该！这样连输三天液也就基本好了。那天中午他们要请我去饭馆吃饭，说要谢我。我坚决的说：“没那必要！饭馆的饭再好吃，都不如你给我女儿的那两个混面馍！”“哎哟，那么个小事赵哥你还记着！”我说，我永远记着，终生不忘！再后来，张焕子病逝，宋岁谋因儿女在银川市打工也改嫁到银川市，因不知她的地址至今再未探望，甚为内疚。 大人饿了还可忍耐，不懂事的孩子因饥饿而哭闹就特别令人揪心。那时，麦麦还小需要特别照顾。我的医学老师张振蛟大夫知道我的困难，把他攒的粮票给了我十斤，他要我在万不得己时以便接济。我就用粮票多在平子食堂捎买蒸馍。每斤粮票二角多钱可买5个蒸馍，等麦麦要吃时给一点，以此维持。有一次捎给邻居田满劝（田建伟的父亲），好不容易等他从平子赶集回来，谁知他在食堂没买，把他家的混面馍给了两个。 滴水之恩，应以涌泉相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