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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岂之 天下一统，天下一家，是中国古已有之并流传了几千年的思想传统。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战国时期的地理书《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每个州又分为若干个国。“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禹贡》很明确地描述了九州的地理位置、山川物产，是一个很清楚的地理概念，它既包括中原，也包括了四边的少数民族地区。 古人认为，天子的职责就是“混一九州”，“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做不到这一点的，就是不称职的天子。所以宋代宰相司马光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 几千年来，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抱着这样“混一九州”、“一统天下”的思想。 在九州、四海之内，尽管有华夏和夷狄的区分，有民族歧视的观念和政策，如历代汉族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蒙元统治者对不同民族的等级划分；清朝统治者对汉人的防范等，但几千年来，“夷夏一体”、“四海一家”的思想，“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8]的思想，始终与这些民族歧视的观念并存，并且成为统治者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所以唐太宗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四海可使如一家。”他还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唐太宗的这些言论与政策，一直被后世的历代君王视为抚绥和统治少数民族的榜样。几千年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执行了或多或少善待异民族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当然不是由于统治者的善良，而是维护统治的需要。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原王朝，境内都包括了众多的民族。早在商周时代，境内就有戎、狄、夷、越等族。春秋时代，“夷蛮戎狄，犹错处内陆”。汉、唐时期，疆域更加辽阔，包括了今新疆及中亚地区、内外蒙古、东北三省及云南福建等地，民族更加众多。没有一个合适的民族政策，就无法维持如此大的疆域。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政权来说，更是如此。即便是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也往往是多民族杂处的局面。如1125年以后契丹人在中亚和新疆建立的西辽王朝，其境内的居民则以回纥、粟特、鞑靼等族为主。即便是吐蕃王国，境内也充满了汉、羌、白等多民族的人民。明末在东三省割据的满族后金政权，兵马十多万，“半皆中华人（汉人）”。当时的辽东居民“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直野人十三”。因此，当时的满族首领努尔哈赤说：“天降大国之君，宜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 几千年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得华夷之分的概念逐渐淡漠，各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则日益深入人心。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连续一百多年的侵略、瓜分和掠夺，中华各民族都深受其害，国家的衰亡、外敌的入侵给各民族带来的亡国灭种的灾难，联合抵抗外敌、命运与共的处境，使各民族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国也最终代替了各种王朝或“天下”、“四海”、“海内”、“九州”等称呼，而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国家的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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