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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我在北京铁路第五小学读书的时候，铁五小现在的这座高层教学楼还没盖，我们的老教学楼只有两层，在操场的西南边，是L形的。操场的北边和东边还有几间平房教室，不论楼房还是平房，教室里都没有装暖气，到了冬天，就要靠生炉子来取暖。 那时候北京的冬天好像比现在冷得多，入冬后冷风嗖嗖的，没有炉子的日子里教室气温会很低，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但还是冻得小手冰凉。尤其是上午的第一节课，阳光还没照进教室，冷得很，一节课一动不动地坐下来，我穿着棉鞋依然冻脚，手指头冻得生疼，写俩字就得往手上哈热气。那时候就盼着早点熬到生炉子的日子。 十一月初立冬前后，学校总务处就会通知各班去领炉子了，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温暖的日子就要来到了。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个时候可别指望学校会派人来给我们安装炉子和生炉子，尽管我们只是十多岁的小孩子，但你不想挨冻，就得自己动手。领炉子、安装炉子、生火，照看炉子，所有这一切全靠我们自己。 教室很大，小炉子不顶用，所以每个教室里配备的都是那种个头儿很大的生铁炉子，特别沉，老师会派班里几个力气比较大的男生去把炉子抬到教室来。光把炉子抬回来还不行，还要领全套的家伙：炉盘、炉盖儿、封火盖儿、炉箅子、火通条、火钩子、炉灰铲、拔火筒、火筷子、烟筒、风斗……少一件东西你这个炉子就点不成。 把炉子摆在什么位置这是有讲究的，如果放在教室的一角，当然会显得比较美观整洁，但这样会造成冷热不均，一些同学离炉子太远依然会感觉有点冷。摆的过于靠前，炉子和烟筒又会影响后边的同学看黑板。所以最佳的位置是摆在教室中间偏后一点的位置，这样基本上可以照顾到所有人。 安装炉子的过程也很麻烦，烟筒怎么装、从哪个窗户伸出去、怎么固定，这些都得琢磨。烟筒的接口处要用裹着浆糊的布条缠住，防止烟油子滴落在同学的身上，“拐脖儿”的地方容易漏烟油子，要准备几个小铁罐头盒，挂在接口处以防万一。安装风斗也很重要，不然会煤气中毒，那时候一到冬天就会时而听到有人煤气中毒，甚至全家人死光光的消息，确实很吓人。 现在的孩子可能很难想象在教室中间摆一个大炉子是什么情景，黑不溜秋的一个大铁家伙，旁边还摆着火钩子、火筷子、装煤球的铁桶等等，确实是有碍观瞻。时不时的还要打开炉盖子看看火势如何，及时往里面加煤球，往下捅炉灰，煤烟和炉灰在教室里肆意飘荡，弄得大家身上和课桌上都很脏，但那时候讲究不了那么多了，暖和要紧啊。 有了炉子，教室里就暖和多了，但还是有问题：离炉子太近的同学会觉得烤得慌，离炉子最远的同学还觉得有点冷。咋办？老师有办法，轮！我们的课桌是摆成六行的，自然形成六个小组，每个星期把大家的位置轮换一次，这个组这星期靠窗户坐，下星期就换到靠墙的那一边，其他组顺势向窗户方向挪一行，这样冷也好热也好，大家都体会一下，就不会有意见了。 炉子很娇气，是要有人伺候的，稍不留神，它就灭给你看！所以必须有人盯着这个事。老师规定，六个小组轮流值日，每天有一个组负责早晨生火、白天照顾火，还要搞卫生。 早晨生火必须要早来，赶在上课前把炉子生好。那是一个很艰苦的任务，小孩子贪睡，但轮到值日就必须早起，自己起不来就得让妈妈叫早，闹得妈妈也睡不好。冬天的早晨，天还黑着，冰冷的星星还在天上一眨一眨地打瞌睡，值日生就要在寒风中缩着脖子往学校走了，绝对不敢去晚了，如果到上课时间炉子还没生起来，让全班同学挨冻，那罪过可就太大了。那时候虽然年纪小，但集体主义精神和责任感还是很强的。 如果是现在，肯定会有一些贱不嗖嗖的家长自告奋勇跑去帮自家孩子去生炉子，但那个时候绝对不可能，一是家长们就没这个意识，二是孩子也不会同意，这叫啥？这叫“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怕苦怕累的少爷作风”，谁愿意戴上这样不光彩的帽子啊？所以再苦再累，也得自己去生那个炉子！ 生炉子也是一门学问，不是谁都能够顺顺利利把炉子生着了的。我第一次生炉子就很失败。在家里是妈妈负责生火，我是从来不用管的，具体怎么操作，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先点燃报纸，引燃劈柴，最后加煤球。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和另一个值日的同学把炉子里的灰捅干净以后，先把报纸点着了，塞进炉子里，火苗很大，黑乎乎的教室一下子就亮了起来，寒冷的教室立刻有了一丝暖意，我们觉得第一步太顺利了，特别高兴，立刻把劈柴塞了进去，火光依然，但立刻有一股浓烟窜出来，扑到我们的眼睛里，鼻子酸了，眼里呛得满是泪水，一边擦泪，一边继续添柴。结果火很快就被压灭了。第一次点火失败，重来。为了不再犯上次的错误，我们这回是先把劈柴放到炉子里，在劈柴下面的炉膛里点燃报纸，希望能够靠这种办法点着劈柴。好几张报纸很快着完了，劈柴只是冒烟，一点燃烧的意思也没有，却把我们熏得灰头土脸的。眼看天已经渐渐亮了，再耽误一会儿同学们就该来了，我们两个值日生急得满头大汗，双手是黑的，脸也抹得成了小花猫，衣服上全是灰尘。 就在我们束手无措的时候，班主任冯体森老师来了，他看到我们这副狼狈相，忍不住笑了，他告诉我们：生火炉，得抓住机会，掌握好火候。柴填得太快了，就会把火压灭。柴填得太慢了，就会燃尽，要在火炉最旺的时候，把煤球填进去，这样才能把炉子点着。说着，他先点着了报纸塞进炉子，然后加一些小块的劈柴，等这些小劈柴开始燃烧，再加入大块的劈柴，炉子里的火苗蹿得老高，冯老师让我们赶紧加一些煤球，然后立刻盖上炉盖。一部分浓烟从炉盖的缝隙冒出来，更多的浓烟通过烟筒排到了窗外，过了几分钟，浓烟渐渐消散了，我们用铁钩子挑开炉盖，看到煤球的底部显现出一丝暗红色，有的地方开始涌动着淡蓝略带微红的小火苗，啊！成功啦！我们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冯老师就是有经验！我们抓紧时间把炉前的煤灰杂物打扫干净，将水均匀地洒在教室的地上，炉子不再冒烟，炉火正旺，室内开始暖融融的，这时校园的楼道里已经开始传来同学们的说话声和脚步声。 早晨生炉子虽然很辛苦，但在那个年代的孩子心里，也是一种光荣。每个教室有两把钥匙，一把在传达室的墙上挂着，一把由各班掌握。谁负责值日，这把钥匙就会挂在谁的脖子上，挂着班里的钥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说明你是一个关心集体而且很能干的毛泽东时代的好少年。 我们班有位同学叫李建，当时是全校有名的淘气包，经常在课堂上搞恶作剧，把老师气得哭笑不得，但是他对班集体的事情总是很热心，干活出力的事情经常跑在前面。在生炉子这件事上他也很积极，不管是不是轮到他们组值日，他差不多都会提前来。他生炉子的技术一般，但他有一个特殊的本事，就是可以多给班里领劈柴和煤。那时候学校总务处规定，每个班每天发给一小桶劈柴，两小桶煤球，学校是经过测算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可以维持到下午的第二节课，给多了也是浪费。但是，学校测算的是炉子在正常情况下的用煤量，炉子只能保持不温不火的温度，要想把炉子烧得热热的，这显然不够。这个时候，李建同学的优势就充分发挥出来了。他的脑子活，点子多，总是能想方设法为班里多搞些劈柴和煤球来。他常用的计策有三条，一是嘴甜说好话，学校负责发煤的是总务处张兴武老师，他在学校是属于“犯了错误的人”（我以后会专门写关于他的故事），一般人都看不起他，直呼其名，只有李建同学叫他张老师，张老师一高兴，有时候就能多给他一些。第二条计策就是“声东击西”，让一位同学跟张老师磨叽，转移张老师的注意力，李建趁机悄悄地多拿一桶劈柴或煤球，转身溜走。第三条计策就是愣抢，拎起一桶就跑，张老师年纪大了，绝对追不着，即便能追到他也不敢，他是接受监督改造的“有问题的人”，哪敢跟“革命小将”动真格的？李建同学多领劈柴和煤球也不为别的，就是想把我们班的火炉子烧得热热的，烧的炉盖都有些微微发红，老师和同学们都暖融融的，他心里就特别得意。淘气的孩子也有一个美丽的心灵，听说他长大后成为了某国家重要机关的管理干部，绝对属于成功人士，这与他小时候爱集体的品格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吧。 炉子生好了，教室里暖和了，整个冬天里，炉子就成了我们课间活动的中心地带。下课的时候，同学们会拥在炉子周围，聊天开玩笑，其乐融融。
时代进步了，现在教室里别说大铁炉子，可能暖气都已经被淘汰，换成冷热风的空调了。我常感叹，当年的孩子真是能干啊，我们只有十多岁，现在十几岁的孩子可能连煮挂面都不会，可我们那个时候就要自己动手解决生火取暖的问题了。生炉子的经历能够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增强集体主义、团结精神，提高解决问题的灵活性。我倒不是说让现在的孩子们再回到那个在教室生炉子的年代，只是希望他们能有机会多学习一些生活的技能、多为集体做点事情、多增加一点动手动脑的能力，这对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取得成功是极有好处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金融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影子行长》、《父与子的战争》，长篇报告文学《金融大潮冲浪人》、《舞动的K线图》、《重塑的丰碑》，中篇小说《我爸是行长》、短篇小说《贷款》、《假币》、《收债日记》、《一根筋》、《邻居》等。2012年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全国总工会、文化部等四部委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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