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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韩非（战国） 人类一切人力所及的成就和灾难都与权力有关。我们讨论自由或不自由，研究造成人类自由状况的种种社会根源，对权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也有所警觉。自约翰·洛克至今的各种自由主义学说，可以说，都在讨论自由与权力的关系……即便如此，在我看来，前人在这个领域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至少是远未完成：我们对权力的本质和演化机制还知之甚少，专门的研究也是浅尝辄止。伯特兰·罗素在《权力论》中将权力归结于人的权力欲——一种纯主观的内在动因，仿佛权力欲和生存、繁衍本能一样人人皆然、难以克制。这种主观视角将这个重要议题引入了死胡同。 笔者对人类权力的本质与演化思考良久，也尝试写了一些文字，尚未完成却已近2万字了，遂决定逐节发表，以加快公号的更新节奏，减轻读者的阅读压力。这是一条新的思考进路，用演化论方法，从行为与观念的生发原理入手，将权力的本质定义为一种群居动物的分工协作机制，只是在人类观念尚未跟上行为模式的演进时，才出现了权力生发与运行的掠夺性异化——这种异化从农耕文明开始持续了近万年，但作为分工协作的权力却存在了上百万年。人类权力还将如何演化？请各位与我一起，耐心地完成这场史无前例的思索…… ◇◇ ◇◇ ◇◇ 1 — 群居动物的权力 我们发现，数量较少的（十几到几十个体组成的）群居动物都存在权力机制，即：动物个体对其他个体的支配作用。这种权力机制千奇百态，这里仅列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几种：
显然，权力是群居动物基于个体差异性而自然形成的，是群居动物个体生存的策略之一种。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缺乏这种本能的个体，在行为上就会表现为喜欢独来独往；但它又不是独行动物，不具备独行动物的生存技能和配套的种群繁殖机制，它要么遭遇不测而死，要么无法留下后代。如此，群居动物普遍都具有跟随、群聚的本能与行为特征，并不断淘汰着“不合群”的个体变异。上述几种关于群居动物个体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描述，为我们揭示了群居动物的权力本质，即：权力是一种基于个体适应性差异、在自然选择中形成的、种群内非亲缘性（但不排斥亲缘性）的分工协作关系。它对权力关系中的每一个体的生存、繁衍有利，也对种群的存续、优化、演进有益。 几乎每一种二三十只（甚至一百多只）个体组成的群居动物，都会发展出各自不同的权力模式，有的似乎只有职责，有的则附带多种不同的特权——这种具有特权色彩的权力总是伴随着残酷的个体竞争，参与角逐者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胜利者获得的所谓特权，不过是自然选择赋予它的保护种群、优化种群的义务。另一种情况，即没有特权、只有职责担当（如领头的母象或流浪狮中的领头者）的权力，则来自种群内“默会的民意”：所有个体从早到晚、从生到死都生活在一起——在谁的带领下能得到更好的生存机会，是所有个体“心知肚明”的事情——于是，大家就都跟随它、服从它。无论是来自激烈竞争，还是来自“默会的民意”，群居动物的权力一旦形成，都是“集权”的，也就是单中心的、自上而下的。但由于个体数量十分有限，种群内的信息仍然能够保持高度对称：这是群居动物获得生存优势、延续数百万年的基础。 数量数百、成千上万的群居动物，则无法形成单中心的权力模式——这是自然选择无法完成的任务：如此众多的个体即使聚集一处，也会形成过大的空间纵深，在其中，任一个体，无论它多么高大、出众，它也无法了解种群全局的情况，它发出的信息也无法快速传播至整个种群。因此，大规模群居动物是不可能形成权力中心的。但在群体的每一个局部，仍然是其中相对年长或强壮的个体具有更多支配性，但这些年长或强壮的个体却是随机、动态和相对地在局部出现，使数量巨大的群居动物呈现出多中心、随机、动态的权力格局。其中，每一个个体（家庭）都采取“随大流”策略，与群体保持着步调一致。 从演化史来看，人类的天性不是在这种大规模群居动物中形成的（因此，不大可能自然形成长期的、多中心、动态随机的权力格局），但农业文明后，人类又形成了大规模集聚的行为模式——在这种大规模群居的行为模式中，形成不了信息对称的权力机制，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自然界本来就没有。大规模人群该如何生发、运行他们的权力，只能在人类社会的自发演化中渐渐浮现。这也是我在本系列文章中试图讨论的问题。 相对于群居动物，非群居动物则不存在类似的权力机制。老虎、棕熊、北极熊等都属于独行动物，只有在发情期间，雌雄个体才会互相吸引（有时雄性之间还会发生激烈竞争），短暂交配之后，彼此迅速分开，雌性独自去分娩、养育幼仔，并时刻防范着其他雄性伤害她的孩子。显然，无论雌雄，熊和虎的个体之间都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即没有权力可言。一则追踪独行眼镜王蛇的影像记录了骇人一幕：一条强壮的雄王蛇发现它追逐的雌王蛇已经受孕，竟然咬死了雌蛇并试图呑下她……自然选择并不特别倾向于群居或非群居，但群居动物与非群居动物的行为模式存在着巨大差异。无论我们对人性抱持何种态度，我们必须承认，人具有倾向协作而不是对立、倾向合群而不是孤立的天性，这是从群居动物演化而来所天然携带的印记。这并不否认一头雄狮与另一头雄狮（如果它们不是兄弟）、一个狮群与另一个狮群存在天然冲突的事实，但是，人类通过发明“想象的共同体”，成功消除了一个又一个隔阂，从一个个较小的共同体，融合为一个个更大的共同体——这种想象的驱动力，也来自群居动物特有的策略选择吧。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发情期，雌雄个体通过化学信息（或其他信息，如声音、体貌、舞蹈、仪式等）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包括人类情侣之间的微妙关系——均不属于权力范畴。父母与儿女之间，蜜蜂群，蚂蚁群，这些依靠基因纽带形成的、亲缘性的支配与协作关系，我们也不认为属于权力作用的范畴。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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