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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一边打理农事，一边想着田园诗祖陶渊明。这个人的人格形象，主要由文名和气节共同塑造的。不说文名，但讲气节，其最为闪亮之处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事情见载于《晋书·陶潜传》，应该可信。从历史来看，别说不为“五斗米”，不为一口饭折腰的也不乏其人，但最终都要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礼记·檀弓》记载的那个普通人，为保全自己的人格尊严而选择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史记·伯夷列传》记载的却是两个贵族的同类事迹：“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后有人指教他们说，你们采的“薇”（野菜）也是在周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两人闻言，无奈而绝望，既为尽忠，也为全节，绝食而死。在中国文化道统中，十分崇敬忠义两全的刚道气节，所以这样的故事百代传诵，育人无数。当然，历史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同样育人无数，于是衍生出成群结队苟活于世的生命状态。虽然不值得颂扬，事实上却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但是矛盾总要调和，历史也就渐渐孕育生出三种“中庸”性质的价值形态：随波逐流、独善其身、同流合污。
虽然能够以归隐山林的方式得以独善其身者大有人在，但是陶渊明却做得最为成功的一位。 他之所以最为成功，关键在于他有官声、文化与田园三种资源集于一身。他二十岁出门求官，二十九岁得官，四十岁在县处级任上辞官归隐。十年官场，宦海沉浮，毕竟获得一些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名声。这种资源对于他的文名没有决定性影响，但会助益其文化实践，提升声望。最终，他选择退出江湖归隐山林，工作重点转向文学创作，其最里程碑式的文学成就就在这个阶段上取得的。
但是，人只要活着就要吃饭，文学创作家也不例外。要想保持自己不苟且的生命状态，也得有饭吃。陶渊明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大概家里还有几斗米，否则哪怕自己愿做伯夷与叔齐，难不成老婆孩子也愿意一起上首阳山？所以任何一种选择都是现实的选择。只要是现实的选择，通常都要考虑现实的问题，最必要的就是经济基础的支持。应该说，陶渊明这个时候的经济基础还是不错的，不看其他，看看《归田园居》组诗就能窥见。“其一”有句曰：“方斋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此处的“方”同“旁”。斋旁能有十多亩地，完全可以维持一个中等家庭的生计。不仅如此，他可能还在40岁辞职后开荒得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其三”）。从这几句大致看出，他在南山有地但缺少劳动力，所以为除草亲自早出晚归。其劳动时间在“晨”“月”之间，少说有十个小时左右。再从这个劳动时间推想，南山的土地也不会太少。
正是有这个经济基础，陶渊明才能够在官场不得意时，拂袖而去——老子不干了。归隐田园后，不但不失业，还能白天开荒种地，晚上“饮酒”消遣，避开车马喧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超然物外的生活状态真是令人向往而陶醉，但是，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大概也是祈求难得的。当然在说他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必须看到他死于62岁，很大原因是贫病交加，但这种状况并没有能够摧毁其精神。原因就在于他更有不同于常人的精神。他的精神世界里装了什么精神？一言难尽，姑且不谈，但可以肯定已经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精神文化遗产，而且不声不响地留在自己的作品里，直至我们今天的精神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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