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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梅武，江西永新县人，大学毕业后在江西莲花三中教了两年半高中语文，后于1983年支边去了新疆，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 红卫兵大串联记事（五） 在武汉玩了几天，就坐京广线路的火车到了长沙。在长沙，我参观了岳麓山景区和桔子洲景区。岳麓山上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文化教育氛围浓厚，以湖南大学为首的多数大学在此扎根，各种文人骚客的碑文隽永悦目，令人难忘。从山顶眺望长沙城，郁郁葱葱，花团锦簇，炊烟袅袅，车水马龙，橉茨栉枇，好一派兴旺景象。在桔子洲头，望着湘江北去，机声隆隆，白帆点点，想起了毛主席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又想起了他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气魄和胆略！人说湖南人雄才大略：敢想敢说敢做敢为，人才辈出，毛主席，刘少奇，彭德怀……哪个不是人中龙杰？ 在长沙玩了几天后，不小心又开溜到了广州。在广州我先后参观了黄花岗72烈士陵园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据说林觉民烈士也在黄花岗72烈士之中。他1911年4月24日晚写给妻子陈意映的绝笔信已收入高中语文教材，我二十年后给学生讲课时常常被他的爱国爱妻情怀感动得热泪盈眶。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天两口子闲聊，林觉民问爱妻小陈：如果我们两人，有一人先走（去世），你认为哪个先走为好。小陈不答，问林觉民，林说，我还是希望你先走为好……小陈想不通，甚至认为林觉民没良心，竟然希望自己先走，委屈得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林觉民对爱妻说，国家形势这样糟糕，我为挽救国家而奋斗，随时有牺牲的一天，如果我先走了，留下你孤单一人受罪，整天泪水里度日，还不如你先我而去，让我来承担这份孤寂和痛苦，妻子这才体会到丈夫这份沉甸甸而又苦涩涩的深情。我想，谁读到这里，即使铁石心肠也会落泪。林觉民为革命牺牲后，其妻天天拿着这封信边看边落泪，整日郁郁寡欢，两三个月后就随丈夫而去了天堂和他相会。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毛泽东等人创办的，为1924年至1926年的北伐培养了大批人才，彭湃曾担任了第一届和第五届的所长，毛泽东担任了第六届的讲习所所长，这二位都是农民运动的领袖和专家，为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除了参观这两个革命纪念地址，我还幸运地参加了1966年的“广交会”，里面进、出口的商品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大饱了眼福。 从1966年的9月中旬到年底，在外乘车串联了三个多月，饱览了祖国的山河形胜，历史文化，身心受到了洗礼，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革命的来之不易。在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我们返回了学校。在返校之前，我先回家了一趟，把生了虱子的内衣一把火烧光，把杂草丛生的头发彻底铲除，理了个光头，洗了澡，然后把穿的夹衣外套全部放到大锅里放满水烧开滚煮，算是彻底改头换面了。在家休息了几天，又返回了离家250里的学校。
（图录自网络） 红卫兵大串联记事（六） 1967年1月，我返回母校吉安白鹭洲中学复课闹革命。但学校冷冷清清，被打倒的校领导和大多数所谓学术权威的“牛鬼蛇神”老师仍然没有恢复名誉，学校仍没有开课。在学校玩了几天后觉得特别无聊。心想，与其这样无所事事，不如趁红卫兵大串联席幕前再去走几个近点的革命胜地。当时有三个地方可去，一是毛主席故乡韶山，一是红色故都瑞金，一是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我邀了吉安市的几个好友，决定先去最近的井冈山。说走就走，带上红卫兵串联介绍信和一点钱和粮票以及几件换洗衣服就出发了。 国家考虑到许多徒步串联的红卫兵返校在路上还要走一段时间才能回家，所以各地红卫兵接待站到1967年2月底才陆续撤销，但坐车就很不方便了，除了返程的红卫兵接待站提供返程车票，像我们这种人已经返程了，再没有坐车的优惠了，只有徒步前往。 我们几人先去泰和县，一天走了大约50华里后天色渐渐暗下来，公路上一路拦车，想撘个顺风车到县城，但大都不予理会，我们只得边走边拦车，终于在离泰和县城还有十多华里的地方拦上了一辆卡车，司机师把我们直接送到了接待站，我们像回到家里一样高兴。晚歺吃的是青椒炒油渣，特别香脆，第二天我们离开时向负责人打听，问油渣有卖么？他说，还有一点，可以卖给你们，一元钱一斤，我们大为兴奋，每人花五毛钱买了半斤，半斤有一大包，又香又脆，饿了既可当饭吃又可当莱吃。大约第三天，我们终于到了白雪皑皑的井冈山。临近过春节的井冈山，早就被冰雪覆盖。而从全国各地来井冈山的红卫兵特别多，井冈山临时增加了很多接待站，但住所的被子，粮食仍然紧缺，最后没办法，上级只有靠空投饼干、炒熟的黄豆、被子来解决红卫兵的急需，所以我们去接待站每天吃饭时就拿个把缸去领饼干或黄豆充饥。住的是地下统铺，一个挨一个地躺着。另外我还发现许多红卫兵的鼻口涂了一层黄药水，一打听是井冈山正在流行急性脑膜炎，接待站都给红卫兵用药棉蘸了药水预防，并且鼓励红卫兵吸烟，说是吸烟也是一种预防办法。我也买了一包香烟装在口袋里，不时吸上一口。因为太过寒冷，不敢多呆，只住了两晩就下山了。在离开井冈山的这天，因为走得早，没有领上饼干和豆子，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只好依在路边的岩石上休息，一会儿几个外地红卫兵过来了，我拦住他们，向他们说明了情况，求他们给点吃的，他们二话不说，就从背包里把饼干、豆子送给我，并且再三问还要不要，我要了一些，就推辞说够了够了，我们不能把人家备急的食物都要光呀。 从井冈山下来我们走到了泰和县一个叫三都的地方，过河就是吉安县的永阳镇。同来的吉安市几位同学回吉安市去了，只留下我一人在傍晚住进了永阳镇接待站。住的仍然是统铺，晚饭后我走进房间，见有十几个人或躺或坐在聊天，我找到分配给我的铺位就躺下休息，因为走路辛苦，就早早入睡了。睡到半夜我起来小解，发现原先十几个人住的房间空荡荡只剩下我一人了，我一下子惊慌起来，壮着胆去问值班人员，他说，我给你换个房间吧，也不作任何解释。第二天醒来问其他红卫兵，他们告诉我，说昨夜一位红卫兵脑膜炎急性发作去世了，你睡得那么沉，就没有叫醒你。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吃过早饭急匆匆往家里方向赶，走到天河镇歇了一晚，走到永新县城歇了一晚，第三天终于在春节前几天回到家里了。 因为江西急性脑膜炎流行，回家过春节后就再不敢去串联了。 1966年上半年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下半年是红卫兵大串联，1967年是两派武斗年，我1967年就呆在家里做“逍遥派”，既不参加造反派，也不参加保守派，大队长找到我说，你给小学孩子上课吧，暂时做个临时老师，我说，我还要返校上课呀。他说，你何时上课就何时离开，不耽误你。于是这年就在本地教了一年书。 1968年初，学校来了通知，叫回校上课。我返回学校，大约上了一两个月的课，又通知去下乡支援春耕生产，从三月到五月，一直在吉安市的近郊一个乡村支农。五月底返校上了一两个月的课，七月就开始毕业分配。当时分配的原则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工厂。面向工厂与我们农村来的学生无缘，对我们农村学生是“哪里来哪里去”，铁板一块！于是我在1968年的7月15日打起补丁叠补丁的被子回到了家乡务农和当民办教师。十年里为了生活，养过母猪，收过破烂，进山背过木，下过煤窑，修过公路，大年三十到外县收过鸡毛，只要能挣上一分钱，我都去干。因为买个盐、买盒火柴、买点晚上点灯煤油都得要钱呀。那个时代在丘陵地上多种点花生、红薯、豆子、蔬菜，待快要成熟前大队就组织民兵来“拔青苗”，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极左思潮搞得民生凋敝，物资奇缺，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老百姓要个钱真的是万分万分地艰难。 我的翻身是参加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冬参加高考开始的。“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感谢华国锋主席和邓公小平让我们“老三届”也能参加高考，从此改变了我的苦难命运！ 如果说文革前期的红卫兵大串联让我们见了世面，那么从1967年到1976年这十年则让我们中国近两千万的高初中毕业生受尽了折磨和苦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我们今后再不会这样折腾了！（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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