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1）北京煤铺已有几百年历史 元代曾设储煤场--潘惠楼（2）京城胡同里的煤铺（3）老北京的煤铺--绿叶（4）老北京的记忆—《记忆里的煤铺》（5）护国寺大院胡同63号的煤铺--孙 帅 （6）消失的煤铺--邱崇禄（7）煤球炉子--赵瑞福 （8）最后的煤铺--李慧 （9）旧京煤铺知多少-- 潘惠楼（10）消失中的京城煤铺--贾同军（11）说说北京的国营煤铺（12）忆起那几家煤铺--老骥伏枥（13）京城煤铺史已有六百年-- 孙 帅（14）胡同里的煤铺--满恒先 （1）北京煤铺已有几百年历史 元代曾设储煤场天气慢慢变暖，北京人生活中不可缺的“煤”已经在城市中悄悄淡出。 平房四合院里炒菜做饭用上了液化气罐，冬季取暖更新为“煤改电”，燃气锅炉和电取暖器已经成为冬季取暖的新工具。 扫煤末儿、捡煤核、摇煤球的情景不再呈现。按照北京未来五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5年本市核心区将实现“无煤化”。 北京城里烧煤那些事儿，将会逐渐成为回忆…… ◎潘惠楼 (门头沟区档案史志局特邀研究员) 旧时，北京是一座以燃煤为主的城市，居民生活用煤，多依靠煤铺供应。尤其是到了严寒冬季，煤炭的需求量相当大，北京城的街道胡同都有煤铺销售煤炭。 北京的煤铺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元代，大都城的平则门、光熙门一带，就设有储煤场。有一部反映元代大都市井生活的书籍《朴通事》，书中就有“到煤场里推煤去”的记载。元代熊梦祥编纂的《析津志》书中，也有“城中内外往来经济之人”，“每年九月间，买牛装车，往西山窑头载取煤炭”。明代，有一幅反映北京城市风情的图画《皇都积胜图》，图中也有煤铺卖煤的画面。到了清代，“都人炊爨惟煤是赖”，应运而生的煤铺就更多了。尤其是清末，环城铁路修通之后，沿铁路四周设有许多煤栈，煤铺可直接到煤栈批发煤炭，运回售卖，从此京城大街小巷，经营煤铺者骤然增多。 民国年间，北京市政府加强了煤业流通秩序的管理，煤铺业还成立了同业公会，以维护同仁利益，解决煤业争端，指导煤炭价格。据《北京煤灰两业概况》调查记载，1923年北京煤铺业同业公会有会员181户，还有众多煤铺未加入同业公会。1928年印刷的《矿业周报》第一集，载有1927年北平城区煤铺有302户。1932年版《北平工商业概况》中，记有1931年北平煤铺有800户，从业人员3000余人。1937年出版的《北宁铁路沿线调查》中介绍，北平市煤铺有800余家。其中，日销量250公斤的约有350户，日销量400公斤的约有300户，日销量600公斤的约有100户，日销量1000公斤的约有50户。日军侵占北平后，对煤炭资源疯狂掠夺，对城市煤炭供应实行统制配给，垄断煤炭经营，致使众多煤铺倒闭，煤业工人失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平市经济亟需恢复，而煤炭又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经营煤铺者又骤然增多。到1947年，仅煤铺业同业公会会员就达1300余户。1949年北平解放后，据年底市政府财政厅的统计数据，北京城区内有煤铺1768户，从业人员4254人。其中，存煤在100至200吨的约有20户，占煤铺总数的1.13%；存煤在50吨左右的约有100户，占煤铺总数的5.66%；存煤在10吨左右的煤铺不足煤铺总数的10%；存煤在1至2吨的煤铺占煤铺总数的83%；还有的煤铺现买现卖。 由此可见，旧时北京煤铺虽然数量多、分布广，但多是小本经营，生意并不好做。许多经营者是因为煤炭产品不怕积压，暂时卖不出去还可以自家烧用不易赔本，才经营此业的。尤其是家庭院落较为宽敞的居民，很多以空地存煤，开办煤铺。北京的煤铺，一般是以此糊口养家，真正能够赢利的大煤铺并不是很多。那些分布在大街小巷的众多煤铺，既解决了许多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也为市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北京煤铺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众多煤铺改成了国家煤炭流通行业的零售网点，北京的煤铺业遂自然消失。 ◆煤业推广 煤铺营销靠广告 突出产地与特色 北京是一座以燃煤为主的城市。京城内外，分布有众多的煤厂、煤铺，相互之间竞争十分激烈。许多煤厂、煤铺还以广告形式宣传推销，招徕顾客。 比如，“乌金墨玉，石火光恒”是北京煤铺书写较多的广告语。又如，“南山高末，北山红煤”这句话是北京煤铺的专用广告语，介绍经营煤炭的产地和品种。北京煤炭产地主要是京西，京西煤又有南山煤和北山煤之分。南山煤多指房山地区的北岭煤田所产的煤，此地煤炭质地较软，容易成末，火力温和均匀，不易爆裂。清末及民国年间，此地煤炭多以高线缆车运出山区，再转运到京城，所以被称为南山高末。北山红煤，则是指大安山、斋堂等地所产的煤。此地煤炭质地较硬，容易成块，火力强盛，有的煤块上有一层红色水锈，故称北山红煤。一般旅馆、饭店、炼炉房等，常烧大灶，多爱购买北山红煤。而居家百姓，取暖做饭，使用小火炉，则爱购买南山高末。 再如，“北山红煤，禅房须炸”。这句话也是介绍煤炭产地和品种的北京煤铺专用广告语。禅房为村名，位于木城涧煤矿附近，因属煤矿采空区，在20世纪50年代即被京西矿务局搬迁，现已成废墟。须炸是禅房村及附近所产的一种块煤。该煤质地较硬，粒度大小匀称，使用小火炉燃用方便，火力持久，是京城百姓非常喜爱的一个煤炭品种，故煤铺书写此广告语。 还有，“山西红煤，焦作大炭”。这是北京煤铺介绍外埠煤炭的广告语。清末民国初期，铁路修到北京城内，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煤陆续运到北京城销售。外埠煤炭，以山西大同、阳泉，河北开滦、井陉，河南焦作所产煤居多。故北京煤铺书写此广告语，用来和北京本地煤区分。 北京煤铺、煤厂的广告语众多，反映了北京城煤炭市场的需求及煤商的激烈竞争情况。 ◆煤业中介：旧时煤炭行业的中介被称为煤牙 煤牙一手托两家 袖中暗箱谈价格 在老北京的三百六十行中，有一种行被称为牙行。牙行，是为买卖双方进行撮合的职业，在今天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中介机构。煤炭行业的中介，就被称为煤牙。 旧时，北京煤窑多在西部山区，市场狭小。煤厂、煤铺多在城里，小本经营。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煤炭产地与市场需求容易脱节，煤窑的经营者缺少与城里商户的接洽沟通。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煤牙往来于煤窑、煤厂、煤铺间，穿针引线，将买家与卖家联系到一起，形成了煤炭产、供、销、用的一体化。许多煤窑委托煤牙售卖，许多煤厂、煤铺通过煤牙进货、出货，许多用户也让煤牙办理买煤。明清之际，北京的煤牙相当活跃，朝廷还对煤牙收取课税。 旧时，煤炭交易双方为保持长期的友好协作，一般不直接言利，而是通过煤牙做中间人讨价还价。煤牙的交易方式，多是袖里乾坤，暗箱操作。交易时，煤牙着宽袍大袖，在袖子里握住买方的手指示意价目，然后再握卖方的手指示意价目，双方同意则买卖成交，由煤牙结账。如不同意，煤牙在袖子中重新分别握买卖双方的手指示意价目，如此反复讨价还价，直到买卖成交为止。此种交易，一般情况下买卖双方难知对方的真实价格，只有煤牙一人，一手托两家。煤牙获取的利润，也正是双方价目的差额。精明的煤牙，在一无资金、二无产品的情况下。买空卖空，既使自己获取利润，又使买卖双方欣然接受。而贪心的煤牙，往往从中作梗，既吃买家又吃卖家。由于煤牙从事的是暗中作价交易，有的煤牙从中大赚黑钱，引起煤炭业主与用户的不满，造成事端。还有的煤牙，本身就是市井闲人、泼皮无赖之徒，千方百计跻身煤牙之列，不守行规，对买卖双方借机敲诈勒索，扰乱经营秩序。 清康熙十一年(1702年)朝廷批准户部报告，“决定将北京城内外的煤牙悉行革禁、对煤牙征收的税额也停止征收”，打击了不法煤牙。乾隆年间，社会秩序稳定，政通人和，社会对煤炭需求越来越大。乾隆六年(1741年)朝廷才批准工部题奏，“令地方官给照，恢复煤牙牙帖”。允许煤牙从事经济活动，照章纳税。直到清末民国初年，北京仍有大量煤牙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煤炭交易一度实行计划供应，买卖双方价格公开，国家控制煤价，煤牙也就随着牙行的萎缩而自行消失。 ◆烧煤行当 摇将煤堿作煤球 小户人家热炕头 ●扫煤末儿 “扫煤末儿”是旧时京西矿区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行当，就是收集煤炭运输过程中遗撒在道路上的煤末儿。其使用工具为扫帚和簸箕，如同扫地，因此被称为“扫煤末儿”。所从事者多为穷苦人家的老人、妇女和小孩。 京西是煤炭产地，运煤的车辆和牲畜多，通往矿场煤窑的道路上常见被遗撒的煤末，许多人从事扫煤末的行当，民间有歇后语：“去煤窑的路——一条道走到黑”，也说明路上的煤末儿很多。 由于运煤路上车来人往，牲畜络绎不绝，路上的煤末在车辆的碾压和畜踩、人踏之下，煤尘四处飞扬，扫煤人蓬头垢面，一身乌黑，而且会吸入大量煤尘。有时煤末还会和牲畜的粪便混在一起，又黑又臭，令人作呕。扫煤人还要时时防范车辆、牲畜的碰撞。从路上扫来的煤末，难免掺杂有泥土和石碴，烧用之时，火力较弱。 新中国成立后，矿区交通条件改变，煤矿实行规模生产，大型煤矿均有火车入矿直接运煤，畜力车载驮运逐渐减少，矿区道路遗撒也大为减少，再加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专门从事扫煤者已经绝迹。 ●捡煤核儿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城里穷人家的孩子，大多有捡煤核儿的经历。 所谓煤核儿，就是燃煤人家或单位倒掉的没有完全烧透的煤，尚存部分火力，捡回家中，仍可以继续烧用。 穷人家无钱买煤要靠烧煤核儿做饭，孩子们外出捡煤核儿。捡煤核儿的工具是一个铁丝编的小耙子和一个背筐。用小耙子在垃圾渣土中扒拉，发现煤核儿捡起放到筐里。也有的孩子用盛垃圾的土车装煤核儿。这土车由四块木板围成，下面安上滑轮，孩子一脚蹬在车沿上，另一脚蹬地，推着车在街上跑得很快。在当时能够推小土车捡煤核儿，是很“拉风”的行为。 捡煤核儿的孩子们，最爱在锅炉房周围转悠。旧时，烧锅炉的多是单位，烧煤不像家庭那样吝啬。当锅炉房出灰时，孩子们一拥而上，从倒出的炉灰中一顿扒拉翻捡，人人都成土猴一般。有时锅炉房倒出的炉灰中，混有还在燃烧的煤，孩子们一不小心捡到手里，被烫得嗷嗷直叫。 捡煤核儿的孩子们，虽然衣衫褴褛，灰头土脸，但聚在一起时，却很热闹。尤其是前面一个捡煤核儿的小孩蹬着土车跑，后面一伙小孩追时，呼朋引伴，蹦蹦跳跳，追逐嬉戏，成为苦中乐趣。 ●烧煤简儿 “煤简儿”，是北京土话中的一个名词，其他地区多称“煤简儿”为煤饼。煤饼，是将煤末按一定比例加上黄土和水，调和成泥状摊开，晾干后破碎成块，再入炉中烧用的煤。因其制作方法及成品形状如同摊面饼，故被称为煤饼。1958年，文物工作者考古挖掘河南省巩义市铁生沟冶铁遗址，就已发现有大量煤饼用于冶铁。 煤饼因何被北京人称为“煤简儿”，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煤简儿是由煤圈的谐音转化而成。将和好的煤饼摊在火炉炉面上，利用火炉的温度将煤饼烘干，再砸成小块烧用，十分方便。由于在炉面上摊煤饼要空出炉口，摊出的煤饼中间就会留有一个比火眼大一点儿的孔洞，煤饼也就成了煤圈。煤圈与煤简儿发音基本相同，口耳相传，久而久之，就有人将煤圈说成了煤简儿。还有一个说法，在火炉面上摊的煤饼，中间需留有炉口的孔隙，所以摊出的煤饼形状如铜钱。而人们也希冀发财，因此将煤饼称之为煤钱，煤钱与煤简儿的发音也基本同音，日久，将煤钱就说成了煤简儿。 又有一种说法是，摊开的煤饼被烘干或晾干以后，在烧用之前要破碎成小块，这破碎成的小块多呈不规则形状，成为“煤角”。“煤角”与“煤简儿”也谐音，日久，“煤角”也被说成了“煤简儿”。 清末民初《续都门竹枝词》书内，有学秋氏写的诗曰：“摇将煤堿做煤球，小户人家热炕头，三冬妇子勤劳作，攒花捅枣一时休”。 ●烧煤球儿 煤球，因其形状如球得名，烧煤球在旧时北京相当普遍。 在清末民国初期摇煤球的方法是将煤末过筛后分类，加上有黏性的黄土，用水和匀成泥状，平铺在地面，用铁锨切成鸡蛋大小的方块状，然后撒上细煤面吸水，待水分干到一定程度时，取出放入筛内，筛底垫上一个大花盆为轴，用双手晃动筛子，将筛内的方块煤转动摇成球状，倒在地上晒干，即成煤球烧用。 旧京的摇煤球者，多是河北省定兴县人。摇煤球，是重体力劳动，消耗大。谁家雇用摇煤球的，中午都要管饭。 很多煤铺也制作煤球售卖，制作方法是采用吊筛摇煤球，如同荡秋千。在门形的架子上吊一圆铁环，环中再拴三根绳系住悬空的煤筛，煤筛中放入切好的方块煤摇动。用吊筛摇煤球的，比在花盆上放筛子摇煤球省力，但吊筛摇煤球多需有固定场地。 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出现机制煤球，是以电动机带动铁制型轮压制而成。1932年版《北京工商业概况》所载，北京市内最早使用机器动力制作煤球的，是五星机制煤球厂。 1953年，上海实业家刘念祖先生与北京地方工业局公私合营，投资建成北京机制煤球厂，于1954年4月在永定门外开业。到60年代初期，北京机制煤球生产能力已达100多万吨，人工摇煤球行业遂萎缩以至结束。 ●烧蜂窝煤 蜂窝煤是一种加工的型煤，曾是北京居民燃煤的主要品种，形状如蜂窝而得名。因其形状又同藕节，也曾被称为藕煤。 北京居民燃用蜂窝煤，起于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前门外有一“信诚斋”煤铺，曾经营过蜂窝煤，供应十几家用户。“信诚斋”的蜂窝煤，规格为直径5寸，采用手工方式加工生产。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居民仍以烧煤末或煤球为主。 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三技术处研究室的王德周先生向市领导提出在居民中燃用蜂窝煤的建议，并设计出生产蜂窝煤的初步样机。1957年5月25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推广蜂窝煤》的社论，于是北京掀起改烧蜂窝煤的活动；1958年，进行蜂窝煤机改造，以偏心轮式和拨锤式的电锤取代人工砸16锤的蜂窝煤生产方式。之后，又研制出单冲头冲压式蜂窝煤机，每分钟可生产蜂窝煤40块，增加产量。 20世纪60年代，北京又掀起改革居民燃煤灶活动，研制出蜂窝煤炉灶的套筒炉瓦，使蜂窝煤燃用上火快、火力强，热能发挥更为集中。许多省市专程到北京学习生产、燃用蜂窝煤的方法。 1980年到1982年，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部和北京矿务局在门头沟煤矿建成型煤生产试验厂，试验成功“烟煤无烟煤燃烧上点火蜂窝煤”技术，该技术还被输出国外。 20世纪80年代，北京居民燃用煤炭取消票证供应，城近郊区居民基本可保证全部燃用蜂窝煤。蜂窝煤的规格品种逐步增加，有适合不同炉灶的圆筒形、方形蜂窝煤，还有锅炉用蜂窝煤、火车机车用蜂窝煤，用一张报纸即可点燃的低燃点蜂窝煤等等。 本版撰文潘惠楼  倒退二十多年，煤铺还是北京城里人过日子离不开的地方。尽管那时胡同人家已用上了煤气灶做饭，可是西北风一起，还是要搪炉子、安烟筒、买蜂窝煤。北京的采煤史虽早在元明时就有记载，但真正用于国计民生也就是百年的事。光绪年，一溜溜儿的运煤驼队踱进阜城门，阵阵驼铃声一直响到解放前夕。先是城墙根儿通了铁道(环城铁路)，外埠的煤进了京。而后是京西的煤窑旁修起了火车站，煤这东西才堂而皇之地稳居京城能源之首。这已是民国十六(1927)年的事了。所以，寻常百姓家烧煤取暖的日子并不长。早先不烧煤，冬天又怎么过？小户人家都盘炕——点柴烧炕过隆冬；连澡堂子都烧火炕，浴者泡完澡，就在火炕上歇息。 运进城的煤，要储存、加工、出售，才能走进千家万户，这就是煤铺的功能。随着历史的发展，北京城里煤铺的分布，受三个条件的制约:一是运输条件。由于通了火车，先是在各城关厢开设煤铺，进而向大街和要道延伸。1958年出了一种叫“581”的三轮汽车。它体积小，转弯灵活，特别方便向胡同深处的煤铺运煤；二是用煤手段。用煤人家最早烧砟（zha三声）子(块煤)，后来烧手摇煤球。上世纪50年代，国家在城边上的索家坟建了机制煤球厂，可以大规模生产煤球。后来又发明了蜂窝煤，力求运输方便、干净便捷和物尽其用；三是人为因素。从拉车叫卖，到送煤进户，煤铺分布越密，老百姓就越方便。上世纪60年代开始定量，按片儿供煤。“购煤本”上写着人口、住址和供煤量。煤铺所肩的社会责任，迫使它必须向胡同深处延伸。 煤铺当然要存煤、卖煤，但早先的煤铺还存劈柴、卖劈柴。这是因为烧砟子、煤球必须用引柴，尤其是贫穷人家，用不起烟筒，在简易火炉上每天都要燎柴添煤。所以，煤铺的一大工作就是锯木、劈柴，堆积成垛。有的煤铺还兼售煤炉、搪炉料等。蜂窝煤兴起，各煤铺又添置了蜂窝煤机，将模具里的煤末“咚，咚”地砸成蜂窝煤，然后码在棚下风干。每当煤铺里响起“咚，咚”声，老街坊们就会相互提醒:“天凉啦！该买煤了。”于是，赶紧腾出屋檐下的杂物，预备码煤。 早先开煤铺的和煤铺伙计大多是河北定兴人。老北京人叫他们“摇煤球的”，他们自称“铁道西的”(“铁道”指京汉铁路。“铁道东的”多从事浴池业)。他们有的在煤铺干活，也有的利用农闲走街串巷，为那些积存了煤末的机关或住户摇煤球。他们把棉袍的下摆掖在腰带里，肩上扛着板儿锹和剁铲，身后扣个摇筐和转盆，远看就像落魄沧州的林教头。繁重的劳作，艰难的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养成古怪、暴躁的脾气，加上那永远改不了的乡音，小孩子大多憷他们一头，背后叫他们“煤黑子”。就是胡同里的老大妈对他们也是和颜悦色。我小时候有一次钻进煤铺掏蛐蛐，叫“煤黑子”逮着了。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揪住我的耳垂儿，小指顶住我的腮下，给我来了个“猴眦牙”，还抹了满脸黑。“谁叫你来放火？”他冲我吼。原来，我点蜡照蛐蛐洞(买不起手电筒)，把他引来了。 如今，我在睡梦中还常再现上煤铺、安炉子、装风斗的情景，虽然我早已搬进了有集中供暖的楼房。我相信，烧煤取暖和与之共存的煤铺早晚要在北京城完全消失。但是，它是北京历史的一部分。兴许将来的某一天，首都博物馆还要复原一座胡同里的煤铺呢！ （3）老北京煤铺 过去北京人每天笼火做饭、烧水沏茶、洗澡和冬季取暖，都离不开煤炭。煤炭与米、面一样是北京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特别是到了冬季，就更离不开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煤铺已逐渐被现在的人淡忘了，但是煤铺在老北京人的心中，依然难忘。 （4）老北京的记忆—《记忆里的煤铺》
摘自老北京网；作者:了然客 （5）护国寺大院胡同63号的煤铺“柴、米、油、盐、酱、醋、茶”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把“柴”放在了第一位，可以想像柴在百姓生活中的份量。过去北京人每天笼火做饭、烧水沏茶和冬季取暖，都离不开煤炭。煤炭与米、面一样是北京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特别是到了冬季，就更离不开了。以前每年冬天，除了卖大白菜的，就是像护国寺大院63号这样的煤铺排队的人最多。随着时间的流逝，煤铺已逐渐被现代人淡忘了，但是煤铺在老北京人的心中，依然难忘。  说起北京城煤铺的历史，已经有六百多年了。据记载，元大都就已经有煤市和煤铺了。明清年间，北京煤铺更加兴旺，到了民国时期，煤铺已经遍布京城。 当时烧煤已成为北京城里和城外的明显特征，城外的人烧柴火做饭、热火炕取暖，而城里人绝大多数烧煤炭。城里人又以贫富与身份不同，烧煤炭的规模和质量也各异，皇帝、王公贵族要烧煤炭质量最佳的宁夏太西煤。而四九城的富裕人家烧山西或京西的煤炭，一般人家就烧煤球同时搭烧砟子。 解放后的煤铺经历多次风雨和改造，面貌已大不一样。解放初期，北京煤铺的发展达到历史顶峰，摇煤球也由手工转向机械化。1960年政府为了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将煤炭供应与粮、油一起，纳入统购统销的行列之中，买煤球实行计划供应，北京城每家每户都有购煤本，凭本分片定量供应。再到后来，又出16孔的蜂窝煤，蜂窝煤的诞生使京城生活用煤供应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蜂窝煤备有引火炭使生炉子或添加煤炭都比煤球炉简单、方便、快捷，蜂窝煤很快取代了煤球。随着的演变，煤铺送煤伙计手里的家伙拾也由原来的荆条编织的煤筐变成了码蜂窝煤的运煤板。现在城里仅存的煤铺都是国营的，在护国寺大院煤铺就碰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职工，今天还依旧勤勤恳恳的与那些很多人都不愿意碰的黑蜂窝煤打着交道。 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每年都要为煤发愁，小时候家里不富裕，爹妈就要未雨绸缪，每年夏天就开始囤煤，一个是夏天煤便宜，另一个冬天现买的煤湿没法烧，容易中煤气。买回来煤要当宝贝似的安放，先要晾干，下雨下雪还要拿塑料布擅上，再买了新煤还要倒腾地方。不过就这样还算是好的，那些住在大杂院的百姓就更犯愁了，想提前囤点儿都没地方搁。如今每块蜂窝煤的价格也从儿时的两毛五涨到了一块9毛。  不过现如今，北京人已经不再以煤为主要的烧火做饭的能源，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成为了主流，使煤铺快速消失。到2004年城八区的煤铺，已经骤减到了57家。今天就更是寥寥无几了，护国寺这样的煤铺真的算是硕果仅存，用不了多久，大概煤铺就成为老北京的历史了。那时候不仅外地人，就连北京人也不会用铁炉子笼火生炉子了！
煤球被16孔蜂窝煤取代 （6）消失的煤铺
供暖季到了，坐在暖烘烘的屋子里，又想起了老北京消失的老煤铺。 老煤铺的消失，是环境改变、社会进步和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体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不少百姓的生活还离不开煤，京城大街小巷里也还经常能见到煤铺。曾经的煤铺，在我们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成为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小时候家住的枣林前街呈东西走向，北侧的枣林斜街呈东北西南走向，两街相交之处形成一个大约四十五度的夹角，在夹角上有家煤铺，供着方圆数里的居民百姓用煤。 这座煤铺建于何年何月我不清楚，但从我记事起它就存在了。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这座煤铺的消失，少说也得有五十年历史了。 因煤铺所处地理位置的缘故，它的平面呈直角三角形。煤铺在一南一北的两条街上各开一个门。 开在枣林斜街上的北门门楼宽阔高大、磨砖对缝，厚重嶙峋的门板上挂满了陈年日久的煤灰，早已看不出门板本来的颜色。门楼上高高女儿墙中间枋心里的字迹，随着岁月风雨的侵蚀，剥落得早已无影无踪；开在枣林前街上的南门，是两扇向内推拉的栅栏门，做工粗糙，远不如开在枣林斜街上的北门制作精致、高大气派。由于常年推拉，地上留下了两条反向弧形的沟壑。 三角形的煤铺厂区里，靠东墙一侧是煤铺的办公区。北侧紧邻北门的是开票室，屋门开在房子的西侧，朝南是一扇大窗，宽大的窗台上只开一个带推拉门的小窗口，开票、交款都在那儿进行。开票室往南依次是工人休息室、储物间、锅炉房和厕所。 厂区北侧一溜儿是低矮的储煤棚，占了整个煤铺面积的一半。煤棚由木结构的框架搭建而成，木柱支撑的棚顶是由木条钉成的油毡层做成。煤棚内常年码放着两人多高的蜂窝煤，棚内陆上到处是积存的厚厚煤灰。由于光线昏暗，棚内常年开着几盏白炽灯，发出似醒非醒的光亮。 煤铺的南墙是标皮板做成的栅栏墙，墙内围起的几间栅栏屋储存着售卖的劈柴、各种炉具、炉瓦、搪炉料和煤块儿…… 煤棚北墙外紧靠枣林斜街南侧的，是一行百年以上硕大粗壮的槐树，斑驳嶙峋的树杈张牙舞爪。每到初夏，郁郁葱葱的巨大树冠，像遮阳伞一般把煤棚上空遮挡得严严实实，使煤棚的油毡顶不致遭到暴晒。 那时年少的我，曾和居住煤铺附近的同学，叫“三宝”、“四宝”的梁家两兄弟，爬到煤棚上捋摘槐树上垂下来伸手可及的串串槐花。我们坐在煤棚上，吃着鲜嫩的槐花，兴高采烈大饱口福。 那时节，炉子烧的多是人工摇制的煤球。那时，不少人家都有一小块地圈建起煤球池子，不过多数居民使用的是煤铺工人手工摇制的煤球。 煤铺工人制作煤球，是将少量煤末用铁锨在空地上围成一个直径约三米大小的圆圈，圈内放入起黏合作用的适量的黄土，用水管将适量的水注入黄土中，再用钉耙把黄土搅拌成泥浆，然后陆续将煤末铲入圈中，同时不断用钉耙将黄泥浆与煤末搅拌混合均匀，成为较稠的煤泥备用。 在空地撒上一层薄薄的煤末，它的作用是防粘剂。把煤泥在空地上摊成约三厘米厚的一块块大煤饼，然后用特制的剁铲将煤饼经纬切成核桃大的方块（煤茧儿）。稍晾一晾挥发水分后，工人们会将适量的煤块撮进一个直径约一米大小的专用扁筐（摇筐）里，扁筐下的中心拴着一个花盆。工人们两手用力抓紧扁筐边沿，上下左右前后顺时针匀力摇动，利用花盆产生离心力和杠杆的作用，煤块一会就被摇成了圆圆的煤球。将摇好的煤球倒在地上晾干后，就可以出售了。 从和煤泥、摊煤饼、切煤块到摇煤球，需要熟练地使用铁锨、板儿锹、剁铲、钉耙、摇筐等工具，道道工序需要惊人的体力、不凡的手艺，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每年的夏末秋初，煤铺里一片繁忙的景象。十几个袒胸裸背的工人整天在煤铺的空地上有节奏地舞动着摇筐，煤球在筐里上下翻飞，摇好的煤球在场院里堆成一座座小山，还是供不应求。后来，机制煤球的出现，减轻了煤铺工人的劳动强度，同时也扩大了生产能力。从此，再也看不到煤铺有摇煤球的工人了，而工人汗流浃背摇煤球的景象，只能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机制的大小蜂窝煤，煤球逐渐淡出了千家万户居民的视线。蜂窝煤的出现，也使煤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日杂商店出售的铸铁煤炉，炉底的火门和烟道口的火门可以调节大小，控制着蜂窝煤的燃烧速度和及时排烟。烟道通过马口铁的烟筒连接室外，避免了煤气和烟灰在室内的滞留也减少了污染。装了烟筒，还一定要装个风斗，避免煤气中毒。这种炉子的好处是，晚上可以封火使室内保持一定的温度。次日打开炉子，调整火门，炉煤会迅速燃烧。炉子的炉膛使用特制的炉瓦，省去了搪炉子的繁琐程序。 那时，正值蜂窝煤普及的年月，煤是紧缺能源，居民所需煤炭，需凭煤本分区划片儿由煤铺定量供应。那时的购煤本儿可与户口本、粮食本媲美，一年一换，煤本上面姓名、人口数量、家庭住址、购煤定量、大块、小块等等写得一应俱全。 每当夏末时节，煤铺的工作人员会挨家逐户上门登记，居民凭本交款预订。而此时的煤铺工人就要加班加点生产了。生产过程产生的烟尘和噪音虽然扰民，但住在煤铺附近的居民极少怨言，因为他们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煤。 随后而来的季节里，京城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送煤工人脚蹬三轮车往返奔波的身影。送煤工人汗流浃背将一车车蜂窝煤送到小巷末端、大宅深处，温暖着千家万户人们的心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液化气罐开始出现，使煤铺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发生着职能的转变。随着人们生活的进步，楼房一幢幢拔地而起，栖楼而居的老百姓通了煤气、用上了天然气。而居住在平房里的人们，随着“煤改电”和“煤改气”，用煤量锐减，城八区的煤铺由原来的四百多家减少到二十几家，煤铺繁忙喧嚣的景象也就风光不再了。 曾与梁家两兄弟之一的“三宝”故地重游，寻找老煤铺的旧址遗痕。老煤铺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几棵残存的老槐，周身布满着斑驳嶙峋的树皮。在老煤铺原来的位置上，一座高楼拔地而起，居住在高楼里的人们再也不会用煤生火取暖、烧水做饭了。 （7）煤球炉子 赵瑞福 现在大家做饭都用天然气或液化气，既方便又干净，可当年的老北京人取暖做饭用的都是煤球炉子。最近在北京人艺的话剧《龙须沟》中，又看到了老北京四合院里早晨起来生煤球炉子的情景。 煤球炉子是用铁皮做的，炉子面是正方形的，正中央是一个圆形的炉眼，从这里填煤、点火。炉膛底部是炉箅子，烧乏了的煤灰从这里漏下去。炉膛下部有一个小圆眼，是擞火用的。煤烧乏了,火不旺了,把火筷子从这个圆眼伸到炉膛里搅动，使炉灰从炉箅子的间隙中漏下去，叫“擞火”。 炉膛里要用炉泥搪上。当时，卖建筑材料的商店里都卖搪炉子灰。买回来，加上水，和成泥，搪在炉膛内壁上。 煤球炉子很轻，一个人就能搬起来。每天早晨生火时，先往炉眼里放进一些刨花或废纸作为引火材料，点着后，放入劈柴，再放入煤球，最后把拔火罐罩在炉眼上。此时浓烟就从拔火罐中冒出来。拔火罐有铁皮做的，也有生铁铸造的，大概有五六十厘米高，直径大小与炉眼差不多，其实就是一个能移动的小烟囱。炉子点着十几分钟后，劈柴烧完了，煤球被引燃，就不冒烟了，开始冒蓝色火苗，但还不能把炉子搬进室内，因为此时也会产生煤气。要等到冒橙红色火苗时才能搬进房屋取暖、烧水、做饭。每天晚上睡觉前，也要把炉子搬出去，因为炉子快熄灭时燃烧不充分，容易产生煤气。 那时也有铸铁炉子，老百姓称之为“洋炉子”。这种炉子比较重，固定在室内，有烟囱通到室外，不用来回搬，就像后来的蜂窝煤炉子，但体积更加高大，是少数有钱人用的，大多数老百姓都是用《龙须沟》中看到的那种简易的铁皮炉子。 老北京人都有早晨起来就喝茶的习惯。当时烧开水经常使用一种叫“汆子”的器皿。“汆子”其实就是一个上面有把儿的细长铁筒。烧水时，把“汆子”里盛上水后放到炉眼里面烧，由于“汆子”大部分都在炉眼里，很快就能把水烧开。 烧炉子用的煤球、劈柴要到煤铺去买。买煤很方便，到煤铺说一声“给某某胡同某某号送两筐煤”就行了，过不了多大会儿，煤铺就会派人把煤球送到您家，放在您指定的地方，货到付款。所以当时把到煤铺买煤称为“叫煤”，意思是到那里喊一声就给您送来，可见服务还是很到位的。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大家做饭、取暖逐渐改为用蜂窝煤炉子。这种炉子晚上不用灭火，方便了很多；也比用煤球炉子干净一些，但火苗没有煤球炉子旺。直到现在，一些没有暖气的平房还在使用蜂窝煤炉子取暖，但煤球炉子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内的一种重要生活用具，已经告别了历史舞台。 （8）最后的煤铺 2008年冬，鼓楼煤厂最后一个冬天给居民供应蜂窝煤。随着煤改电工程的进展，北京二环以内逐步将平房烧煤取暖住户改成电取暖，胡同煤厂也将成为历史。 李慧/TAKEFOTO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直到九十年代末，人们一年四季饮食起居离不开煤炭，尤其即将进入冬季之前，购煤、存煤、储煤，成为各家各户日常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早年，挂着铃铛的骆驼队把煤拉到阜成门，在城根儿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卸煤场，这就是煤铺的雏形。随后通了环城铁路，外埠的煤也进了京城，各城门外的关厢设立了大大小小的煤铺、煤栈。随着时间推移，煤铺向大街小巷发展延伸。这时，煤成了京城的主要能源来源。 运进城的煤，经过加工、储存、销售，走向千家万户，煤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自然，煤铺制煤、存煤、售煤的种类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着。 早年用的是砟子煤（硬块煤），后来用手摇煤球、机制煤球。蜂窝煤的出现无疑是场革命。由于这种煤运输方便，引燃迅速快捷，污染浪费小，而后来居上，得到广泛普及。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住平房的人家多用的是种简陋的炉子。这种简陋的炉子生火时需将炉子搬到室外。炉膛内的炉箅上放上一层燃烧过的乏煤球，在乏煤球上放好一层废纸或刨花，在废纸或刨花上支起一层细劈柴。点燃废纸或刨花后，会引燃细劈柴，再放入大块劈柴，待大块劈柴熊熊燃烧充分之时，迅速将少量煤球倒入炉膛，炉盘上的炉口放上喇叭状的铸铁拔火罐。当少量的煤球被引燃后，再将后续的煤球倒入炉膛填至炉口并放上拔火罐，一切就OK了。 生炉子要有步骤、有技巧，所填的煤球之间要留有空隙，便于空气流通。一味死填，是生不着煤炉的。 随着烟雾渐浓渐弱直到偃息，燃烧着的煤球就发出蓝蓝的浅火。待蓝火苗变成红火苗的时候，拿掉拔火罐就可将煤炉端进屋内取暖、烧水、做饭了。那时北京的冬季奇冷，每当母亲将燃烧红红火焰的煤炉端进屋内时，幼小的我们感到无尽的母爱温暖。 （9）旧京煤铺知多少编辑人语 天气慢慢变暖，北京人生活中不可缺的“煤”已经在城市中悄悄淡出。 平房四合院里炒菜做饭用上了液化气罐，冬季取暖更新为“煤改电”，燃气锅炉和电取暖器已经成为冬季取暖的新工具。 扫煤末儿、捡煤核、摇煤球的情景不再呈现。按照北京未来五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5年本市核心区将实现“无煤化”。 北京城里烧煤那些事儿，将会逐渐成为回忆…… 潘惠楼 （门头沟区档案史志局特邀研究员） 旧时，北京是一座以燃煤为主的城市，居民生活用煤，多依靠煤铺供应。尤其是到了严寒冬季，煤炭的需求量相当大，北京城的街道胡同都有煤铺销售煤炭。 北京的煤铺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元代，大都城的平则门、光熙门一带，就设有储煤场。有一部反映元代大都市井生活的书籍《朴通事》，书中就有“到煤场里推煤去”的记载。元代熊梦祥编纂的《析津志》书中，也有“城中内外往来经济之人”，“每年九月间，买牛装车，往西山窑头载取煤炭”。明代，有一幅反映北京城市风情的图画《皇都积胜图》，图中也有煤铺卖煤的画面。到了清代，“都人炊爨惟煤是赖”，应运而生的煤铺就更多了。尤其是清末，环城铁路修通之后，沿铁路四周设有许多煤栈，煤铺可直接到煤栈批发煤炭，运回售卖，从此京城大街小巷，经营煤铺者骤然增多。 民国年间，北京市政府加强了煤业流通秩序的管理，煤铺业还成立了同业公会，以维护同仁利益，解决煤业争端，指导煤炭价格。据《北京煤灰两业概况》调查记载，1923年北京煤铺业同业公会有会员181户，还有众多煤铺未加入同业公会。1928年印刷的《矿业周报》第一集，载有1927年北平城区煤铺有302户。1932年版《北平工商业概况》中，记有1931年北平煤铺有800户，从业人员3000余人。1937年出版的《北宁铁路沿线调查》中介绍，北平市煤铺有800余家。其中，日销量250公斤的约有350户，日销量400公斤的约有300户，日销量600公斤的约有100户，日销量1000公斤的约有50户。日军侵占北平后，对煤炭资源疯狂掠夺，对城市煤炭供应实行统制配给，垄断煤炭经营，致使众多煤铺倒闭，煤业工人失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平市经济亟需恢复，而煤炭又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经营煤铺者又骤然增多。到1947年，仅煤铺业同业公会会员就达1300余户。1949年北平解放后，据年底市政府财政厅的统计数据，北京城区内有煤铺1768户，从业人员4254人。其中，存煤在100至200吨的约有20户，占煤铺总数的1.13%；存煤在50吨左右的约有100户，占煤铺总数的5.66%；存煤在10吨左右的煤铺不足煤铺总数的10%；存煤在1至2吨的煤铺占煤铺总数的83%；还有的煤铺现买现卖。 由此可见，旧时北京煤铺虽然数量多、分布广，但多是小本经营，生意并不好做。许多经营者是因为煤炭产品不怕积压，暂时卖不出去还可以自家烧用不易赔本，才经营此业的。尤其是家庭院落较为宽敞的居民，很多以空地存煤，开办煤铺。北京的煤铺，一般是以此糊口养家，真正能够赢利的大煤铺并不是很多。那些分布在大街小巷的众多煤铺，既解决了许多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也为市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北京煤铺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众多煤铺改成了国家煤炭流通行业的零售网点，北京的煤铺业遂自然消失。 煤业推广 煤铺营销靠广告 突出产地与特色 北京是一座以燃煤为主的城市。京城内外，分布有众多的煤厂、煤铺，相互之间竞争十分激烈。许多煤厂、煤铺还以广告形式宣传推销，招徕顾客。 比如，“乌金墨玉，石火光恒”是北京煤铺书写较多的广告语。又如，“南山高末，北山红煤”这句话是北京煤铺的专用广告语，介绍经营煤炭的产地和品种。北京煤炭产地主要是京西，京西煤又有南山煤和北山煤之分。南山煤多指房山地区的北岭煤田所产的煤，此地煤炭质地较软，容易成末，火力温和均匀，不易爆裂。清末及民国年间，此地煤炭多以高线缆车运出山区，再转运到京城，所以被称为南山高末。北山红煤，则是指大安山、斋堂等地所产的煤。此地煤炭质地较硬，容易成块，火力强盛，有的煤块上有一层红色水锈，故称北山红煤。一般旅馆、饭店、炼炉房等，常烧大灶，多爱购买北山红煤。而居家百姓，取暖做饭，使用小火炉，则爱购买南山高末。 再如，“北山红煤，禅房须炸”。这句话也是介绍煤炭产地和品种的北京煤铺专用广告语。禅房为村名，位于木城涧煤矿附近，因属煤矿采空区，在20世纪50年代即被京西矿务局搬迁，现已成废墟。须炸是禅房村及附近所产的一种块煤。该煤质地较硬，粒度大小匀称，使用小火炉燃用方便，火力持久，是京城百姓非常喜爱的一个煤炭品种，故煤铺书写此广告语。 还有，“山西红煤，焦作大炭”。这是北京煤铺介绍外埠煤炭的广告语。清末民国初期，铁路修到北京城内，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煤陆续运到北京城销售。外埠煤炭，以山西大同、阳泉，河北开滦、井陉，河南焦作所产煤居多。故北京煤铺书写此广告语，用来和北京本地煤区分。 北京煤铺、煤厂的广告语众多，反映了北京城煤炭市场的需求及煤商的激烈竞争情况。 煤业中介：旧时煤炭行业的中介被称为煤牙 煤牙一手托两家 袖中暗箱谈价格 在老北京的三百六十行中，有一种行被称为牙行。牙行，是为买卖双方进行撮合的职业，在今天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中介机构。煤炭行业的中介，就被称为煤牙。 旧时，北京煤窑多在西部山区，市场狭小。煤厂、煤铺多在城里，小本经营。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煤炭产地与市场需求容易脱节，煤窑的经营者缺少与城里商户的接洽沟通。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煤牙往来于煤窑、煤厂、煤铺间，穿针引线，将买家与卖家联系到一起，形成了煤炭产、供、销、用的一体化。许多煤窑委托煤牙售卖，许多煤厂、煤铺通过煤牙进货、出货，许多用户也让煤牙办理买煤。明清之际，北京的煤牙相当活跃，朝廷还对煤牙收取课税。 旧时，煤炭交易双方为保持长期的友好协作，一般不直接言利，而是通过煤牙做中间人讨价还价。煤牙的交易方式，多是袖里乾坤，暗箱操作。交易时，煤牙着宽袍大袖，在袖子里握住买方的手指示意价目，然后再握卖方的手指示意价目，双方同意则买卖成交，由煤牙结账。如不同意，煤牙在袖子中重新分别握买卖双方的手指示意价目，如此反复讨价还价，直到买卖成交为止。此种交易，一般情况下买卖双方难知对方的真实价格，只有煤牙一人，一手托两家。煤牙获取的利润，也正是双方价目的差额。精明的煤牙，在一无资金、二无产品的情况下。买空卖空，既使自己获取利润，又使买卖双方欣然接受。而贪心的煤牙，往往从中作梗，既吃买家又吃卖家。由于煤牙从事的是暗中作价交易，有的煤牙从中大赚黑钱，引起煤炭业主与用户的不满，造成事端。还有的煤牙，本身就是市井闲人、泼皮无赖之徒，千方百计跻身煤牙之列，不守行规，对买卖双方借机敲诈勒索，扰乱经营秩序。 清康熙十一年（1702年）朝廷批准户部报告，“决定将北京城内外的煤牙悉行革禁、对煤牙征收的税额也停止征收”，打击了不法煤牙。乾隆年间，社会秩序稳定，政通人和，社会对煤炭需求越来越大。乾隆六年（1741年）朝廷才批准工部题奏，“令地方官给照，恢复煤牙牙帖”。允许煤牙从事经济活动，照章纳税。直到清末民国初年，北京仍有大量煤牙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煤炭交易一度实行计划供应，买卖双方价格公开，国家控制煤价，煤牙也就随着牙行的萎缩而自行消失。 烧煤行当 摇将煤堿作煤球 小户人家热炕头 扫煤末儿 “扫煤末儿”是旧时京西矿区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行当，就是收集煤炭运输过程中遗撒在道路上的煤末儿。其使用工具为扫帚和簸箕，如同扫地，因此被称为“扫煤末儿”。所从事者多为穷苦人家的老人、妇女和小孩。 京西是煤炭产地，运煤的车辆和牲畜多，通往矿场煤窑的道路上常见被遗撒的煤末，许多人从事扫煤末的行当，民间有歇后语：“去煤窑的路—一条道走到黑”，也说明路上的煤末儿很多。 由于运煤路上车来人往，牲畜络绎不绝，路上的煤末在车辆的碾压和畜踩、人踏之下，煤尘四处飞扬，扫煤人蓬头垢面，一身乌黑，而且会吸入大量煤尘。有时煤末还会和牲畜的粪便混在一起，又黑又臭，令人作呕。扫煤人还要时时防范车辆、牲畜的碰撞。从路上扫来的煤末，难免掺杂有泥土和石碴，烧用之时，火力较弱。 新中国成立后，矿区交通条件改变，煤矿实行规模生产，大型煤矿均有火车入矿直接运煤，畜力车载驮运逐渐减少，矿区道路遗撒也大为减少，再加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专门从事扫煤者已经绝迹。 捡煤核儿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城里穷人家的孩子，大多有捡煤核儿的经历。 所谓煤核儿，就是燃煤人家或单位倒掉的没有完全烧透的煤，尚存部分火力，捡回家中，仍可以继续烧用。 穷人家无钱买煤要靠烧煤核儿做饭，孩子们外出捡煤核儿。捡煤核儿的工具是一个铁丝编的小耙子和一个背筐。用小耙子在垃圾渣土中扒拉，发现煤核儿捡起放到筐里。也有的孩子用盛垃圾的土车装煤核儿。这土车由四块木板围成，下面安上滑轮，孩子一脚蹬在车沿上，另一脚蹬地，推着车在街上跑得很快。在当时能够推小土车捡煤核儿，是很“拉风”的行为。 捡煤核儿的孩子们，最爱在锅炉房周围转悠。旧时，烧锅炉的多是单位，烧煤不像家庭那样吝啬。当锅炉房出灰时，孩子们一拥而上，从倒出的炉灰中一顿扒拉翻捡，人人都成土猴一般。有时锅炉房倒出的炉灰中，混有还在燃烧的煤，孩子们一不小心捡到手里，被烫得嗷嗷直叫。 捡煤核儿的孩子们，虽然衣衫褴褛，灰头土脸，但聚在一起时，却很热闹。尤其是前面一个捡煤核儿的小孩蹬着土车跑，后面一伙小孩追时，呼朋引伴，蹦蹦跳跳，追逐嬉戏，成为苦中乐趣。 烧煤简儿 “煤简儿”，是北京土话中的一个名词，其他地区多称“煤简儿”为煤饼。煤饼，是将煤末按一定比例加上黄土和水，调和成泥状摊开，晾干后破碎成块，再入炉中烧用的煤。因其制作方法及成品形状如同摊面饼，故被称为煤饼。1958年，文物工作者考古挖掘河南省巩义市铁生沟冶铁遗址，就已发现有大量煤饼用于冶铁。 煤饼因何被北京人称为“煤简儿”，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煤简儿是由煤圈的谐音转化而成。将和好的煤饼摊在火炉炉面上，利用火炉的温度将煤饼烘干，再砸成小块烧用，十分方便。由于在炉面上摊煤饼要空出炉口，摊出的煤饼中间就会留有一个比火眼大一点儿的孔洞，煤饼也就成了煤圈。煤圈与煤简儿发音基本相同，口耳相传，久而久之，就有人将煤圈说成了煤简儿。还有一个说法，在火炉面上摊的煤饼，中间需留有炉口的孔隙，所以摊出的煤饼形状如铜钱。而人们也希冀发财，因此将煤饼称之为煤钱，煤钱与煤简儿的发音也基本同音，日久，将煤钱就说成了煤简儿。 又有一种说法是，摊开的煤饼被烘干或晾干以后，在烧用之前要破碎成小块，这破碎成的小块多呈不规则形状，成为“煤角”。“煤角”与“煤简儿”也谐音，日久，“煤角”也被说成了“煤简儿”。 清末民初《续都门竹枝词》书内，有学秋氏写的诗曰：“摇将煤堿做煤球，小户人家热炕头，三冬妇子勤劳作，攒花捅枣一时休”。 烧煤球儿 煤球，因其形状如球得名，烧煤球在旧时北京相当普遍。 在清末民国初期摇煤球的方法是将煤末过筛后分类，加上有黏性的黄土，用水和匀成泥状，平铺在地面，用铁锨切成鸡蛋大小的方块状，然后撒上细煤面吸水，待水分干到一定程度时，取出放入筛内，筛底垫上一个大花盆为轴，用双手晃动筛子，将筛内的方块煤转动摇成球状，倒在地上晒干，即成煤球烧用。 旧京的摇煤球者，多是河北省定兴县人。摇煤球，是重体力劳动，消耗大。谁家雇用摇煤球的，中午都要管饭。 很多煤铺也制作煤球售卖，制作方法是采用吊筛摇煤球，如同荡秋千。在门形的架子上吊一圆铁环，环中再拴三根绳系住悬空的煤筛，煤筛中放入切好的方块煤摇动。用吊筛摇煤球的，比在花盆上放筛子摇煤球省力，但吊筛摇煤球多需有固定场地。 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出现机制煤球，是以电动机带动铁制型轮压制而成。1932年版《北京工商业概况》所载，北京市内最早使用机器动力制作煤球的，是五星机制煤球厂。 1953年，上海实业家刘念祖先生与北京地方工业局公私合营，投资建成北京机制煤球厂，于1954年4月在永定门外开业。到60年代初期，北京机制煤球生产能力已达100多万吨，人工摇煤球行业遂萎缩以至结束。 烧蜂窝煤 蜂窝煤是一种加工的型煤，曾是北京居民燃煤的主要品种，形状如蜂窝而得名。因其形状又同藕节，也曾被称为藕煤。 北京居民燃用蜂窝煤，起于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前门外有一“信诚斋”煤铺，曾经营过蜂窝煤，供应十几家用户。“信诚斋”的蜂窝煤，规格为直径5寸，采用手工方式加工生产。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居民仍以烧煤末或煤球为主。 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三技术处研究室的王德周先生向市领导提出在居民中燃用蜂窝煤的建议，并设计出生产蜂窝煤的初步样机。1957年5月25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推广蜂窝煤》的社论，于是北京掀起改烧蜂窝煤的活动；1958年，进行蜂窝煤机改造，以偏心轮式和拨锤式的电锤取代人工砸16锤的蜂窝煤生产方式。之后，又研制出单冲头冲压式蜂窝煤机，每分钟可生产蜂窝煤40块，增加产量。 20世纪60年代，北京又掀起改革居民燃煤灶活动，研制出蜂窝煤炉灶的套筒炉瓦，使蜂窝煤燃用上火快、火力强，热能发挥更为集中。许多省市专程到北京学习生产、燃用蜂窝煤的方法。 1980年到1982年，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部和北京矿务局在门头沟煤矿建成型煤生产试验厂，试验成功“烟煤无烟煤燃烧上点火蜂窝煤”技术，该技术还被输出国外。 20世纪80年代，北京居民燃用煤炭取消票证供应，城近郊区居民基本可保证全部燃用蜂窝煤。蜂窝煤的规格品种逐步增加，有适合不同炉灶的圆筒形、方形蜂窝煤，还有锅炉用蜂窝煤、火车机车用蜂窝煤，用一张报纸即可点燃的低燃点蜂窝煤等等。 本版撰文并供图/潘惠楼 （10）消失中的京城煤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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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多，倒退二十年，煤铺还是城里人过日子离不开的地方。尽管那时胡同人家已用上了煤气灶做饭，可是西北风一起，还是要搪炉子、安烟筒、买蜂窝煤。北京的采煤史虽早在元明时就有记载，但真正用于国计民生也就是百年的事。光绪年，一溜溜儿的运煤驼队踱进阜城门，阵阵驼铃声一直响到解放前夕。先是城墙根儿通了铁道(环城铁路)，外埠的煤进了京。而后是京西的煤窑旁修起了火车站，煤这东西才堂而皇之地稳居京城能源之首。这已是民国十六(1927)年的事了。所以，寻常百姓家烧煤取暖的日子并不长。早先不烧煤，冬天又怎么过？小户人家都盘炕——点柴烧炕过隆冬；连澡堂子都烧火炕，浴者泡完澡，就在火炕上歇息。 运进城的煤，要储存、加工、出售，才能走进千家万户，这就是煤铺的功能。随着历史的发展，北京城里煤铺的分布，受三个条件的制约:一是运输条件。由于通了火车，先是在各城关厢开设煤铺，进而向大街和要道延伸。1958年出了一种叫“581”的三轮汽车。它体积小，转弯灵活，特别方便向胡同深处的煤铺运煤；二是用煤手段。用煤人家最早烧砟子(块煤)，后来烧手摇煤球。上世纪50年代，国家在城边上的索家坟建了机制煤球厂，可以大规模生产。后来发明了蜂窝煤，力求运输方便、干净便捷和物尽其用；三是人为因素。从拉车叫卖，到送煤进户，煤铺分布越密，老百姓就越方便。上世纪60年代开始定量，按片儿供煤。“购煤本”上写着人口、住址和供煤量。煤铺所肩的社会责任，迫使它必须向胡同深处延伸。 煤铺当然要存煤、卖煤，但早先的煤铺还存劈柴、卖劈柴。这是因为烧砟子、煤球必须用引柴，尤其是贫穷人家，用不起烟筒，在简易火炉上每天都要燎柴添煤。所以，煤铺的一大工作就是锯木、劈柴，堆积成垛。有的煤铺还兼售煤炉、搪炉料等。蜂窝煤兴起，各煤铺又添置了蜂窝煤机，将模具里的煤末“咚，咚”地砸成蜂窝煤，然后码在棚下风干。每当煤铺里响起“咚，咚”声，老街坊们就会相互提醒:“天凉啦！该买煤了。”于是，赶紧腾出屋檐下的杂物，预备码煤。 早先开煤铺的和煤铺伙计大多是河北定兴人。老北京人叫他们“摇煤球的”，他们自称“铁道西的”(“铁道”指京汉铁路。“铁道东的”多从事浴池业)。他们有的在煤铺干活，也有的利用农闲走街串巷，为那些积存了煤末的机关或住户摇煤球。他们把棉袍的下摆掖在腰带里，肩上扛着板儿锹和剁铲，身后扣个摇筐和转盆，远看就像落魄沧州的林教头。繁重的劳作，艰难的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养成古怪、暴躁的脾气，加上那永远改不了的乡音，小孩子大多憷他们一头，背后叫他们“煤黑子”。就是胡同里的老大妈对他们也是和颜悦色。我小时候有一次钻进煤铺掏蛐蛐，叫“煤黑子”逮着了。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揪住我的耳垂儿，小指顶住我的腮下，给我来了个“猴眦牙”，还抹了满脸黑。“谁叫你来放火？”他冲我吼。原来，我点蜡照蛐蛐洞(买不起手电筒)，把他引来了。 如今，我在睡梦中还常再现上煤铺、安炉子、装风斗的情景，虽然我早已搬进了有集中供暖的楼房。我相信，烧煤取暖和与之共存的煤铺早晚要在北京城完全消失。但是，它是北京历史的一部分。兴许将来的某一天，首都博物馆还要复原一座胡同里的煤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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