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夏天，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但就是这一年，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却。
那时，我12岁，在万木公社麻布坨的楠木小学附中读初中。我伯父在这个学校当校长，听说从今年起初中毕业上高中要考试了。以前的初中毕业上高中，根据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推荐。听说要考试，伯父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今年起高中要考试，你自己要努力，只要你能考上丁市高中(酉阳三中)，我就给你买一套‘涤确良’。”那个时候，我的成绩在班上处于一般或说中等水平。丁市高中是我们区里的一所高中，也就是考高中的最低要求。听了伯父的话，我就有了莫大的学习干劲。那时，我还不知道考虑什么前途，只有“涤确良”才是十分诱人的动力，当时，只有家庭条件好的人才能穿上“涤确良”，就连姑娘出嫁向男方索要的嫁衣最好也就是“涤确良”。自从听到伯父的话，我就开始转变学习态度，读书认真起来，还有一学期时间，努力还来得及的。我就用废弃的墨水瓶做了一个煤油灯，在家里人睡觉之后，悄悄起来看书、做作业。为了不让父母知道，看完书或者做作业之后，就把煤油灯偷偷放在我的床下。后来母亲发现煤油少了，追问起来，我才战战兢兢地告诉母亲。母亲说：“书可以看，但灯光要弄小一点。”我只好拿出煤油灯来，母亲把灯芯弄到最小。那个时候，母亲不知灯光小了会影响眼睛，只知道节约煤油。那年月，煤油靠供应，一个家庭一月才半斤煤油，我明白母亲的一片苦心。现在讲给儿子听时，他还以为我在虚构故事：“爸爸，你是一个作家，是不是又在搞创作？”其实我说的话没半点虚构，后来我大姐教育外甥时就举我为例子：“你大舅的眼睛近视就是当年煤油灯小了造成的，那时你外婆还说你大舅浪费煤油了！”
伯父的许诺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动力。伯父当时在我们大家庭里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家里只他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我完全相信他说的话会兑现，没半点怀疑。从此，老师就说我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上课不再走神了，尽管那个时期，我常常饱受饥饿之煎熬，但我完全将注意力放在学习上，以前我听课常常“坐火车”，一知半解，或者不知所云。而现在，所有课程我都能听懂了，在老师上新课之前，我就开始预习新课，上课一点也不感到吃力。在初二下期全区统考中，我成为全公社第一名，全区第二名。经过才两个月努力我就取得这样大的进步，在我们当地传美谈，成为人们教育子女的活教材。人只要肯努力，就会有收获。
就在这个时候，伯父借调到县文教局帮助整改工作，伯父临走时给我说：“你不能骄傲，争取考上中专，我说话要兑现，如果你考上了中专，我还要给你买一块上海牌手表。”那年头，上海牌手表，可是一件非常贵重的东西，只要公社书记或者粮站食品站这些掌握生存权利的干部才有资格戴，一般工作干部也是一种奢望。伯父这话更是激发起我少年时代的斗志，我的学习劲头更足了。听到只要我考上中专就可以得上海牌手表，而且考上中专还有一个工作，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呵？在临初中毕业的冲刺阶段，我没日没夜地学习……后来听父亲说，他每天晚上下半夜看我的时候，听见我在梦中就在背数学公式或课文，他曾经对母亲说了好几次，怕我精神出问题。在初中最后半个月，父亲每天监督我睡了之后他才去睡觉，他是怕我的身体彻底垮了。小时候，我生过病，身体不是很好。怕我过度疲劳又把以前的病整复发了。
我的初中时代，是学制要缩短年月，初中是两年制。初中毕业时，我才13岁，我当时个子小，不到1米4，体重不到28公斤，还不及现在一般初小学生体重。
7月初中考，是去区里中考，到区上中学30多里路。那时不通公路，只有开动11号，由班主任带队，走了差不多6个小时，一个二个歪歪倒倒地到达区上。我还好，伯父家的堂姐在区上中学读高中，也是当年毕业。我考试来回四天的生活费3块钱，父亲早给了大姐。父亲担心我年纪小，怕我弄掉，我去了区上，大姐会来找我的。我们万木公社几个初中教学点的毕业生被安排在区医院的走道上，睡在用几块稻草席铺上。大家吃了晚饭，就召开考生动员会，全区1200多考生集中丁市中学操场，场面浓烈，先是区委书记讲话，然后就县文教局下派的主考官训话。操场周围，一些荷枪实弹的民兵站起了岗。这是1977年开始高考后的第一场正规考试，高考和中考在同时进行，区上考场既有中考又有高考。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时期，考试很严肃。“接受党和人民的挑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等大幅标语挂在学校操场，我还看到一个挎着手枪的人在考生前后走动，后来我才知道，是区里的公安罗特派员。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真正的手枪。以前是在电影里看到了的，我才知道区上和我们农村不一样：除了看到手枪还可以看到电灯，学校里有柴油机发电，晚上将学校教室照得亮亮堂堂。
中考记分科目只考三科，政治、语文、数学各科100分。物理化学合为一科100分，叫理化，属于附加成绩。考两天。数学试卷第一道题是“2—3”，监考我们考室是一个中师毕业工农兵学员，一打开题，他对就我们说，第一道题可能出错了，大家先不要做，等他去问问再做。后来我们才听说他去问了学校教导主任，成为那个时代的笑话。
考试题对我来说很简单，每一科考试我都是提前交卷。特别是语文，作文是《给归国难侨的一封信》，占70分，平常语文老师给我们读过有人给归国难侨的慰问信。当时中越关系吃紧，我们在报纸和广播里听说越南在驱逐华侨。我写起来很顺手，估计至少应该在60分以上。数学也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我曾经做过的题型。政治在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时事题而已，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之类的题占大多数，估计应该在80分以上。考试一结束，我悄悄估算起自己的分数。
那次考试，班有一个秦的同学，不知什么原因把他的名字弄掉了，发准考证的时候没有他的，他在学校操场嚎啕大哭，后来经过老师与招办协商，请示了上级有关部门，他补了因病去世考生的缺而参加考试，其实他在我们班上的成绩比较靠前，只比我差一点点，但由于这个原因，影响了他的考试情绪，成绩考得不理想，连县重点高中也没考上。
考试结束之后，我们又步行回家。在路上，我们万木公社楠木小学的学生和万木小学的学生还在路上打了一场群架，我所在的楠木小学的学生占着自己的人多，把万木小学的学生追得没命地跑。幸亏几个老师发现之后制止及时，说不定还可能要伤人。
考试回家，我还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我是10岁就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最开始每天我只有1分半工分，男劳动力一天是10个工分，女劳动力一天是8个工分，而初中毕业时，我已经能挣4个工分了，也就是说我已顶半个女劳动力了。一个农村孩子有什么办法？他们拥有的权利不知被剥夺了多少！
我边参加劳动边等待考学的消息。我也曾做一些古怪的梦，梦见自己考上了中专，有时又梦见自己名落孙山，自己在梦里大哭。我把自己梦对祖母说，祖母安慰我说：“梦是与现实相反，你肯定有望头。”好不容易熬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区里来通知了，叫我8月2日去区教办集合，去县上参加体检。一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父亲把我送到区里，才知道我们区里考上了4个初中应届生，我的成绩是第一名，三科总分是264分，理化附加分56分。还有几个往届的高中毕业生，其中几个享受照顾的民办教师，班上一个姓黄的同学也考上了。公社另外还有两个往届高中毕业生考上，由区文教办主任带我们去县里体检。
这是我第一次进县城，也是我第一次坐班车，我带着父亲给我的10块钱和美好的愿望去的县城，这应该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转折，也许我的命运也就这样改变了，伯父还会给我买“涤确良”衣服，还有上海牌手表，我想入非非。在县城里，我第一次吃到馒头，看到了偶尔在县城大街跑的面包车。
体检基本没问题。只是发育不良，不到1米4，体重才28公斤。体检完之后回家时，我去百货公司买了一条涤确良手帕，给我那从没上过学的姐姐。
回到家里，我还将自己没花完的1块钱退给父亲。那时从区里去县城的车费才1块2，吃一碗面才2毛，在旅馆住宿一晚才2毛，体检费才1块2，现在说起来还有些叫人不敢相信。
我的填报志愿是水电校和河运学校。因为我知道去水电校是学习水电的一些知识，去河运学校可以在将来去驾驶轮船。小时候，我和父亲去贵州沿河治病，我坐过小轮船，当时还叫“汽划子”。“汽划子”上的水手穿着白衣服，戴的是大沿帽，非常神气。我羡慕他们得要死，心想，以后能够工作就应该找这样的工作。好几个晚上，我都做梦自己在开轮船，从梦中笑醒几回。
一个多月过去了，公社其他几个参加体检的考生都陆续收到入学通知。班上的黄姓同学也收到一个邻县中等师范通知，而我还没一点消息，伯父在文教局也没去过问我的事。9月中旬了，家里人才开始着急，去公社打电话叫伯父查一下，查的结果是我的档案还在文教局里招生办的办公桌里抽屉里，说是忘记送了。但后面附有当时我们公社盖了公章的一封检举信，说我父亲在1959年反对大食堂，是一个“瞒产分子”。原来我父亲在那时是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反对党委书记虚报产量坑害百姓，与当时的党委书记大动干戈，毅然辞职回家，党委书记就在背后做了父亲的手脚，背地给了他一个处分，这是后来落实政策时父亲才知道的。我考上中专那一年，原来的那个党委书记在区里当区委副书记兼区革委主任，听说我考上了中专，暗地耍了一横刀，斩断了我人生第一个美好前程。
中专落选之后，我伤心地哭了一整天。
后来，父亲到文教局几次三番申诉，文教局才给发我了一个上重点中学——酉阳一中（现二中）的通知。
这年国庆节之后的第12天，在父亲的带领下，我背着一床薄薄的被子与一口木箱子赶班车到酉阳县城，开始了我人生中的高中生活。伯父的诺言没有兑现，我的涤确良和上海牌手表美梦破灭了，后来伯父也没提起此事，我也不好意思说起这事，只是后来教育我儿子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说过这事。
就在这年的冬天，我和其他人一样听到了春天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