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自网络 2023~6~19日11:24~12:14分制作MP   步行串联到韶山 文/曾建开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26日，《人民日报》以“特大喜讯”作了报道，并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泽东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已出现“串联”师生。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经”和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有红卫兵、“红外围”和一般学生，以大中学生为主。由于全国学生参加串联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造成了全国性的交通不畅，于是中央号召青年学生学习当年红军的长征精神，进行步行串联。 1967年1月8日，我与上一届同学刘国泰、本届同学徐俊生、宋和平、李绍连、黄政萍、李增寄、刘仁平、蔡舒畅等九人(其中，宋和平是初一甲班的，万龙山的。我和徐俊生、李绍连、黄政萍三人是初一乙班的，均为万龙山的。李增寄万龙山的，他和刘仁平、蔡舒畅是初一丙班的。刘国泰是麻田公社朱木大队人，初二某班的)，经学校批准，组成萍乡市“大安中学星火长征队”，前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毛主席旧居韶山，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联活动，实际上一是去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二是为了锻炼革命意志，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目的。当时串联大都是步行，为的是学习当年红军长征时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我们制作了一面缝有“星火长征队”黄色大字的队旗，每两人带一床被子，每人带一把红油纸伞，一个军用挎包。当时我母亲给了我五元钱，学校给了十余元串联补助费（按一个半月的补助标准)。我们一行一共行走了九天（中途在醴陵县城、株洲、湘潭各休息了一天)，于元月16日下午到达韶山。在我们这支队伍中，队长刘国泰已于头年下半年去过一次井冈山串联，宋和平头年下半年被推选进京参加过革命师生大检阅。其余几位队友则大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当时我们九位队友的平均年龄还不到十五周岁。 第一天，我和队友们从母校大安中学出发，下午近两点在高坑镇政府串联接待站食堂吃的午饭（队友李增寄的姨父在该食堂工作），傍晚到达萍乡城内，住入设在江西煤校的一个红卫兵串联接待站。这种接待站都是不收住宿费的。 晚上洗完脚后，大家都感觉很疲劳，队长刘国泰让我和徐俊生到萍乡市委宣传部去领宣传品，我们在那里领了一捆传单和一堆毛主席语录彩色卡片(都是单色，或粉红，或淡黄色的)。这些传单上印刷了《论造反有理》、《再论造反有理》之类的大报社论；卡片一面印有毛主席语录，另一面印有毛主席语录歌曲。这些宣传品是供我们在串联途中向群众散发用的。那些卡片上，我现在还记得的毛主席语录有: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次日(1月9日)，我们这支长征队沿萍醴铁路步行，到达与萍乡相邻的湖南省醴陵县，住在县委招待所。这一天我们步行了九十华里路程。这个招待所不在县城正街上，而是与渌水河中的一个河洲相望。离我们住地不远便是一座高高的古石拱桥。桥的一侧斜坡栏杆边设有一条粗铁链，用来帮助载重土车上桥。我对这情景印象很深，因为我在其他地方没见过有这种设施，以至于每当有人提起醴陵，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座石桥的情景。 大家走了两天，都感觉很累了，于是在醴陵县城休息了一天。我们白天到街上的一个摊子上打汽枪玩，由于很少打中，我们怀疑摊主在瞄准标尺上做了手脚。后来，队友李绍连花五角钱买了一把深灰色橡胶射水玩具手枪，装了水追着射我们。当年参加串联活动的队伍有不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每支串联队伍都打着鲜红的队旗，不时高唱着当时流行的歌曲（如毛主席语录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抬头望见北斗星》、《斗黑帮》、《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行进，歌声此起彼伏。在一条上斜坡的路上，我们看见一人拉着一辆装满红砖的板车很吃力，我和两位队友就帮着把车推上去了。我们并非尽沿公路走，有时也走便捷的小路以节省行走时间。后来我和黄政萍的脚丫上都走起了水泡，行走时痛得呲牙咧嘴，一跛一跛渐渐地便跟不上队伍的步伐了。就这样一直走到离株洲城大约还有二十多华里的地方。 看看天色不早了，为了不拖大家行进的后腿，我们将红旗一扬，截住了一辆开往株洲的大客车。我和黄政萍将几床被子全部弄上车，乘车到株洲大街上一个民航售票处下了车，在那里等待其他的队友到来。那时候社会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红卫兵见官大三级”，所以我们红旗一扬，汽车便会停下来让我们上车，司机知道学生都是穷光蛋而且惹不起，自然也不会叫我们买车票；更何况所有客车是公交公司的，多一个乘客少一个乘客，也不会少他的工资。我们到达株洲这一天是1月11日。  株洲市工人文化宫位于湘江畔。当时该宫后面小山上尚存一高大碉堡，原为解放前夕驻湘国民党部队所有。后因中共湖南省委秘密策动原湖南省主席程潜和当时驻湖南国民党部队起义，该省和平解放，故此碉堡得以完好保存下来。现依稀记得该碉堡约有三层楼高，当时地面上的门洞已用红砖堵上了，但地下尚有六条地道可通碉堡的底层。该碉堡由两同心圆墙体构成，从地面上的第一层起，有一绕内圆墙体水泥阶梯可上至顶层。但地下室无梯可上，我们几个是利用地下室内的一根竖立的铁道枕木爬上去的。因该枕木上钉有好几个铁码钉可供踏足。 我们这支串联队伍在株洲市工人文化宫内住了两晚，因没床位了，我们就和其他地方来的人一起睡在文化宫的舞台地板上。在株洲住下来后，队友们为先去韶山参观还是先去长沙产生分歧，李增寄、蔡舒畅、刘仁平等三位队友离开队部先行往长沙去了，剩下的六位队友则决定先去韶山。此后两部分队友亦未再会合，而是各自返回母校。 1月13日傍晚，我们这支队伍步行到了湖南的湘潭县城。天气不大好，风很大，行进比较吃力。过了湘潭县城的浏阳河大桥，我们回头看到桥洞中有警卫战士手持冲锋枪站岗。县城的街道上行走着很多“长征”队伍，有的精神饱满，有的则显出很疲惫的样子。这天晚上我们这支队伍住在滨江路一个红卫兵串联临时接待站里。因为快要看到韶山了，队友们都很兴奋。我们这支串联队的六人中，只有我一人因父亲的所谓“问题”而没能加入红卫兵组织，因此我也就没有佩戴当时能表明个人政治身份的红卫兵袖章的资格。当我们住下后去接待站柜台前领被子时(天太冷，每人需一床棉被，而我们都是两人带一床)，细心的女接待员发现了我的“特别身份”（因为住接待站的小将们几乎没有谁不是红卫兵的)，于是问我：“你怎么不是红卫兵啊？”一队友见状，连忙对那接待员说：“他的袖章早上忘在株洲了，所以没法戴了。”我的队友这个善意的撒谎，避免了我的尴尬。  1月14日，我们在湘潭县城内休息了一天，天空灰蒙蒙的，风很大，还下了毛毛雨，所以我们几个只到接待站附近走了走。15日，我们吃过早饭去接待站柜台退回所领用的棉被时，我们与该站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原因是她硬说我们少了一床棉被。我们都很气愤，谁愿意多拿一床棉被背着步行啊？这场争执使我们推迟了一个小时左右的出发时间。 我们逆风行走在公路上，寒风呼呼作响，好像要推着我们倒退。当我们走到距湘潭城区70多华里的银田寺时，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了。是晚，我们在银田学校的一楼教室打地铺。因为这所学校就是一栋只有一层的房子，地面也不是很干燥。与我们住同一教室的，还有东北某海军学院长征队的学员（只记得他们的内衣都是清一色的海军蓝色条纹长袖衫)。我们都是打地铺睡觉，草席下面铺了一层干稻秆。这很有点象当年红军行军夜宿的样子了。 次日吃过早餐后，我们离开银田学校又上路了。从银田寺通往韶山的公路，已不再是那种常见的泥沙路面而是柏油路面。我们这些山里孩子，是很少见过柏油公路的。 下午两点多，我们一行六人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韶山。 到达韶山之后，我们见到广场上黑压压的尽是人头，那天可能有几千串联到这里的外地红卫兵。于是我们将背包放在地上，啃着早餐时特意留下的干馒头权当中餐。稍后，队长刘国泰和徐俊生去韶山接待总站排队登记住宿，其余的人则在原地待命。这时，队友黄政萍看到附近一所房子前正在出售参观韶山纪念章，于是他也去排队购买。大约半小时后，我们仍不见黄政萍回来，大家便让我去看看他买到纪念章没有，叫他快点归队。当我到达售纪念章那房子的旁边一高岸上时，看到排在黄政萍的前面只有两个人了。于是我便叫他买到后就回去。由于这个高岸有两米多高，就近又没有路直接下到售纪念章的窗口边，于是我对黄说完后便绕了一段路向那窗口处走去。待我到了窗口前，发现黄政萍已离开了。这也就只四五分钟时间的事。看到黄不在窗口了，我便返回队友们休息的地方。但是我走到原休息地时，我惊呆了：队友一个都不见了，我的行李也被他们带走了。这一下我可傻了眼，因为我既没有介绍信，也没有被子。直到三十余年后，我原先的初中同桌同学徐俊生才承认是他搞的恶作剧。当时的我还不到十四周岁。那个年代，国内身份证还没有发明出来，也不存在非公有制的旅馆。我们整个队只有一张介绍信，由队长保管着，当时的我两手空空。一个人出外没有介绍信，就意味着失去了住宿的地方；更何况韶山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即使持有介绍信也不能确保你就能进接特站住到宿。这对于初次出远门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我没有办法，只能空着双手在这人海里四处乱转，企图能碰上有队友能正好来找我。但是直到夜幕即将降临，我都没有看到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身影。当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糟糕的情况。没有串联介绍信，自然就吃不上饭。因为串联期间都是得凭着介绍信去接待站领餐券的。到下午六时许，天已渐渐地暗了下来，饥肠碌碌的我十分焦急。我看到韶山接待总站大门右侧的窗户附近有一张旧乒乓球桌，于是捡了一只大秆袋置于桌上，连解放鞋都不脱，躺进这只秆袋中。因为天冷，在秆袋里呆了不到半个钟头，还是受不了，就又跳下乒乓球桌。此后我整夜未睡，把韶山的每个串联接待站的每一张床位我都去看了两遍（真的是两遍，包括女生的。因为那时每夜都有人进出房间，不存在拴门的事)。我的目的是看是否能查到我带的那床被子。我的想法是，只要看到我的被子，也就可以找到我的队友了。然而我的希望落空了，一直找到凌晨一点许都还没见到我的队友。后来我一想，刘国泰同学下午到接待总站登记过，只要查一下总站本日的接待登记簿，不就能查到队友们被安排在哪个分站了吗？我去总站要求工作人员替我查阅一下我们这个队的去向。好在总站通都有值班的人。那位总站工作人员一直查了五大册登记簿，才查到我们这个“星火长征队”被安排在韶山学校接待分站去了。于是我不再乱找，前往韶山学校进行铺地毯式的搜查。奇怪的是仍不见队友的人影，而此时已是下半夜了。我好不容易在该校一临时建筑内的一张用毛竹搭成的临时床顶层上，找到了一床像我队友的被子。我在那等了一个小时左右，都没见这床有人来睡。我虽然很困，我意识到我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必须找到自己的队友，否则以后日子里将会非常的麻烦。不得已，我找到了学校的烧水房，我打定主意就到这里等，明天他们总会来烧水房打水洗脸的。 这么晚了，烧水工友也早已经睡觉去了，烧水房内没其他人。烧水灶是烧煤的，火已经封好，从灶口处可看到铁炉栅上面的煤仍红通通的。我双腿走得又酸又胀，加上没吃晚饭，觉得十分疲劳，上下眼皮也直打架。这烧水房只有三面是墙，半夜又冷，外面的风呼呼响，我于是便拉了一条板凳在灶口处坐了下来，想把双脚伸进灶膛里炉栅下边烤烤火，谁知灶膛底部并无温度，而且有凉飕飕的感觉，我只好把腿缩回来。在这冬天里，后半夜又冷又饿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好不容易捱到天亮，我睁大着眼睛，在陆陆续续前来打热水洗脸的人中间搜寻我的队友，然而好几百人在这打水洗过了，后来连一位洗脸的人都没有了，到早餐时间过后了我的五位友却全无踪影，我简直要绝望了。但是我还是不死心，仍在烧水房守株待兔。 大约等到上午9点多，终于看到一个我熟悉的身影左手拿着毛巾、右手仍在擦眼睛，一副没睡够的样子，缓步向我这边走过来了。“宋和平——！你们让我找得好苦啊！”我一边大声喊了起来，一边连跳带跑向他扑过去，双手抓住他那拿毛巾的手。此时，我感觉到我的眼眶一热，泪水便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宋和平听到喊声，表情惊愕了两三秒钟后才反应过来：“曾建开，你在这里啊！”接着我把我昨天半天一晚找他们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 宋和平说，他们开始只是想跟我开个小玩笑，而且其中有的同学也不同意开这样的玩笑，谁知竟真的互相联系不上了。他们见很晚都没有看到我来，这才发了慌。他们几个人吃过晚饭到处找我，就是找不到了。于是他们又到接待站的广播站请广播员播放寻人启事，仍没见我到广播站去。他们也是找到半夜，结果还跑到一个小山冲，被那里的公安人员呵斥了一顿。我对他说：“我根本就没听到寻人广播，有可能那时我跑到山冲里的分站去了，那边没高音喇叭。昨天半夜我在那边篾棚子里看到有一张床上没人睡，被子有些像你的，可能那时你们还在外面找我呀！你们怎么睡这么晚才起来洗脸呢？害得我苦守到现在，我差点就要离开这里了。”宋和平说：“因昨晚睡得太晚，所以今天起得晚了，他们几个还没醒呢。”就这样，我终于归队了。几位队友见宋和平领我回来了，一个个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他们对我又是拥抱又是捶胸的，热闹了好一阵。此时此刻，一切的焦虑、懊悔都被抛到脑后。大家洗好脸后，已上午10点多钟了，早已错过了开早餐的时间，于是我们就都去了一个南货小店，每人买了五只面饼充饥。我两三顿都没吃饭了，早就饿得不行了，五只面饼不一会就被我吃了个精光。  下午，我和队友们一起去韶山冲参观了毛主席旧居。那时候，韶山到处都是外地来参观毛主席旧居的工人和学生，真的是人满为患。当时韶山接待站有一个规定，就是每人在韶山住宿不得超过两晚。我们这支长征队赖在韶山多住了一晚。除了这天(1月17日)我们去参观了一次毛主席旧居外，第二天上午又去参观了一次，19日下午才离开韶山步行往长沙。因为人太多，所以所有去参观的人都是排着队去的，排着的队伍长达两华里。可以说，当时所有的人都是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去参观毛主席旧居的。我们走过毛主席旧居前的池塘间的小路，就看到旧居的一侧稍高的地方围了一大群人在那观看节目表演，人群中歌声飞扬，所唱歌词内容都是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的。人群中还不时有人带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看节目的人中有些人盘腿坐在自带的被子包包上，而更多的人是站立着看的。我们参观完旧居后也去那里看热闹，发现那空地一角立了一块红牌，上面写有说明，我们这才知道这空地以前是毛主席家晒谷子的场地。参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居，是我们日夜盼望的事，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份光荣与自豪。很多人吃尽千辛万苦步行来韶山，就是为了实现心中的这一夙愿。当时才十来岁的我们为此激动不已，不少人在走近韶山毛主席旧居那一刻，流出了幸福的热泪。在毛主席旧居前，我和我的队友每人都买了一套每套八张的毛主席的黑白照片。 参观毛主席旧居，室内有两件物品绐我的印象最深:一件是大厅中正面墙上的一个佛龛。当时我就想:原来毛主席家还信佛呀。二是一条竖靠在墙角的竹扁担，看上去很有些年头了，上面贴有纸条，纸条上写有“复制品”三个毛笔字。我们一起去的六位队友，家里都是在山区，竹扁担是常用之物，挑水，挑柴，挑谷，挑大粪，都得用上它。  1月18号那天，韶山学校左前方那栋教学楼，有两处窗口前排着很长的队在买什么东西。我跑过去一问，原来这儿是出售毛主席的“老三篇”袖珍小册子的。“老三篇”是毛主席的三篇著作的合称，包括《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三篇著作。这个“老三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是每个中国人经常要读的，所以那时不管是工厂、农村、学校，还是部队，晚上的会议就特别地多，几乎是每天晚上都要去开会。此时我想起由我组织起来、全是毛孩子参加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我母亲工作单位职工的孩子)，于是我也就去买了十册，准备赠给小组各成员。为何大家会愿意在这里排长队买这书呢？因为买这里的“老三篇”，每一册后面都会由售书者盖上一个有着韶山图案的购书纪念章，当时大家都认为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最起码可以凭这印章图案证明自己是真的到过韶山，并非吹牛。 那时，全国兴起了一股佩戴和收藏毛主席像章的热潮，人们以收藏毛主席像章品种多、数量多为荣。为此，许多人千方百计去收购像章。如果自己手中同一造型的毛主席像章多了，就会将多余的拿去跟他人换回自己还没有收藏到的品种。我当时有一枚直径在一厘米多一点的金黄色毛主席像章，另外还有一枚直径大约在两厘米的红底色银色头像的毛主席像章。前一枚是学校发的，后面这枚直径较大一些的，是我母亲的一位同事赠送我的。自然，我对那些拥有几十枚毛主席像章的人很是羡慕。那天，我和队友们吃过晚饭到韶山广场上去散步，发现这里有上百人手中拿着毛主席像章相互进行交换，看到有好看的、大的像章，一些人会用两枚甚至多枚去换这自己想要的那枚。他们都用普通话不停地叫着：“我有毛主席像章，要交换吗？”我的好友李绍连，我不知他从哪里弄到十几二十枚毛主席像章，既有铝合金的像章，他有玻璃框式的像章。但是当时瓷制主席像章很少见。当他看到这里有很多人交换像章，也跃跃欲试，跑回我们的住处去取了自己的像章来进行交换。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喊着：“要换吗？要换像章吗？”而我们几个也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地去看那些各种各样的像章，想一饱眼福。当时那种情景，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可笑。  离开韶山后，我们便沿公路去了长沙。记得我们刚离开韶山不远，见到有不少工人正在修建长沙至韶山的铁路。在长沙，看到大街上有很多人游行喊口号。一辆开动着的卡车上有几人在散发传单，下面许多人跟在车后去捡。队友黄政萍也跟在卡车后面跑，我们喊他别去，他也不应，一会就跑没了踪影。正当我们担心他又会走丟了时，他却自己回来了。 我们在长沙的几天里，去参观了清水塘毛主席旧居纪念馆和毛主席的母校长沙师范学校，记得还去了桔子洲头感受毛主席青年时代的词作《沁园春·长沙》。那时，湘江中的水很清，清得有点发绿，而且江中有很多双桅杆大帆船。1973年夏天，我与一批同事又去了一次橘子洲头，这一次我看到的湘江水很浑浊。1967年1月那一次到长沙我们去不去了岳麓山，现在我记不起来了。 在长沙待了两三天后，我们六人便乘火车回到了萍乡。为什么我们不继续去别的地方(比如说武汉)串联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身上都没几个钱了。我记得离开长沙那天，预订的火车票是凌晨4:48分从长沙站发车，因此我们凌晨3点半左右就出发，步行赶往火车站，可是因为大串联，那时火车都不能正常运行，结果我们一直等到上午10点多才挤上火车。在火车站排队候车时，见一小贩提着一个竹篓向人们售卖熟猪肚片，我们几个就各买了一些当早餐，时间大约在上午8时半前后。买完猪肚片，队友李绍连说他只剩5角3分钱了，其他队友剩余金额也都不到1元了，我算是“大富翁”，还有1元2角多。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 回来的不久后，有一次我到麻田公社向阳大队蔡家小街上我大姨妈家过周末，我在柴灶火塘前向我大姨妈详述了我在韶山的遭遇。我大姨妈一边听，一边流着泪水。我没有难过，倒象是讲述别人的离奇故事似的。而对我父母，却从来都没详述过我在韶山那一晚难捱的经过，只是粗略地说了一些。 从1966年夏天开始，我就已模仿作旧体诗词了，只是当时我不知道作诗还得有格律这套规矩。这次串联回来后，我费了好大的劲，写了一首所谓的“七律”《步行串联到韶山》（原始稿，未改动一字），以纪念这次参加大串联的经历： 火红袖章火红旗，衬与红心交映辉。 迈步紧跨四百里，赣湘途留九人迹。 韶山太阳映天红，旧居松竹分外翠。 池边久立激情涌，晒坪盘坐颂歌飞。 【后记】 首先要说明的是，“串联”与“串连”这两个词的意思是相同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报刊上大都是写“串连”，但在后来，大都写作“串联”了。我个人认为用“串联”一词更能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 此文初稿撰写时间，大约在2007年，当时我写了一组关于去韶山串联的竹枝词，每一首竹枝词后都附有详细的自注。后来我将这些自注文字整合一下，便成了一篇记叙文。2015年8月我客居泉州城洛江区景明花园小区期间，编印了一册“网络精美散文选B卷”《生命是一场旅行》，我将此整合后的文稿收录到该书的第3辑《往事萦怀》内，用了我网名之一的“天山一剑”署名。 这一次制作此美篇，前两日及今天上午，我又补充了一些内容。 值得说明的是，那次步行串联我们离开韶山到达长沙，途中所有经历竟然集体失忆，近年我询问过宋和平李绍连徐俊生等老同学(队友)，无一人能记起那一段经历。 2023年6月19日中午12:10分于泉州柏景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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