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汾东风物志丨张玉虎：往昔的民谣与消失的农事

往昔的民谣与消失的农事

张玉虎

我们小店地区农民的语言是十分丰富生动的，尤其是那些流传于农民口头的民谣和歇后语，更是形象传神地体现着它所存在的那个时代的特色和印记。我初记事的时候，是五十年代，我们山西中部的农村还没有电，一切农活全靠农民的体力和手工，于是农民对各种农活体力付出的大小就十分敏感，那时我们村里便传唱着名为《三大苦轻》和《三大苦重》的民谣。

《三大苦轻》是

“割麦子，散腰儿；

饮牲口，打哨儿；

出殡的时候引道儿”。

《三大苦重》是

“搬辘轳，打扇车；

出殡的时候扛大头。”

这几桩活计，苦轻的确实苦轻，苦重的也确实苦重。不过，苦轻苦重，没有干过的人是怎么对你说你也不理解的。因为你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亲身的体会。

散腰儿

    现在，村里人收麦子绝大多数用联合收割机，麦子熟了，把收割机开到田里，从这头走到那头，便连割带打一次完成了。地主（不是家庭成份那个意义上的地主，而是‘土地的主人’这个意义上的地主）只管拿上口袋从地里往回装麦子就行了，收麦子竟跟当年看大戏一样的消停。

这两首民谣传唱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那时候没有任何机械，不管种多少麦子，全凭手工用镰刀割。大热天，匍下身子挥舞镰刀在似火的骄阳下割麦子，其苦其累可想而知，那才叫真正的“出大力流大汗”。有村里的一句熟语为证：“男人割了麦子，女人坐了月子——受尽苦了。”那时农民收麦子，也可以算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但得割倒，还得打成捆，运回场上，然后再晾晒，碾压，收堆，用扇车扇等等。单干的时候，一家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一家人由于有亲情的粘合，是没有计较心理的，在“龙口夺食”的大忙季节，见活就抢着干，根本就不去想什么活轻省，什么活苦累。集体化以后，许多人集中在一起劳动，分工就明确了，什么活苦重，什么活苦轻也就明明白白了。割麦子这个活儿，分三道工序：有人在前面弯腰蹶腚挥镰割麦受大苦，有人在中间抱上一些稻草搓成的捆麦子用的“腰儿”散步似地隔几步放一条，后面再有人把割倒的麦子抱到腰儿上打起捆来。这三道工序中，中间的一道就叫作“散腰儿”，那无疑是收麦子过程中最轻省，最“潇洒”的活儿了。不过，一般人干不上，那都是由跟队长关系亲近或队长看得顺眼的人来干的，怪不得人们要“眼红”了。

 打哨儿

“打哨儿”也能算一种农事吗？是的。

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然经济时期，牲畜是农民的“半条命”，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协作伙伴”。在大田里劳动的农民，是一天到晚都要同牲畜打交道的：犁、耧、砘、耙都要靠牲畜来拉，运输肥料、粮食、煤炭的大车要靠牲畜来拉，浇菜田的水车、磨面的磨要靠牲畜来拉，女人们出门串亲时，往往也要骑一头小毛驴……农耕时代的农民对牲畜的依赖太重了，对牲畜的感情跟对土地的感情一样深。因此，农民对牲畜的态度也分外诚挚，不但要好草好料地喂养，而且饮水也是很及时，很有讲究的。每天劳作回来，先要牵上牲畜到一片平整松软的土地上打几个滚，让它们先解解乏。如果是夏天，马上就牵到水井旁的石槽前饮水，这一次不让饮得太多，怕影响吃草，只是解解渴，然后就牵回圈里喂草喂料，待牲畜吃饱之后，还要再次牵到水井旁饮水。真可谓是周到之至，体贴入微，比侍奉自己还侍奉得好！

让牲畜饮水的情景就更有意思了。集体化的时候，饲养员手里撰着一把缰绳，把五六匹牲畜拉到井边，往石槽里放满水后，总要响亮地打起口哨来。那口哨悠扬悦耳，就象农妇们哄婴儿撒尿的声音一样，叫人听了心上十分舒畅，不由得就觉得想往出尿尿。而那些立在井旁的牲畜们也很识事，一听到口哨声就一个个俯首贴耳低下头去石槽中吱吱地喝起水来，比不听话的孩子们还“乖”。牲畜们都喝起来后，口哨声就停了。有时看见哪一头骡子或哪一头驴不好好喝水，饲养员就又打起口哨来催它，直到催得它低下头去为止。侍弄牲畜的人们大部分会打口哨，有的还打得相当好，能吹出各种各样的时兴小曲来，不光牲畜们爱听，在一旁观看的孩子们也都听得入迷，也都把小嘴撮起来学着打呢。不过，没有几年的功夫，是打不到那种出神入化的地步的。人和牲畜之间竟有这样的默契，你不看到是不会相信的。

“打哨儿”原来指的是生产队的饲养员，干这样美妙的差使，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还要挣上高工分，谁不想干呢。

现在的农民，耕种运输基本上靠机械，养牲畜来干农活的是极少极少了，专门靠打口哨饮牲畜来挣工分养家的行当——饲养员也消失了。那种有艺术情趣的活儿也难觅“芳踪”了。

                               搬辘轳

《辘轳·女人和井》这部电视剧看过的人很多，辘轳是个什么估记大多数的人都是知道的。但现在真正见过辘轳的人想来不会很多，而摇过辘轳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因为现在城市乡村大都用上了自来水，龙头一拧，水就流出来了，小孩子们也难得知道那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不要说是辘轳，就是那种传统样式的大口井也很少见到了。而在五十年代以前，辘轳却是村村都得有家家都要用的。摇辘轳也是每一个男人甚至女人都必须会干的活儿，因为它维系着人的生命源泉——水。

在我们山西中部的农村，把用辘轳从井里汲水的活儿不叫“摇辘轳”，而叫“搬辘轳”。我认为这个“搬”字要比“摇”字用得好，因为“摇”让人听了会产生一种轻飘飘的感觉，认为那活儿必定也是轻松飘逸的。其实不然，用辘轳汲水是一种非常苦非常累的活儿，只有这个“搬”字才更准确更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农活的体力付出和技术含量。辘轳其实就是用架子固定在井口上的一个轮轴，系在轴上用来吊桶的绳子叫井绳。有时天旱水位低，那井绳是要在辘轳的轴上盘好多圈的。要把满满的一大桶水从深深的井里绞上来，不但需要暴发力（能把辘轳快速地转动起来），需要耐久力（坚持到把水桶绞到地面上来），而且需要技术。这个技术就可用一个“搬”字来概括：首先是转动辘轳往上绞水的过程中，右手摇摇把，左手要控制（“搬”）住井绳，让其一圈挨一圈地在辘轳轴上缠绕，绕不好就容易出差子，既费力又费工；其次是要在水桶刚露出水面的一刹那就准确地抓住它，这就需要右手“搬”好辘轳摇把，以保持身体平衡，左手快速而稳健地抓好水桶，以保持水桶平衡，尽量让水少溅出桶外。仅仅打一桶水就有这么许多讲究，“搬辘轳”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是平时挑自己家吃的一担两担水不要紧，那搬辘轳再费劲也累不到哪儿，可要是赶上打水浇菜田或是泼场那可就厉害了，再好的小伙子也能叫你累得爬下！

搬辘轳的人虽然又苦又累，可看搬辘轳却是很有意思的，搬辘轳的人动作干练，很有节奏感：往下放桶的时候，右手叉腰，左手轻轻地抚着轮轴，任辘轳飞快地旋转着，那桶便带着井绳在井里叮铃哐啷地往下掉，几乎是在与井里“咚”地一声巨响的同时，他的右手便准确地握住了辘轳的摇把，顺着原方向转半圈，让桶里灌满水，然后便反方向一圈一圈地“搬”起来，遇一天轴芯里没上足油，辘轳就咕咕嘎嘎地唱起“歌”来，煞是好听，好看。我小的时候，经常偷偷地跑到田里的井台旁着迷地看大人们搬辘轳，久久不肯离开。为了安全起见，大人们一般不让小孩子们靠近井台，使搬辘轳这样的活儿对我就更增添了迷人的昧力，心想：多会我也能长大搬辘轳呀？

可是，到今天，我也没有真正地搬过辘轳，因为当我长成一个有资格搬辘轳的“壮劳力”时，搬辘轳这样的活儿在农村已经成为往事了，辘轳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先是有了用牲畜拉的水车，后来又有了各种各样的水泵，不但把人解放了，而且效率也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真正是“不可同日而语”。

跟现在的年轻人说搬辘轳这样的事，恐怕跟说秦皇汉武差不多了。

打扇车

扇车是我们这一带农村里最值得一提的农具了。因为它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农业机械普及以前农村里“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农具了。扇车实质上是一架手动鼓风机，它的作用是把碾过的谷类作物的颗粒和杂质分开，使粮食变得纯净起来。

首先它的样子就很有特点，蹲在那里象一只威武雄壮的大老虎。它的“肚子”是一个大风箱，里面横着一根装有风叶的木轴，给木轴加力，带动风叶飞速旋转就可以产生强风；它的大嘴是出风口，粮食和杂质就是从那里分开的，杂质轻，被吹到了远远的地方，饱满的粮食重，就落在了近处；在它的背上，还有一高一低两个平台，低的平台是让人站的，高的平台是放簸箕的，下面的人用簸箕从大堆上撮上毛粮放在平台上，站在上面的人端上簸箕把毛粮从出风口的上面均匀地往下倒，太快了不行，太快了扇不干净，太慢了也不行，太慢了又容易把好粮食扇上走了，因此，在上面掌簸箕的人一般都是有经验的老农。

特别让人感兴趣的是扇车两面梆板上的画了。所有的扇车两面都无一例外地画着一个头挽高髻富态冷艳的古装美人，那美人骑在长角的怪兽上手持一个大棒锤似在打那怪兽，怪兽便张着大口吐出一道虹霓，虹霓的走向同扇车的风向是一致的。我曾就这幅画的内容请教过村里的多位老人，他们都说那个女人是风婆子，那怪兽是她的坐骑风吼兽。看来，风婆子就是农民心目中的风神了，而风神驾驭她的风吼兽时，不靠法术和咒语，而靠手里的一条大棒，乡村工匠们的想象力也着实令人钦佩。

风吼兽灵不灵不知道，那扇车能扇风倒是肯定的，不过，那不是风神所为，而是靠人力摇出来的。早年我们这一带的农民们把摇动扇车使之产生风的活儿叫作打扇车。

打扇车是必须由两个人配合干的农活。在扇车左侧的轴头上，装上一个类似现在拖拉机摇把的曲柄，一个人拿条板橙与扇车平行脸朝后坐在曲柄前面，另一个人则面向曲柄头站在侧面，一开始先用手把住曲柄款款地摇动起来，待车轴和风叶产生惯性转动起来后，便放开曲柄，两个人一递一把打动曲柄，给扇车加力，使风叶保持高速运转，让扇车产生绵绵不断的强劲的风。两个打扇车的人一坐一立，一抽一送，配合默契，节奏铿然，看上去就跟两个机器人一样。要长时间地做这种枯燥无味的机械动作，其难度和劳动量可以想见。打扇车不光劳动量大，还有一定的危险，因为两只骨肉之手要和那根飞速旋转的钢铁曲柄不断地接触，稍有不慎便会被碰伤，我们村就有一个小伙子因打扇车被打得小臂骨折。扇车在当时算是价值较高的农具，一般农民不是家家都能置得起的，而地却是家家要种，粮食却是家家要收的，因此，一到夏收秋收，扇车就忙起来了，经常是“换人不换马”，这家的还没有扇完，那家就等在那里抬扇车了，扇车便一夜一夜不停地吼着，也算是那时农村的一道风景。

1958年村里通上电后，很快，扇车便由电动机来“打”了，电动机“打”扇车，不光速度快，而且不知道“累”，集体化时，场里劳动的人们不愿意麻烦着开关电闸，经常是人们在厦棚里抽烟小憩，电动机还“老老实实”地在场当央“卖力”地“打“着扇车，扇车还在那里疯狂地吼着。

后来，两梆上画着风婆子的木制扇车越来越少了，现在更是难得看见，打扇车也成了白头发白胡子老头儿们在后生晚辈面前吹吁的陈年往事。我认为应该好好地保存两架木制扇车作为文物，叫后来的人们知道从前人们的生产方式。

我在前面的民谣中提到的“出殡的时候引道儿”，是指送殡时走在队伍前面的阴阳先生；“出殡的时候扛大头”，则是指从灵堂往棺材架子上抬馆材时在最前头独挡一面背棺材的人。这两样活儿虽然苦轻苦重泾渭分明，但一来因为其不属于农活，二来这两样行当现在也还存在，人们都了解，故不多饶舌了。

关  于  作  者

About the Author

张玉虎，太原小店西温庄人。小店区文协副主席，山西省作协会员，山西省散文家学会理事。

多年来热心小店汾东地区农耕文化和方言土语的研究与收集整理，故自号汾东拾穗人。研究成果在小店区《今日汾东》报以及《山西日报》、《山西晚报》、《三晋都市报》、《农业技术与装备》、《当代农机》、《太原日报》、《太原晚报》等传统媒体和《老家山西》、《山西国学》、《小店通》等新媒体上多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