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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通、扑通、扑通......” 听到三声一个节奏的“扑通”声，村子里瞬间就热闹起来了。 女人从家里各个角落拿出事先屯下的鸡毛、鸡肫皮、牙膏皮、破铜烂铁，以及一切货郎可以收的东西，以便能换个针头线脑。 孩子们翻遍衣服上所有的口袋，将先前积攒的分币全部拿出来，因为，他们早就眼馋货郎担子里售卖的宝塔糖、糖豆、糖果，男孩子还会盯着货郎担里的钓鱼钩、鱼线、玻璃弹球，或者玩具枪用火药之类的；女孩子会想着货郎担里的红头绳、发夹、橡皮筋。 看见人来，货郎连忙找一个开阔的地方歇下担子，开始进行交易。 货郎担子分成两个部分，平时挑在前面的是个玻璃柜子，柜子里划分了很多小格子，格子里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小零碎。后面的一般是个稻萝，卖货前放着一些家什，以平衡担子的重量；收到物品后，货郎会将稻萝里面的东西腾出来，不断地放置收到的物品。 货郎是那时候的流动百货公司，其实，货郎售卖的东西，码头上的供销社都有，人们喜欢货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货郎的东西非常全，货郎就像个变戏法的，家里需要的东西，货郎的担子里差不多都有；货郎非常灵活，供销社卖东西是不打散卖的，比如缝衣服的针，一买就是一包，而在货郎处可以一根根地买；货郎都很贴心，他知道农民没有现钱，货郎处不是买东西，一般是兑换东西，即将家里的废品跟货郎换东西。 70年代早期，应该是没有货郎的，因为货郎会被认为是搞“投机倒把”，这是犯法的事，后来，政策慢慢地松了，货郎也就出来了。 在计划经济年代，无论是货郎卖出的物品，还是他收回去的废品，价格都是固定的，货郎几乎不议价，那货郎怎么做生意呢？其实，货郎还是看到了几个差别：交通上的差别，离县城或者集镇的地方，货郎一般去的要少一些，因为那地方交通方便，很多人去百货公司或者供销社买东西；零售上的差别，这里说的零售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零售，在供销社买一包针也叫零售，但货郎可以将一包针打开再零散地卖，这是供销社不愿意做的生意；三是支付上的差别，货郎有市场跟他们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农村人常年手头没有现钱，货郎可以让农民家的鸡毛、鸡肫皮等废品变成宝贝。 有次，一个玩伴请我吃了好几颗糖，我问他是从哪儿弄来的，他说是从货郎处换来的，我非常奇怪，他的父母竟然给他零钱买糖吃。当天晚上他被父母暴打了一顿，因为，他将父亲新买的牙膏挤掉，用牙膏皮换了一些糖。 货郎看似跟农民明码实价地兑换，他做的是不赚钱的生意，其实不然，他绝对不是学雷锋。货郎赚的四舍五入差额，假如一包针10根需要1毛8分，你买一根针，货郎就得收你2分钱，积少成多，货郎就会因为一包针赚2分钱；货郎赚的是卖废品的溢价，从你这边按照一毛钱一两的铜，他到废品收购站会卖一毛五分一两。别看分文不多，货郎赚的也是积少成多的钱。那时候，一个劳力一天就一个工，一个工不过几毛钱。 货郎大多来自浙江义乌，那地方因为人多地少，在土地里刨食几乎不能养活一家子人，所以，那里的男人只好选择外出当货郎以营生。一副担子轻则也有七八十斤，一挑就是一天，除了偶尔地歇下来交易。在行走的过程中，他们会有戒律地摇着他们的拨浪鼓。拨浪鼓分大小两种，小的拨浪鼓他们会举过头顶摇，大个的拨浪鼓，他们会垂在下面摇。我不知道摇鼓方式的不同，是否因为货郎来自不同地方？ 货郎担子一停下来，边上立即就被一群孩子围住了，无论是买东西的或者不买东西的，都争着看货郎架子里有什么新鲜东西，以便将来能攒够可以购买的钱或者废品。货郎一肚子生意经，他知道不同时候，村民和孩子们最需要什么？夏天的时候，货郎担里会备着各种鱼钩和鱼线；冬天的时候，他们会备着各种各样的玩具枪火药，或者玻璃弹球，或者就是红头绳，这是男女孩子的最爱。夏天的时候，孩子们一般都是拿废品兑换，到冬天的时候，孩子们兜里都有了几个分币，甚至还有人装了“毛票”。 货郎长期在外见多识广，因此，货郎天黑的时候借住就不成问题，很多人家都愿意让货郎住在自己家里，这不仅是因为货郎会给点柴火钱，更为重要的是，货郎会给他们讲很多天南地北的故事，在那个信息极度不发达的年代，货郎在一些人的心里占有非常高的地位。 更多的时候，货郎不受人欢迎，这不仅仅因为严查外流人口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货郎的油腔滑舌容易让主人家生起事端，货郎拐走人家闺女，或者诱骗小媳妇的事也是时有发生。 货郎歇息人家，常常会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大部分孩子都是盯着货郎担子里的货物，在孩子的心中，得不到能多看一眼也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事。有些货郎好像怕我们将他的东西看丢了似的，玻璃柜门上总是盖上一层布，这些绸绒布盖的太密实，里面什么也看不到。也有不盖绒布的，孩子们趁货郎不在，就尽力地抠玻璃柜的缝隙，总期望能用细细的手指从柜子里抠出一点什么，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制度的深入，农村里也到处都有了小市场，买东西非常方便，更重要的是，农村人也都有钱了，买个针头线脑去供销社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货郎慢慢地就消失了。 查阅资料得知，那些来自浙江的货郎，他们也看不上付出千辛万苦挣到的那点小钱，他们有人在家开厂子，有人开始做批发生意，渐渐地在浙江义乌积聚，义乌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集散地。那些年，货郎日渐地少了，我们似乎忘记了货郎的存在，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变得忙起来了。 货郎，这个曾经比较有面子的一份职业，甚至是一个符号，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淹没到尘埃中了，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永远的记忆。无论我有多好的表达能力，估计我都无法向我女儿描述清楚，货郎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回荡在乡村马路上“扑通、扑通”的鼓声，曾经是我们连续多日难以入眠的期盼，也曾经是封闭社会的一丝清风，甚至是贫瘠生活的一种乐子。最终，它们像风一样，来过，又走了，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古代的货郎 我们这代人见过的货郎。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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