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母亲离世三周年的忌日，又是父亲的生日。清早和弟弟们祭奠回来，我坐在电脑旁边想敲一段文字，可是又不知道从何谈起。 在历数父母千万个好中，尘封的记忆不断地涌现出来，构成了一幅幅酷似蒙太奇的画面。父母无论是年轻时朝气蓬勃的容颜，还是上了年纪以后慈祥的面孔，都融合在这温馨的色彩中，永远定格在我脑海里。 1955年，父母双双从家乡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调到阿荣旗公安局工作。那一年，父亲27岁，母亲24岁。从此，他们生活、工作在这个汉族区，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第二故乡阿荣旗。这一年的夏天，我出生在公安局后院的一间简陋平房里，而我的哥哥则在莫旗出生，长我两岁。 父母汉话说得笨嘴笨舌，除了因为工作迫不得已使用汉语交流外，在家里则清一色都讲达斡尔语。我和哥哥以及咿呀学语的弟弟自然也不例外。随着汉族保姆奶奶地到来，家里的语言环境开始发生了变化，后来我又陆续去上幼儿园和小学，接触汉语的机会越来越多。渐渐地，我与哥哥、弟弟们忘掉了达斡尔母语，把自己全部融入到了汉语环境之中。 阿荣旗当时人口也就几万，城镇之内人口就更少了。阿荣旗是移民小城镇，鄂温克族是当地土著人，大多居住在偏远山村，上班的机关干部基本都是外来的。那时候家家都住土坯草房，砖瓦房屈指可数。以中央街为中心，东面山脚下有三幢砖瓦结构的起脊房，那是日本开拓团留下的，当地人称它东馆舍；街西面前后有八幢砖泥结构平房，人们称它西馆舍。这些房屋都属于公房。谁家如果能住上砖瓦房就算是“上等”人家了。从我记事起，我们一家就在西馆舍居住，对面屋居住的则是刘氏一家。 我家住在第一栋房，一出门便是一大片杨树林。夏天燥热的时候，妈妈就帮我拿一个床单出来，两头绑在大树上。床单此刻就成了摇车。我躺在摇车里会美美地睡上一觉。这片杨树林据说是日本开拓团栽下的。每逢夏季，乘凉人多了，许许多多的摇车就在树林里摇啊荡啊，煞是气派。 西馆舍的第一栋房当时住的都是阿容旗的头脑人物，虽然他们陆陆续续调离到了外地工作，可我至今仍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一天午饭后，大家聚在杨树林里纳凉。旗长博音格特尼大伯、书记刘万臣大伯、还有父亲他们三人指着树上比比划划说着什么。我好信儿，就跑了过去。我顺着他们的手势往上一看，原来是只猫头鹰蹲在树梢上。博大伯顺手掏枪出来，第一枪没有打中；刘大伯第二枪也没有打中；身为公安局长的爸爸，不由分说掏出小撸子一枪就把猫头鹰打了下来。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显摆啊，拎着猫头鹰逢人就炫耀爸爸的枪法。乃至于上了小学，我依然还绘声绘色地把这个故事讲给同学们听。 爸爸月工资95·5元，妈妈是54·5元，去掉23元给奶奶的保姆费，家境应该是不错的——当时有多少人家月挣36元养活一家老小的啊！我却总觉得妈妈在算计着花钱。她收支都要记账，这个习惯妈妈终生都保留着。妈妈经常买一些羊毛回来自己用纺锤、纺线，然后用纺成的毛线给我们织毛衣、毛裤、毛袜、毛手套。妈妈白天工作没有时间，只能利用晚上做这些活计。昏暗的灯光下，我跟着妈妈学会了纺线、织毛衣，还真是妈妈的好帮手呢！ 我家兄弟姐妹一大帮，只有我一个女孩儿。爸爸对我要求极其严格。他总是告诉我女孩子不但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而且还要有好的吃相。我以前说话爱抖动腿的毛病就是爸爸硬给我纠正过来的。爸爸还告诉我，在公共场所应小声说话，说话不许带脏字；见到长辈要问好，不能打断别人的话语；有客人来吃饭不许上桌；给长辈敬酒的时候，酒杯要低于对方的酒杯；说话聊天要看着人家，不能心不在焉；去串门不能坐在长辈的炕头上等等。爸爸还告诉我们，做人要有善心和爱心，要诚实稳重，要尊老爱幼。 我刚上小学那年，姥姥带我去看戏。本是对号入座的，只因为我年龄小，占不满一个座位，一个大人就挤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我牢记爸爸的教导，给那个大人让了座位，一直坚持站到整场戏结束。那个人却旁若无人，根本没有顾及我的存在，好像我这么做是理所应当的。姥姥不会说汉话，只能用达斡尔语嘟囔着训斥我，并且几次欲抱着我。我当时刚刚8岁，却有“尊老”的礼数，那个貌似“叔叔”的年轻人，怎么没有“爱幼”的概念呢？ 作为保姆奶奶，父母亲给予她相当大的权利。奶奶一来，我们的小名全让她弄乱套了，不对，应该是统一了。奶奶不会叫我们的达斡尔族名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她嫌啰嗦，索性给哥哥起名叫大小子，给我起名叫丫蛋儿，弟弟们依次叫小二、小三、小四、小五。我曾经抗议过，尤其上了小学以后，总是听着奶奶拉着长音喊：“——丫蛋儿，回来吃饭喽！”我就无地自容。后来，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也都这么喊起来，时间长了，我也就习惯了。乃至于我的乳名“阿米杰”，只有幼儿园阿姨和莫旗老家的亲属这么称呼我。奶奶在家说了算，弟弟们不听话，她就拿起烧火棍打屁股，即使爸爸妈妈心疼也不去阻拦。后来才知道，这是父母给奶奶树立的绝对权威。奶奶这个权威最后派上了用场。“文化大革命”时期，父母被限制人身自由后，是奶奶独当一面支撑起我们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每想到这件事，我就极其敬佩父母当时的良苦用心。 我们小时候，父亲很严肃，很少和我们唠闲嗑。他经常出去搞案子，一去就是好几天，每次胡子拉碴回来的时候，总让我们心疼不已。 一九六五年，时任法院院长的父亲被抽调外地搞“四清”。他一去就是八个月，家里的担子只能有妈妈和奶奶扛着。弟弟小三突发脑膜炎，在本旗医治无效转到了齐齐哈尔医院。小四还在吃奶，妈妈出不去，奶奶看护我们也走不了，爸爸是“四清”带队团长，请假需要内蒙古自治区批准，根本请不了假。当时没有电话，来回送信就是骑马。小三在齐齐哈尔住院，是没有结婚的舅舅以及法院勤杂员去护理的。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了东馆舍，居住条件略微好一些，虽说还是与邻居对面屋，但起码有南北炕了。那天凌晨一点，住在南炕的妈妈突然嚎啕大哭，说小三死了。我与奶奶、哥哥在北炕住着，赶紧起来说妈妈梦魇了。妈妈说不是，她分明听见了舅舅在耳边说小三死了。第二天，舅舅只身回来了。那年小三才五岁，死的时候正是凌晨一点。“四清”结束的时候，爸爸回到了家里。他一下子变了一个人似的，不说话，亦无表情。那个情景，我现在想起来依然揪心不已。 有些事情实在是无法解释，妈妈怎么就知道小三没有了呢？妈妈去世，也硬是捱到凌晨一点以后爸爸生日这天，才安然离去的。而爸爸去世那天正是大弟的生日。这些难道都是巧合吗？我觉得冥冥之中，这都是老天安排的缘分。 此时正值深秋，树叶开始泛黄，远处层林尽染。我记忆里的片断恰如这斑斓的色彩，没有顺序，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完整的故事，任凭思维随意凃抹着文字。 阿米杰，达斡尔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人，齐齐哈尔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教书两年，后从政，现已退休。 大河文学，为您每日推荐值得深度思考的文章！ 编辑微信：44991299 图片来源：网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