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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玉龙 芸芸网络，茫茫学海，为了节省时间，总是以“登凌绝顶”，更上一层楼的方法来阅读学习。这样，常居各大诗刊榜首的几位大佬级别的诗人便走入了我的眼帘。这其中就有星汉老师。 前不久便读了他的一篇题为《诗词创作三不宜》的文章。文章中，星汉老师用建议的方式谦虚地论述了自己的几点体会:一是不宜用诗词写日记。二是不宜把诗词当玩具。三是不宜用诗词泻私愤。 在这三条体会之中，后两条从字面理解非常正确，我也毫无异义。只是在谈到具体问题时，我的理解和星汉老师还是存在一定的出入。 我与星汉老师出入最大的就数“不宜用诗词写日记”这条。星汉老师反对“事无巨细，皆形之于诗”。而我的观点却恰恰相反，是“事无巨细，生活入诗”。我曾多次公开声明自己的诗作无非两种，一是对世间不平之呐喊，二是以日记的方式记录生活。 在星汉老师眼里，这些琐碎的生活元件自然算不上是诗，也由此理解了星汉老师在“我们今天有的诗人，事无巨细，皆形之于诗……”这句话中，为什么对“诗人”二字特意用上了双引号。 那么我今天就以非诗人的身份，站在非诗人的角度，来具体谈谈星汉老师之三点体会。 星汉老师引经据典，用大量篇幅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李清照，再到最后的乾隆皇帝，将当今诗词的粗糙肤浅，有句无篇，归罪于数量大，疏于删汰所致。而我的理解是，数量和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也可能存在又多又好，或又少又差的情况。事实上，任何诗人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非生而知之，没有通过大量的写作实践，怎么能写出好诗来呢！史书中所列举的数据，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唐朝的王之涣在《全唐诗》里确实仅存诗6首之多，但谁又能知道他在背后以日记的形式，练过多少笔，写过多少诗！我相信一个日理万机，风流成性的乾隆皇帝绝对不是写诗最多的人。他的诗之所以存世最多，是因为它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出版权。如果给同时代的诗人以同样的条件，我想，龚自珍，顾炎武，查慎行，郑板桥， 袁枚，秋瑾，高鼎等诗人的传世之作都不会少于乾隆皇帝。对于乾隆皇帝而言，写诗只不过是业余爱好，做皇帝才是他的“主业”。一流的社会地位，末流的写作水平，后人用这种非典型事例来说明诗词的质量与数量问题，这多少对乾隆老人家有些不公。 如果说苏轼所作之89字长题诗是以“日记”的方式告诉其弟苏辙他的所见所闻的话，那么我发在朋友圈的太多诗作则是以日记的方式记录我的瞬间心情。苏轼无意将此诗“发表”。我又何尝不是如此。由于性格所致，我得罪过的编辑很多，出于“刮骨疗毒”思维，我写的揭露社会黑暗的诗文本来就没有地方发表。所以自娱自乐是我写诗的唯一目的。所以“日记诗”并没有什么不可以。 写诗只发熟人圈，免与群中惹事端。 水近源头波欲静，情怀物外泪难干。 文章贱比洛阳纸，脑袋古为榆木丸。 无望京都开两会，但图一日有三餐。 这就是我的一首“日记诗”，没有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也不会有刊物愿意发表，发到朋友圈的目的就是自娱自乐，仅此而已。 星汉老师的第二条体会是“不宜将诗词当玩具”看。这一条我也不能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可以用毛泽东《如何处理战略与战役战斗的关系》作参考。战略上藐视敌人，战役战斗上重视敌人。投稿时，教育时，学习时，我们要对诗词抱着毕恭毕敬的态度，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则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因循守旧，画地为牢。诗词本来就是文字游戏，玩玩诗，打打油，有何不可？ 总算时间没白花，写诗两载亦成家。 功夫自在文章外，关系纵横奖项拿。 圆梦书生常煮字，投机分子乱涂鸦。 皇皇逼仄名刊见，搁笔甘为井底蛙。 无诗打油，不管是地沟还是精炼先打一桶再说。 星汉老师对集句诗、藏头诗、辘轳体、回文诗、宝塔诗等“杂体诗”的态度与我所见略同。所以现在看到之前我写的这两首诗时，顿时脸红不已，因为几乎每句都出自于古人的名句。 行 莫言蜀道几多难，暮出朝归一日还。 千里江陵为历史，猿声两岸笑诗仙。 群山（新韵） 当凌绝顶望群山，一座一层不见边。 举首难穷千里目，迷身误入万重关。 高低错落云遮影，大小参差树抵天。 还数主席心际远，眼中仅是走泥丸。 星汉老师的第三条体会是“不宜用诗词泻私愤”。写诗词首先是要“情有所寄”，否则就是无病呻吟。用诗词宣泄情感亦属正常现象，而一旦涉及到“公愤私仇”，问题就变得错综复杂了。单就公与私这个话题，展开论述就是一篇长文。西方人重私权，而中国人则永远将大公无私铭记于心。日本最牛钉子户至今还“霸占”着成田机场，使得飞机改道。是公重要，还是私重要，是私大于公好，还是公大于私好？这些至今尚无定论，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历史验证的。这些都是题外话，还是来看看星汉老师关于写诗“骂人”的观点吧。 诗词无非“美”“刺”两途，可以歌颂世间的美好，也可以批评人间的丑陋，但是绝不可以用来作为骂人的工具。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苏轼所“骂”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朝堂上衮衮诸公，尸位素餐的现象，历朝历代不绝其流。然而苏轼所“骂”，多为国家，为朝廷，为君王，为黎民。如果苏轼为了私利去“骂”，那他的这首诗是不会流传下来的。 一般来说，讽刺和谩骂的区别在于：讽刺为公，谩骂为私；讽刺的对象是社会现象，谩骂的对象是个人。 上面四段话是星汉老师在《诗词创作三不宜》中关于“不宜用诗词泻私愤”的经典论述。第一段是说，诗词无非“美”“刺”两途，可以是“赞美”也可以是“批评”或者是“责骂”。但在第二段话中意思却变了，引用古人语言劝导当今诗人“慎勿袭其轨也”，也就是不要学东坡去骂人。骂人这时又是不可以的了。第三段笔锋一转又说，苏轼骂人属于“为公”，所以才可以流传下来，言下之意“为私”的骂人就是不可以的，也更难以流传后世了。那么我要问了，这句骂秦桧的“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句骂读书人的“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句骂书生的“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又是怎样流传下来的？为公还是为私？如果说这样的诗句是为公的话，那么我的“历史但凭雄笔写，苍天留给小民呼”，“应是惊弓禽鸟尽，绝非逮鼠狗权宽”，“天朝只认红心正，脑袋服从屁股偏”，“仓空但恨忠猫少，囊瘪皆因狡兔精”，“脑残未必心存善，皮厚居然项试刀”，“红烧爆炒全吃我，冷讽讥嘲是骂谁”，应该也是因公而“骂”的吧！ 第四段话算是总结。“讽刺”是中性词，“谩骂”则是贬义词，这样对比分析有先入为主的嫌疑。谩骂就没有为公的吗？如果谩骂都是泄私愤，都是针对个人的行为，那么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尖酸刻薄”又是为谁而骂？针对的又都是什么人？鲁迅与胡适的“对骂”又谁是谁非？为公为私呢？另外，讽刺的对象也有可能是真对个人，而谩骂的对象却往往是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因此说星汉老师文章中的这最后一段不够严谨。 上面就是我读完星汉老师文章后的全部感想，性格所致，直言不讳。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一定完全正确，欢迎诸家斧评为盼。 2020年9月16日 作者简介： 伍玉龙，自由媒体撰稿人，争鸣诗社创始人。虽有拙文寒章散见于报头杂刊，却拒加任何团社组织，坚守文化节操，似不懂人情世故，却常存忧民情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独立自主，笔耕不爽。以拙朴直白之文笔书写人生，弘扬正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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