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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一篇关于红薯的文章（原文链接），戳中了记忆，引来读者不少留评。而红薯于我，几句留评不足以表达感概！ 上有三哥三姐，我本不在计划出生之列。母亲吃过几剂堕胎土方，我依然顽强地存活着，于是，母亲决定留下这个小生命。当我出生时，母亲已是四十多岁。从此，瘦小体弱的我，成为家庭倍受呵护的“小弟”。 也许是先天不足，也许是穷人的八字富人的命，我很挑食。面食不吃，杂粮不吃，稀饭不吃，单吃米饭——喝凉水便咳嗽，吃生冷就滑肠，至于红薯，更是望而生厌，就连吃几口生薯也会肚子痛。 但凡家里有点好吃好喝的，家人首先得让给我。虽然如此，我却长得比谁都面黄肌瘦。假如说生儿育女是父母一生的风险投资，那么母亲生我，简直是个巨大的负资产，直至血本无归！ 七十年代初，哪个农村家庭能够餐餐吃白米饭啊？很多时候是以红薯为主食的，我却宁可饿着也不吃。没得法，母亲总是想方设法为我备好一碗米饭。 有一次，母亲（是裁缝）给人家做衣服去了，饭熟时，锅里红薯中，并没有一碗固定的米饭，我便赌气不吃。大哥说：“你想吃肉不？到家先伯伯家去，妈在他家做衣裳”。 我便来到村北，进入一个大门，穿过黑暗的走道，上几步台阶，就听见母亲在说话。靠着门看，天井的那一边正堂上，母亲正坐在八仙桌的上席，桌上不仅有白米饭，还有肉有鱼有豆腐，大家全然没看见我。 不知是哪来的万般委屈，我竟放声大哭起来。 当时家乡物质非常贫乏。卖手艺做工的人在雇主家吃饭时，都自觉地只吃地里自种的蔬菜。那些只能用钱买的菜，如肉、鱼、豆制品等，做工的人是不会主动去吃的。这样，母亲给人家上工时，从不会带我去！ 看见母亲他们在吃白米饭，我又不敢去，哭，是情不自禁的。母亲马上走来问，我若直说想吃米饭，肯定会遭到呵斥，瞬间神来之语，说“大哥打我”。自然我又好吃好喝一顿，只是冤枉了大哥。 母亲一回家就问罪大哥：“华伢！我不在家，你就担当了哈？就开始打小弟了啊？”大哥说：“我冇打他啊！”我也弱弱的说：“大哥冇打我。”母亲却不信：“冇打？他为么事哭咧？哭的伤心流的。” 大哥真的没打我！只是我越说没打，母亲越以为我怕大哥，不敢说实话，更是指责大哥。 此后，母亲如果出门走亲戚，或是给人家上工时，便会预备一碗米，或者从别家借来一碗剩饭，对大哥说：“华伢，蒸苕时，把这碗饭蒸给小弟吃。他小些，么办呢！”或者对大姐说：“丫头，把这碗饭留给小弟，他小些，带着哈！”或者对二姐说：“艳伢，这碗饭是小弟的，留给他哈！”而只比我大一岁半的三姐，从不曾享受这般待遇。 也许是从小就吃了许多苦，哥哥姐姐们在各自的人生成长中，发奋立志，然后学有所成，各自有了稳定体面的工作。而我，也许是那点娇气和任性，每每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就少了那份努力和勤奋，离成功总是差那么一步之遥。 离开学校后，我的人生便走进打工——失业——再打工——再下岗——自谋生存的轨迹。而这些，却是母亲无能为力的。 岁月经不起等待，蹉跎不是单身的理由，在最困苦的日子里，我竟也结婚了！她是做豆腐的——一个女孩单枪匹马做豆腐，从未见过，恐怕以后也难见。 做豆腐虽是高强度高繁琐的体力活，可租房子才是艰难的寻找。噪音、气味、烟熏等原因，让许多房东拒租，即便房东勉强同意，又遭邻居抗议。 租房虽是艰难，卖豆腐才是救国无门。市场早已饱和，无立足之地，加之摊位税费，使人望而却步，只得游巷串村。别以为在这些零散的地方，就可以任意叫卖，早已有同行在此游商。误入了他的地盘，往往又是一场打骂。 当我从流水线上下班时，一夜的操作已是身心疲惫。饥肠辘辘的我回到这个四面透风的作坊兼住所时，同样一夜未眠的她，早已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去了。 我熟悉地打开锅盖，里面是蒸好的红薯，这是从她娘家带来的。为了节约生活成本和时间，我们往往是蒸一锅红薯，什么时候饿了就拿个吃，不需菜不需盐不需油。 我从从容容地吃，没有任性也没有赌气。这些红薯，就像她一样，在我最饥饿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我，我还苛求什么呢？ 吃着红薯，有人吃出童年味道，有人吃出亲情味道，有人吃出友情味道，也有人吃出生活的点缀和情趣……而我，吃出的则是整个人生的味道——酸甜苦辣。 是谁说过，没有磨砺的人生，不是完美的人生。母亲给了我童年的呵护，生活则给了我人生一些小的磨砺，也成全了我的现在。 今天的我依然起早摸黑打拼，为了房贷为了儿女读书就业为了我们的养老。可我现在的安稳感幸福感，是自走出学校后，从来不曾有过的。此时，母亲离开我，已经十四个年头。 想想那碗蒸在红薯中的白米饭，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巴心巴肝为着我。想想那锅蒸好的红薯，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在我最落魄的时候等着我，我有什么理由不珍惜生命？有什么理由不热爱生活呢？ 本文作者稻田明月授权印象黄陂发布 关于作者 稻田明月，生于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郭家岗。1984年出门求学、打工、谋生，现居黄陂前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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