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俄国（苏联）的关系史是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现有的分析大多是限定在冷战的背景下来讨论的。这样的分析让许多读者产生了“美俄天生就是敌人”的刻板印象。事实上，美俄两国关系的形成也是经历了多个阶段，绝非“天生注定”这么简单。本文就来与读者们一起，梳理美俄关系的发展脉络，探寻其背后的逻辑。 第一阶段：共同威胁驱使下的友好合作美俄两国之间的关系确实经历了一段友好合作的时期。19世纪的欧洲历史为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拿破仑战争、维也纳和会、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德国统一等等，近现代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竞逐着“权力之鹿”。不过，要说19世纪欧洲大国之间的一对主要矛盾，当属英俄矛盾。 英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沙俄作为欧陆保守力量的支柱，与奥地利、普鲁士一起主导着欧洲的均势格局。人们常说，英国的国策是大陆均势。诚然，欧洲大陆的均势格局对英国的国家安全确实至关重要。但是英国却从来都不是欧陆均势的主导者。这是因为，英国在奉行大陆均势政策的同时，也在奉行“光荣孤立”的政策。此二者是相互配合的。纵观19世纪的历史，英国更多的是欧陆均势格局的被动参与者和调和者，而不是主动去塑造均势格局。这样一来，就使得俄国与英国对于欧洲均势形成了不同的观念。从亚历山大一世开始直到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始终以欧陆霸主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就令奉行光荣孤立政策的英国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不过，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以事后的视角去审视这段历史的话不难发现，尽管俄国始终希望能主导欧陆格局，但是它也认识到均势对自身安全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欧陆均势这一问题上，英俄两国是有着共同利益的。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欧陆均势的形成有利于英国在海外的殖民扩张，同时也有利于俄国向亚洲方向的领土扩张。如此一来，两国从奥斯曼帝国、波斯、印度直到东亚都存在领土纠纷。上述纠纷中，除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由于直接牵涉到其他欧洲大国而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外，在其他地区始终是剑拔弩张的。 我们要说的美俄关系的第一阶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与英俄矛盾类似，美国与欧洲殖民帝国之间同样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欧洲国家在西半球的殖民扩张对于新生的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美俄两国找到了共同利益——利用对方与英国的矛盾形成对欧洲殖民大国特别是英国的制衡。1867年的阿拉斯加购地案就是这一阶段美俄关系的代表。  阿拉斯加购地案使美国得到了北太平洋的战略支点第二阶段：安全观念的转变与美俄关系的转折随着时间进入到19世纪末，在铁路和蒸汽轮船的作用下，美俄两国几乎同时扩张到了东亚。利益的交汇逐渐让位于利益的竞争。不过，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利益竞争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这是因为，尽管存在着竞争关系。但是这种竞争对于美国来说仍然是停留在经济层面的，而非安全层面的。此外，即使美俄关系因此发生了改变，也是美国利用英国和日本制衡沙俄在东亚的扩张。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从维持均势的角度出发，努力做出有利于俄国的调停。 这一阶段关键的变化是美国安全观念的转变所造成的影响。随着报纸和广播进入寻常百姓家，老百姓第一次可以以十分低廉的方式接触到国际上发生的大事。信息的扩散与这一时期崛起的进步思潮相结合，使很多美国政治家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念，简单来说就是保守专制的国家更喜欢侵略。这一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它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一战后“威尔逊14点原则”的出台。在德意志帝国战败后，苏联成为这一思想的最直接受害者。美俄关系从此彻底走向下坡路。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既是坚定的权力外交支持者，也是进步主义分子第三阶段：冷战与新观念的形成我们经常讨论“冷战是如何形成的？”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例如安全困境论、陆权海权对抗论、意识形态对抗论等等。每一种解释都有各自的道理。不过，如果我们将冷战的形成放在美俄百年关系的大背景下去观察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就是前两个阶段的自然延续，就是利益竞争与安全观念转变这两条主线的交汇。 一方面，经历了二战的“洗礼”，战略轰炸和核武器的时代已然来临，美国的安全观再次发生了转变。两大洋已经失去了天堑的保护作用；在远程战略轰炸的时代，美国也不可能再像战前那样，拥有充足的时间扩充军队。因此，建立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成为必然。这在美国的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地缘政治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战结束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重新修改了它的“心脏地带”理论，将目光放远全球。与此同时，美国学派的斯皮克曼教授提出的“边缘地带”理论逐渐成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心中的指导思想，愈发认识到美国的安全离不开欧亚大陆的均势。这一思想又经沃尔特·李普曼的作品传达到普通美国人民心中。由此，一个全新的安全观在美国形成。而这一次安全观的转变直指的也正是唯一具备挑战欧亚均势格局的苏联。 另一方面，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罗斯福总统的战后规划的基础是美英苏“战时大同盟”的继续。为此，他不惜在雅尔塔会议上出让波兰的利益，希望借此换得苏联的合作。事后看来，罗斯福的构想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罗斯福若想与过去决别重建世界秩序就必须支持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但是这一构想的实现却又离不开苏联的合作。这就导致，罗斯福的战略必须依赖苏联在东欧的克制，这也是罗斯福冒险向斯大林做出巨大让步的原因。但是，他错估了苏联。斯大林的安全观是建立在拿破仑入侵、苏联内战和二战巨大伤亡的基础上的。历史的教训迫使斯大林无法相信善意能带来安全。唯有形成有利于苏联的欧洲格局才能实现安全。历史总是如此的相似，当年英国与沙俄之间在欧洲均势上的博弈，如今在美苏之间重演。  沃尔特·李普曼：不是战略家胜似战略家行文至此，我们梳理了自19世纪开始直至二战结束后近百年的美俄关系史。由此不难发现，美俄关系转变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安全观念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利益的不同界定。具体来说，俄国的安全观始终没有改变，这是由俄国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环境所决定的：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一战、苏联内战、二战，历次战火和巨大的伤亡使得俄国不可能认同单靠善意和谅解就能带来和平。国家安全唯一的依靠就是掌握更多的权力。这一观念不仅仅是斯大林，而是历代沙皇和苏联领导人的共识。因此，苏联的安全观就是争夺权力和国家利益。这绝非是俄国（苏联）的贪婪，而是生存所迫。与此相反，美国自1812年英美战争后，其本土再也没有遭受过外国侵略。得天独厚的地缘环境使美国有能力去追求除利益争夺之外的更为理想化的国际关系。安全观的不同必然导致双方之间的无法理解。在国际舞台上，不理解就等于威胁。 那么，美俄关系就注定敌对吗？答案也是否定的。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时，这个国家会追求理想化的外交；但是一旦有其他大国出现，迫于竞争，这个大国也会放弃理想外交，重新拥抱权力外交。权力外交虽然是冷酷的，但也是双方唯一都能听懂的“语言”。相互理解是彼此合作的前提。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苏两国依然在限制战略武器上实现了合作，并且也在事实上承认了对方的势力范围。同样认识到“热战”的可怕。 解读历史切忌思维定式。美俄百年关系史告诉我们，安全观的转变可能会恶化两国关系，但是观念的调和也能为两国关系的改善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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