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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戳：享道商城 生命 裴东柱自述 整理、修订：柴然 抗美援朝 1950年秋天，我们在黄沙山开荒出来的土地，丰收在望：谷苗一人高，谷穗一尺长。可是我们不能收割这长势喜人的庄稼了。为了抗美援朝，上级命令我们：立即转向战备，把庄稼交给地方来收割，部队奔赴山东做入朝准备。 1951年2月，我们部队入朝作战。 我暂时却留在国内，到了东北沈阳黑山县政治队进行军事、政治学习。 “由于前方战斗任务十分艰苦，并且伤亡很大，为了抗美援朝最后的胜利，培训一批高素质、有文化的志愿军干部，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我们首长要我们暂时留在国内时的讲话。而我在政治队学习期间，总也想到我的战友们在纷纷炮火中作战，并且冒着零下30多度的奇寒；当然，从大的方面，还是为了保家卫国，献身于自己的祖国，所以，我心无二用，学习异常刻苦：军事、政治，文化、政策，几近门门优良。为此，还荣立了一次三等功。 当年8月，我们赴朝之时，敌人在朝鲜已经获得了制空权。我们没有一架飞机出动，就是高射武器也很少，所以，敌人几乎是不分昼夜出动大量飞机，在朝鲜的领土上狂轰滥炸。对朝鲜通往我国的交通要道，敌人的空中轰炸，更是肆无忌惮。因此，白天我们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只能在夜间行动。记得我们从安东出发，从鸭绿江江水不太深处，手拉手渡了过去。几天之后，我们到达了前线。 在前线，有一天团政委找我谈话。我以为政委要为我下达什么作战任务，结果，政委竟宣布我到一营机炮连任政治指导员，升了我的职。我当然高兴了，我刚21岁就连升两级，由排级到连级，当上了政治指导员，觉得很了不起；但同时我也有担忧，认为自己太年轻，战斗指挥经验不足，尤其面对武装到牙齿上的美帝国主义，怕有什么过错，不能完成朝鲜战场上极为艰巨的作战任务。 我到任之后，我连的任务是一方面在战场上打击敌人，一方面构筑工事。 这期间，经过五次大的战役之后，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如同拧紧螺丝那样，已把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的联合国部队固定到了“三八线”一带。敌人想往前移动一步，都相当困难。与此相反，这对我军作战，则十分有利。 为了对付敌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我们多以构筑坑道工事为主。坑道工事，就是我志愿军在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大发明创造。什么叫坑道工事呢？即：坑道口距离山顶至少15公尺；坑道宽度一般为1公尺，高度为1.5公尺，也就是我们拿着武器可以通过为止；另是在每10公尺处，挖一个隐蔽部，用以存放武器弹药和人员休息。我军战士24小时不停顿地挖掘，到最后，可以说是把北朝鲜所有的大山都挖空了。有的地方，人不需要出洞，从“三八线”一带就能走到鸭绿江边。这强大的坑道工事，保证了我志愿军以最小的代价最终换取最大的胜利。 敌人向我阵地进攻，前后总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先是大炮轰炸个不亦乐乎；大炮一停，飞机再来投注无数颗炸弹；最后飞机停止投弹，他们的步兵才开始攻击。 而我方就此做出的应对是：大炮、飞机，不予理睬，安心待在坑道工事内，等待上面的观察员向坑道里喊话；我们总是等到敌人的步兵部队离我们阵地约摸2、30米时，但听观察员一声大吼：“敌人上来啦——”我们便手持武器冲入阵地；我们先是向敌人投出去一排手榴弹，一排飞雷，然后，机枪、步枪、大炮同时向敌人猛烈开火。在我们前面，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剩下的死里逃生者，赶快逃跑回去。 敌人的冲锋被我们打下去之后，我们仍是各阵地只留一至二人作为观察哨，其他战士和指战员全部退入坑道，该擦拭武器的，擦拭武器；该往枪膛里装子弹的，再次把子弹装好；有时，在这激烈战斗的间隙，我们在这坑道工事内，还能打打扑克、下下象棋。我们的敌人仍旧是那个规律。因此，我们也仍旧原样应对：敌人又来了，飞机大炮又停了，我们的战士又出击了，又把敌人打下去了。由于我们修筑的坑道工事牢不可破，敌人几乎无法接近我们的阵地前沿。 在这一基础上，我志愿军总部又颁发了命令：全军无论是长枪还是高射炮一齐向敌机开火。 志愿军赴朝初期，为了不暴露我军目标，是不让我们向敌机开火的。由于当时我军的高射炮不多，飞机没有一架驶入朝鲜领空，所以那些无遮无拦的敌机十分猖獗。自从总部发出全面向敌机射击后，敌人的战机只要一起飞，就会遭到我军炮火的猛烈袭击：地下，是长短步枪、机枪、高射炮，天上，是我们的苏制小燕喷气式飞机，打得来犯之敌，再不敢超低空飞行，多数只是漫无目的地投下炸弹后了事而已。 纸老虎 凡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革命，老战士，都会有我这样的感触。 我们先简单来和他们作以比较，看看他们表面上多唬人：从武器装备上看，人家比我们优良得多，全部机械化，有坦克，有飞机，有大炮；从生活上看，人家的士兵，吃的是牛排、面包，大米、白面，抽的是洋烟，喝的是洋酒；从行军上看，全部用的是汽车，尤其是，打仗还要铺上一条毯子。我们志愿军战士呢？武器装备很差；饿了吃几口炒面，渴了冰雪当水喝；行军全凭两条腿，尤其交兵初期，天上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大炮，我们全凭步枪、手榴弹和他们干。 他们的兵，是雇佣兵，都不知道在为谁打仗。我们打仗，一场战斗，一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最后；他们就完全不同：不能打近战，不能接近我们，只要一接近我们，就举手投降。他们怕死。 我军有一名战士，叫刘光子，此人生得高大威猛，肤色粗黑。由于家庭贫穷，刘光子早年没念过书，一字不识。有一天执行公务，他一个人拿着一支冲锋枪从树林里出来时，恰巧遇见一群美国兵。于是，他大吼一声：“缴枪不杀！”这一群美国兵便乖乖地放下了武器。刘光子把他们押解到了我军驻地。到驻地大家一数，这群美国兵总共是62人；这时他们也才发现，俘虏他们的，就刘光子一个人。刘光子一个人活捉了62个美国鬼子。 我军有一名伙夫，手拿扁担，身背一口行军锅，撞见三个美国鬼子。他那口行军锅都未下身，拿着扁担就向敌人冲了过去。敌人以为那条扁担和那口行军锅可能是我志愿军的什么新式秘密武器，赶紧放下枪，向我伙夫举手投降。 土耳其派往朝鲜战场上一个步兵旅。这个旅到朝鲜后第一天开赴前线，彭德怀总指挥就下令：“今晚消灭土耳其旅不过夜。”不即天亮，土耳其旅果真如我彭总说的那样，被我志愿军全部歼灭。所以，后来就有这样的戏谑：“我志愿军一夜间歼灭了一个国家。” 思想波动 1953年10月28日，我们登上开往祖国的列车的。沿途，我们这些凯旋者，一再受到朝鲜人民和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无论走到哪里，都被大家称呼为“最可爱的人”。 当专列驶入我国东北边陲，我们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个高兴啊。我们好多人都激动得整晚上睡不着。我这浴血奋战的儿子，回来了。 我们部队再次驻扎石家庄地区。这也是我们征战多年最熟悉的地区之一。 新出现的问题，几乎和当年驻扎在黄沙山如出一辙，待到那归来的喜悦、兴奋劲儿过去，很多干部、战士思想上又起变化。波动程度，超乎当年。要求成家的，要求婚姻的，思念家乡的，想念亲人的，这胶浓烈情绪，致使部分官兵都得了思乡病、相思病。 我也十分思念我河南安阳老家里的亲人。但由于自己是基层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必须以身作则。所以，在自己的干部、战士面前，处处注意，尽量不表露出来。 干部、战士要求婚姻，成为第一大问题。为了控制这种情绪的迅猛的发展，稳固军心，上级就此作了一个很严格的规定：排以上干部，军官年限够8年时间，方允许找对象，结婚。我当军官年限4年，所以，离结婚年限，也还有4年。 我们营一连连长、大功臣田万云，找了对象后离结婚年限还差三个月，但他要求当时就结婚，部队首长不批，说：“你还差三个月，不可破例。”他想不通，便自杀了。 我们连一名战士叫苏德山，他出国前死了父亲，从朝鲜回来后，母亲已改嫁。为此，他思想上十分悲观。其后他又得知母亲要前往部队来看望他，甚感败兴，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们班长怕他出事，便向我报告。这样，我每天找他谈话，苦口婆心，做他的思想工作。尽管如此，但还是没有做通。一天晚上，他趁站岗执勤的一个空隙，选择了上吊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除这些意料之外的事件影响，那时连里的战士们开始返乡复员，排以上军官随即要实行军衔制等，大家的思想状态，十分混乱。 我们的英雄，我们的战士，如何适应今天的和平环境，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 这时候，我被调到1营1连，任政治指导员。虽职位没有变化，但这是在1连连长、大功臣田万云刚自杀后不久，作为1连新来的领导，可想而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尤其是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很不容易。 部队的主要任务，开始转向自力更生修建营房上来。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动手：挖石料，烧石灰，烧砖瓦，各连队都有任务。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带兵打仗还行，干建筑泥瓦匠这行，多不在行。幸好我们有八路军的老传统：不会干，学着干，摸索着干；这才使建营房的工作走上了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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