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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卧🐯湾】李进章|少年篇之❸校园生活纪实

 我的卧虎湾 20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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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晚一点也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1963 年 9 月,当洪水完全退去之后,学校开学了。等报完到,同学们才知道,为了迎接我们新生入校,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提前二十多天,蹚着水来到了学校。他们不怕疲劳,连续奋战,排积水、清淤泥、修屋顶等,这才基本恢复了学校昔日的面貌。
我们的母校坐南朝北,四周用高墙垒砌,自大门始,一条平坦宽阔的道路纵贯南北,将校园自然划分成两个部分。道路东侧为教学区,建有教室和学生宿舍;道路西侧为教辅区,设有教研室、医务室、食堂等。校园之中,种有各种花草、树木,树木之中尤以桃树、白杨树和柳树居多。可惜的是,1963 年那场洪水,桃树全都涝死了,唐朝著名诗人元稹笔下那“桃花浅深处,似匀深浅妆。春风助断肠,吹落白衣裳”的如画般美景,从此化为过眼云烟。
我们母校的名字听起来很土,叫做后张庄中学,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社会知名度。想当年,提起它来,那也是响当当的!在河北省,它的名气与著名的辛集中学、深县一中等不相上下。
据校史记载,1960 年,高考升学率曾达到过百分之九十六。我们入学后的第二年,即 1964 年,高考升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此外,学校的实力不仅仅表现在教学和升学率方面,而是多方面、全方位的。不论是在文艺,还是在体育方面,在衡水都是数一数二的。除了课堂教学,我们的课外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
“培尖小组”
在我们学校,非常注重发现和培养学生的特长,并从这些特长生中选拔出尖子,作为特殊人才,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各种形式的教育培养。在个人申报科目时,我本来报的是语文组,却被俄语组抢先选走了。与其他“培尖小组”不同,俄语组不是“曹操的兵马——以多为胜”,而是优中选优,最后挑选的全都是各班的尖子生,一共只有八名同学。在俄语“培尖小组”里活动,我很有兴致,也大有收获。老师除了带我们复习学过的知识,辅导我们预习新课,余下的时间就教我们用俄语演唱歌曲,到现在我还会用俄文唱《东方红》《我们走在大路上》哩。后来,赵振庆老师还将少年英雄刘文学的事迹,用俄文改编成小话剧,教我们班排练。
在话剧《刘文学》中,我扮演刘文学,李彦章扮演刘文学的同学小宝,李建普扮演地主王荣学,弓文建扮演村党支部书记。为了演好这部戏,我们一遍遍地背台词,熟悉和把握剧中人物的形象、心理以及性格特征。李建普同学为了使他扮演的老地主在外形上更为接近,特意叫同学刘树欣回了趟家,把刘树欣爷爷的旧毡帽借来。在全校演出时,一登上舞台,我们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完全忘记了是在演戏了。作为剧中一号人物的我发现老地主正在偷集体的辣椒时,大喝一声:“住手!”便扑了过去。话不投机,我和扮演地主的李建普扭打起来。那时,我俩个头差不多,但要论力气,我比李建普要大一点儿,加上那是一场殊死斗争,无论李建普怎么用力,都没有办法将我摔倒。当时,李建普急了,趁着我俩搂抱在一起的时候,压低了声音说:“你还不快倒下,都超时啦!”我只好顺势倒在地上。万万没料到,李建普恶狠狠地在我身上踹了一脚,那个痛劲,就甭提啦!而后,按照剧情,他骑在我身上,狠狠地掐住了我的脖子……下台之后,我气哼哼地质问李建普:“剧本中哪里规定让你踹我了,我身上到现在还疼呢!”没想到这坏小子不仅不道歉,反而阴阳怪气地说:“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突出你,谁让你是小英雄呢,连这么点苦都受不了。”
“劳卫制”
“劳卫制”的全称是“劳动卫国体育制度”,是 20 世纪 50 年代引自苏联的做法,即在学校里以及在工厂、机关、部队中开展的群众性体育锻炼活动。
“劳卫制”是国家推出的一项重要体育制度,也是为增强青年学生体质而颁布的一项体育标准,目的是培养健康、勇敢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祖国保卫者。“劳卫制”分为预备级(少年级)、一级和二级。测试项目包括跑、跳、投掷、单双杠等。通过测试达标,取得一级证书后,再努力争取二级达标。那时,全国的大中学生都必须按照要求参加体育锻炼和测验,这在当时是学校的一项政治任务,也是评选“三好学生” 的头条要求。
我自幼不喜好体育运动,偏偏学校一开始就要求我们必须达到二级“劳卫制”标准。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记得要测试的项目有 60 米短跑、1500 米长跑,还有跳高、跳远、单杠引体向上、投掷手榴弹等十几项。印象中的标准虽然不是高不可攀,但也不算低,不下一番苦功夫是达不到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学校操场上都能看到我和同学们汗流浃背、忘我锻炼的情景。“天天上操场,人人都锻炼,争取跑(长跑)到北京去!”这是同学们喊出的时代最强音。
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流了多少汗水,我把别的项目都顺利地通过了,惟独 60 米短跑无论如何努力都达不了标。短跑要求的是瞬间的爆发力,而我恰恰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记得最后一次测试时,王庆海在跑道边给我领跑,嘴里还不断地鼓励说:“加油!”“加油,快加油!”结果测试下来,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我看着同学手里那一枚闪闪发光的二级“劳卫制”证章和印有国家体委大红印章的证书,心里怪不是滋味的。但是,我锻炼了,尽力了,无怨无悔。说句实在话,我们那时的学习条件和生活质量远低于现在的中学生,但我们的身体素质和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绝不比今天的同龄人差。班里不仅没有“小胖墩”、 “豆芽菜”,而且极少有近视眼。学习上热火朝天,体育锻炼蔚然成风。同学们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带着好身体、好成绩走向社会,报效祖国。
支农抗旱
俗话说“一水一麦”,意思是说,头一年发一次大水,来年小麦就可以获得丰收。1963 年,特大洪水过后,地表水与地下水接上了头,聚集了巨大的能量,使得 1964 年小麦大获丰收,产量是往年的一两倍。
俗话还说“有一涝必有一旱”,意思是说,发过大水之后,一场干旱便会随之而来。果不其然,1963 年闹了水灾,1965 年春天干旱就降临了。农谚说“枣芽发,种棉花”,为了帮助离学校五里路的一个村子抗旱育苗搞棉花“营养钵”试验,我们班同学扛着铁锨出发了。按照要求,要按间距挖一个一尺见方的土坑,土坑挖好后,在里边施上农家肥,将棉花种子埋进肥料中,这就叫“营养钵”。那时,地里的残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地表层的土也没有化通。铁锨挖下去,还打滑哩。只好先用铁锨头用力戳,然后再往深里挖土,直到达标为止。越往下挖,土壤越松软越好挖,但是往坑外头扔土就要花费一些气力了。经过同学们的艰苦劳动,终于按质按量完成了劳动任务,记得这个村党支部还给学校写了一封感谢信哩!
严重的旱情一直持续到麦收以后,旱透了的田地无法播种,让农民们焦虑不安。那时候,农村的机井很少,普遍是人工开挖的土井,水井很浅,储水量不足,根本就供不上浇地。在这种情况下,邻近的村子到学校来求援了。学校便派出我们初二年级四个班的同学,到村子里去支农抗旱。我们班被派往哪个村,已想不起来了,但干的农活记得很清楚,就是帮农民摇辘轳取水,用水桶挑到地里,然后挖坑浇水栽红薯秧。男同学负责摇辘轳、担水,女同学用水瓢或者吃饭的瓷盆舀水浇坑,等坑里的水渗得差不多了,把红薯秧苗弯成个“担杖钩儿” 形状,放进坑里,最后用土埋好。
我自小没有干过农活,也从来没有担过水,所以班里照顾我,派我和女同学在一起劳动。我看着男同学一个个挑着水桶稳稳当当,步伐坚实有力,自己却混在女同学当中,脸上觉得挂不住。于是,我跟班长王英会提出,要学着去担水,王英会同意了,嘱咐取水的同学先给我盛半桶水试一试。我拿起扁担,将两只水桶钩住,弯下腰,将扁担扛在右肩膀,用力站起身子来,就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走起路来摇三摇,晃三晃,好不容易将半桶水挑到女同学跟前。她们非但不笑话我,还一个劲儿鼓励我说:“不简单,第一次挑水没洒没泼,继续努力吧!”于是,我感到有了力量,人来疯劲儿上来了,非要挑一整桶水不可。可没料到,担子一上肩头,就感到增加了几倍的重量,走出去还没有多远哩,就摔倒了,桶里的水全泼洒出去了,我羞愧难当。王英会却鼓励我说:“你刚学担水,要悠着劲来,不要想一口吃个胖子。” 他还把担水的动作要领给我示范了一番。慢慢地,我感到不那么吃力了,步子也越走越稳当。干了一天活下来,肩膀被压红了,热辣辣地痛。第二天我继续坚持担水,觉得实在压得难受了,就把擦汗的毛巾垫在肩头上,咬着牙坚持着干。后来,觉得这一担水也没有多重,只不过心理压力太大,不得要领罢了。那次抗旱劳动结束后,我和阮大民同学一起,受到了班里郑重其事的表扬。阮大民的情况与我大致相同,都是独生子,娇生惯养,没有干过吃力的活计。因为劳动积极肯干,不怕苦和累而被同学们认可,对我来说还是“大闺女上轿——头一遭” 哩!
勤工俭学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周恩来、邓小平等我国老一辈革命家留学法国时,就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来支付学费和维持生活。1963 年,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国家尚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学校对学生不收取任何学杂费,而且,对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还给予助学金形式的补助。所以,那时勤工俭学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参加生产劳动,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增强劳动观念,培养与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那时的勤工俭学的形式主要有割草、养猪、种菜园子等。
先说这割草。由于学校距县城有五里地,吃粮要到县粮站去买,那时候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就是靠马车往回拉。为此,学校有一个专门赶大车的师傅,有一辆胶皮轱辘车,还饲养着两匹马。那个赶车的师傅叫李小兴,又黑又瘦。他这人命苦,从小就没了爹娘,靠给财主家扛长活度日,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后来,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带着个闺女的寡妇,这才有了一个家。那媳妇长得奇瘦无比,就好比一根柴火棍子差不多,看着好像有什么病似的。果然,没过两三年,那媳妇就死了。李小兴为人特别厚道、实诚,不知跟谁学了一套捏胳膊腿的手艺,同学们打球扭伤了,都去找他给捏,一捏准好。我们村 40 班的同学李茂修,经常帮他铡草,李小兴就把这手艺教给了他。学校养的两匹马吃的草,都是同学们割的,春天割了青草喂马,秋天割了青草晒干给马储备过冬的干饲料。不论是青草还是干草,都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学校。卖草的钱,作为班费,用于公共开支或者补助临时遇到困难的同学。每年秋天,我们班同学都会利用星期天或者课余时间到地里去割草,有时要跑七八里路,到饶阳县王屯村一带去割草。割草虽然不是力气活,但是也要有忍耐力和吃苦精神。因为割草时,要钻进高粱地或者玉米地里。进到地里以后,庄稼长得密不透风,又闷又热,就像进到一个大蒸笼里。这还不算,出了一身汗,被高粱叶子或者玉米叶子一划,又痒又痛,那滋味难受极了。穿长袖衣服吧,热得够呛;穿短袖衣服吧,胳膊被划出一道道印子,让汗水一浸,痛痒难耐。根本就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说有,那就是必须学会忍耐。把草割回来,要找一个宽敞的地方摊开晾晒,还要经常给草翻个儿,这样干得要快一些,也不容易捂乃至发霉。遇到阴雨天,要把草跺起来,用塑料布苫好,再将塑料布的四个角,用木头或者砖头压起来,以防止风把塑料布给掀起来。
除了割草,我们还扫过榆钱儿,扒过槐连豆,等晒干以后,卖给供销社。据说,榆钱儿可以榨油,槐连豆可以入中药,还可以用来制酱油、酒等。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我们班还养过一头猪呢。猪圈就在学校食堂西南边靠近围墙的地方,将几个不能用了的床板子拼凑起来,围成一个圈儿,用一个破洗脸盆子当猪食槽。那猪崽儿刚买来的时候,才七八斤重,身上是黑白花的。平时就用食堂的泔水喂养,有时候挖一些野菜或者割些青草来喂。那猪越长越大,越大越不老实,有一次将围挡它的木板子扒倒了,满校园乱跑,恰巧被校党支部书记看见了,连忙喊人来逮猪。那猪被圈得太久了,太闷了,太想出来遛遛了,连跑带蹦带撒欢。一大帮子人,费了很大的劲儿,总算把猪逮着了,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喂到快过年了,食堂的炊事班长小圈找我们班长说:快把猪宰了吧,省得总惹麻烦。于是,那头长了一百多斤的猪活到了头,挨了一刀。看着自小养大的可怜的小花猪没了,大家心里空落落的。
再说种菜园子。学校当时面积挺大的,除了校园东边有一块闲散地、有一眼井之外,校园外头的地面挺大的,操场就设在校外。此外,还有一些可耕地。每一个班级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自留地”,这几分地主要靠劳动课来侍弄。要种什么蔬菜,全凭自己班里决定,学校从不干涉过问。同学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没有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随着农事季节来,该种什么了,就种什么。这种菜的活跟种地比较,是一个细致活,种地是粗放型的,种菜是精细型的。种菜讲究深翻、平整,不能有砖头瓦块,连土坷垃也不能有,还要施足底肥,及时浇水,勤拔草,多耪地。
当时,我们班有个种菜的“小把式”,他不是别人,就是我那个蔫蔫的同桌刘振民。刘振民他们村子有种菜的传统,他爷爷是村里出了名的种菜的“老把式”,他把一身的好本事都教给了自己的亲孙子。于是,我们班种菜的事情,刘振民可以做多一半儿的主。平畦、撒菜籽等,这些别人干不了也干不好的活计,到了刘振民手里驾轻就熟,“老头(老汉)搓泥钱——撂下的活”。我们种的菜都是卖给学校食堂,食堂按低于市场的价格付钱。甭说,这几年中学真没有白上,既学习了文化知识,又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农活。
同现在的中学生相比,我们当时的学习、生活条件都要差许多,学习环境也很差,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是,我们没有做不完的作业,没有上不完的课外辅导班;没有老师的训斥,没有家长的唠叨;没有思想压力,更没有那么多的忧愁和烦恼。我们热爱学习,我们热爱劳动,我们热爱体育锻炼,真正是“三育并重”、“身心并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
最忆老娘送干粮
上中学以后,实行的是住校制,每隔一个星期才可以回一趟家,也就是说,半个月才能见到爹娘一回,而且在家也就能待上一夜半天。乍一离开家,娘见不着儿子,很不习惯。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年纪还小,一下子远离了娘的视野,她老人家能不牵挂吗?加上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娘担心我在学校吃不饱,于是,她找到本村比我低一年级的李进署的娘,两个人一商量,意见一致,一起到学校去看儿子,送一些吃的。前文已交代过,我和李进署是特别要好的同学,人送绰号“天聋地哑”。但是小升初那一年,他没有发挥好,复读了一年后,才考上中学。李进署在家里也是独生子,宝贝疙瘩,这就是两个当娘的一拍即合的根本原因——爱子心切。那天上午,老两个一起赶了个两洼集,买了一些甜瓜、菜瓜,回家又烙了一大摞秫面饼,炸了一瓶酱。一切准备停当,她们生怕耽误儿子学习,早就打听好了,学校下午就上两节课,其余是自由活动时间,盘算着起晌后动身,走十二里路赶到后张庄中学,正好上完下午的课。俺娘是小脚(自幼裹足),李进署的娘是大脚。俺娘脚板虽然有些单薄,却很有力量,走路咚咚地响。她平时喜欢将裤管挽起两折,走路蹚起一阵风,丝毫不比大脚走得慢。下午,刚上完课,校传达室传话来,说我娘来了,叫我去接。我一听真是又惊又喜,既盼望见到娘,又替娘担心,这一下午时间,往返要走二十四里路,就是年轻人也吃不消啊,何况娘已是年过半百的人啦 ! 我赶忙来到校门口,一看俺娘和李进署的娘一起来的,每人背着个花粗布包裹,我连忙从我娘那里把包裹接过来,那包裹沉甸甸的,足有十来斤重。这时,李进署闻讯后也赶了过来了,我俩各自带着自己的娘来到宿舍。见娘一脸汗水,我连忙把毛巾递给她擦擦汗,又倒了一杯开水晾着。分别还没有几天,可就像很久没有见到娘一样,我心里头高兴,嘴上却埋怨娘不该在这大热天跑老远的路来看自己。娘一直不说话,两只眼睛一眨不眨地静静地看着我,仿佛怕儿子脱离开自己的视线。许久,娘解开包袱,把里边的脆甜瓜掏出来说:“这是上午刚在集上买的,来时洗干净了,快吃吧!”我接过瓜,掰成两半,把其中的一半递给娘说:“你也快吃一块儿,解解渴。”娘把瓜又递到我手里,说:“娘吃过了,你快吃吧!”我知道,娘是在哄我,她平时细得很,怎么会舍得吃呢?见娘不肯吃,也不好再劝,我只得把一个瓜全吃了。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娘笑了,笑得那样开心,那样美好。从那以后,我娘和李进署的娘经常不断地送干粮来,有时李进署的娘有事情,我娘还单独来过几趟呢……
1978 年,我考上了大学,李进署他娘很羡慕地对俺娘说:“婶子,想当年咱俩一块儿给孩子送干粮,你送出来个大学生,可俺呢,什么也没有混上。”俺娘连忙安慰她说:“你家孩子也不错,挺孝顺的,这不是你的福分嘛!”

(作者系河北省立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河北经贸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社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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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择优赠书法
(2016年5月1日至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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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茶,遇见爱的温馨。
“你若不认得我,我就说:你的茶凉了,我再去给你续上。你便知那人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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