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韶山
作者：胡振华
最终，我们那个战斗队只剩下我们四个女孩子，那是1966年的11月。
从开封的学校出发时，我们这个战斗队有十七八个成员。那时的战斗队恰如现在的公司，三五个人即可成立一个，成立了就是一级组织。不敢说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吧，但萝卜头刻个章还是很管用的：可以批准外出串联，可以用来接洽接待站，可以免费乘坐交通工具……不在组织的人是不可私自外出的。后来听说有些接待站也没有那样严格，到了来者不拒的地步，只要是红卫兵，就免费吃住。
我所在战斗队的名字叫红九九。是为了纪念伟大领袖某一次最新指示的发布还是本队成立的日子，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满怀革命激情的十几个人先是挥师东下，直奔南京、上海。我是第一次到南京（以前没出过远门，最多到省会郑州逛逛）。感到南京很大很有气势，街道宽阔整洁，道旁的一串红开得正艳。可这会儿不是闲庭信步的时候，红卫兵串联是为了更好地闹革命。于是，每天一睁眼便是忙着到各大专院校抄大字报。那时每个校园里铺天盖地都是大字报，足够大伙儿抄的。可一天下来搞得腰酸腿疼手疼也没有多少效果，反正要的是一种精神，一个态度。很小心地将抄好的本子收藏起来，但再回到学校时，哪里还找得到？参观革命圣地是允许的鼓励的，每天都有专门的大客车接送红卫兵往返这些地方。第一次来到中山陵，傍山而建的孙先生陵墓气势恢宏。上到山顶在一个穹形的亭子内，瞻仰了孙先生的石像。雨花台，很美丽的名字，是一处众多革命先烈们的安息地。我还很虔诚地带走了十几枚形状各异颜色艳丽的雨花石
然后我们乘火车到了上海，在那里我们呆了十天。上海真是个国际大都市，只那些建筑已让我看得眼花缭乱。上海又是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这里高校很多，于是我们又到各大院校抄大字报——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但瞻仰革命遗址也是必须的。怀着深深的敬意，我们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真的和书上一模一样，这让我很兴奋也很自豪。在一个公园里，坐落着鲁迅先生的铜像，于是我们破例进了一次公园。但大上海还是以她独有的特质给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再到过上海）。虽是在一个相对动荡的年代，上海依然保持着她的大家风范。大清早便看到各临街店铺的店员在用水清洗门前的道路；我们每次问路，那些上海人都耐心而细致地为我们解答。怕我们听不懂上海话，还尽量讲普通话，印象清晰的一句是：“笔直走”；上海的阳春面很有特色：面又筋又滑，高汤吊的汤咸淡恰到好处，异常鲜美。一碗阳春面，让我记忆到如今，可见它是一道怎样的美味了。大世界我们也去了。那时没有什么演出，只是看了十几个空荡荡的剧场，应该不是全部，但那规模还是让人咂舌。外滩，当时好像很安静，没有书中描写的十里洋场的喧闹，但那江、那船，那沿江的各式建筑，仍大开了我的眼界。对了，我们还参观了江南造船厂的我国第一台一万二千吨水压机。总之，上海标志性的东西在这十天里我们都接触到了，虽然如蜻蜓点水一般。后来听人说上海人总爱把上海以外的地方称为乡下，看来他们还是有些底气的。
之所以在上海待了这么久，是因为当时涌入上海的红卫兵太多了，每天多少列火车往外疏散，都无济于事。虽然列车内也已是上中下都是人了（行李架、座位下，能躺则躺，能坐则坐）。
在此逗留期间，先是我们的队长，一位姓王的高二学生，说是要到东海舰队看望哥哥，自顾自地撇下我们走了。第二天，一位女同学也说要探什么亲戚，也走了。几个大男孩便说他们在恋爱。当时的情况是否如他们所说并不确定，但实在的是几年以后他们俩果然结成了夫妻。
眼见上海的接待压力越来越大，有关方面便决定用船疏散一批红卫兵到外地。于是我们便乘了长江的大客轮。第一次在长江上航行，一切都很新鲜，我才知道，江里行舟其实很平稳，如果没有岸上的参照物，船就如静止不动一样。在船上吃盖浇饭和到甲板上远眺，都是那样的惬意。船航行了三日两夜，把我们这批人到了武汉的码头上。在武汉，我们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还游览了武汉东湖。但这里 毕竟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便指望此时有人出来振臂一呼，我们跟上去就行了。但因为队长溜了，其余的男同学各有各的小九九，只一日，一个十几人的战斗队便只剩我们四个女孩子，四个十五六岁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孩子。我们甚至不知道此时该抱怨谁。
原本我们是想往北京去的，但那时中央文革发出了指示；北京人满为患，不准再往北去，而且号召红卫兵步行串连，学习红军的革命精神。我们四个人一商量，决定响应号召，南下步行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故居。据说，武汉到韶山是500多公里，我们想，我们是能行的。
说走就走，从湖北走向湖南。路上我们颇不寂寞，前后左右都有我们的同路人，且都高举着自己的队旗：“八一八”、“六一六”、“丛中笑”、“风雷激”……名字很花，但都是有章可循的。
一路上，不时有汽车从我们身边驰过，好心的司机常常要带我们一程，但几乎都被拒绝了。好像一旦决定徒步，再坐车就是“不忠”，就亵渎了瞻仰领袖故居的那份诚意似的。偶尔也有人上车，但我们毫不羡慕。
每个步行串连的学生都军人似的：背着打得不够方正的背包，还有水壶、挎包什么的。挎包里装满了传单，上面印的总是最新指示或社论什么的，走一路就撒一路，也像“播种机”、“宣传队”一样。也就是在这长征路上，我学会了刻蜡板和印传单。
我们每天走大约40公里的路。公路上的路标好像会变戏法。早晨路标一个挨一个，让人不敢相信那路标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傍晚可就惨了，怎么走也找不到下一个路标，常常让人怀疑中间少栽了路标。
有一天天已经大黑，我们还在路上。走了好久，既没有碰到其他战斗队，也不知下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在什么地方。公路两旁都是黑黝黝的大山，像是要向公路压了下来。四周极静，除了我们沙沙的走路声，就是偶尔几声鸟啼。我心里是咚咚直敲鼓，可也不敢说。四个人一声不响地只管闷头向前走。后来碰到三四个牵着牛的山民，问他们路，可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也听不懂他们的话。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
红卫兵接待站终于找到了，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那次，我才知道什么叫腿肚子转筋。
路过平江，这是彭德怀元帅起义的地方。那儿的人叫自己的家乡不叫平江，而是叫Pǎng gāng。这正如我们郑州的老鸦陈，当地人叫老gua chai一样。记得在那里听了一位志愿军战俘的报告，还发有油印的小册子。那个人叫什么不记得了，只知道他说他曾是志愿军战俘总代表，直接与美方谈判的。他讲了许多志愿军战俘在集中营和美方斗争的故事，很悲壮的。当时不少人问他为什么不把他说的这些通过新闻媒介宣传出去，他说他一定要亲口讲，只有这样他才对得起死去的志愿军战俘们。后来我才知道，不是他不愿意，而是当时的政策不允许。
湖南应该说比河南暖和，可那里的农民都用手炉。吃饭时，饭菜钵钵下都有个小火炉，吃到最后，饭菜仍热气腾腾。当时就很羡慕，并奇怪河南为何没有。现在才明白，南方树多，炭也多，故可用它来供暖。
再就是一路上见到山里的农民住的都是青砖高房，草房极少。盖房的砖特别大，像城墙砖。我亲眼见到一个山民一头挑一块砖一步步走上山去。当时就想河南农村地处平原，烧砖运砖都要比山里容易的多，可为什么偏偏大家都住草坯房呢？
有一件事也值得一记。我们翻越十万大山时，遇到一处明火。我们怕这火会烧毁山林，于是就用树枝、石头把山火扑灭了。当时还不止我们，还有几个战斗队的红卫兵也参加了。想想有点儿后怕，如果我们灭不了火呢？山里除了我们别无人家。
路上一共走了11天，11月中旬我们顺利到达湖南的省会长沙。
长沙对来瞻仰毛主席故居的人特别关照。说是走到长沙已不容易，就不要再徒步了。一辆辆大轿车把我们这些红卫兵送到了韶山。
当时的感觉是毛泽东的故居挺大，好多间房子，背后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可惜那时绝对没有照相机，否则一定要留个影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了杨开慧，知道毛泽东为了革命献出了6位亲人，更感到了领袖的伟大。
到韶山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一枚毛泽东像章和一枚韶山纪念章。纪念章上是毛泽东故居。另外还买了一只搪瓷茶缸，上面印的也是毛泽东故居，深红色的。这只茶缸陪了我好多年。现在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我觉得特别惋惜。
1966年时纪念章极少。不是到韶山，是买不到韶山纪念章的，故特别珍贵。当时最珍贵的是井冈山纪念章，因为只有到过井冈山的人才有资格获得一枚。而到井冈山路途比较远，山路难走，又不通火车。所以，当时有人把这纪念章当作信物送给爱人，也属高层次的了。
韶山纪念章让我骄傲了好一阵子，不经常戴，而是包了几层小花布珍藏起来。回来后许多人向我要我都坚决拒绝了。这枚纪念章记录了一个女孩子串联和走向韶山的经历，是人生中的第一次不平凡，我怎么会舍得送人呢？
二十七年过去了，昨天的一切好像真的就是昨天。当我又见到韶山时，韶山正在为纪念她的儿子100周年诞辰忙碌着。我看到，今天的韶山更美了，她是一段历史的起点。
怀念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