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取暖全靠烧煤

▼2001年3月20日，《北京日报》6版

▶1965年，朝阳区煤建管理处科室工作人员准备给市民送煤球。

冯文冈/摄

◀1957年5月25日，《北京日报》1版

◀1953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2版

▼1961年，东四人民公社金属厂工人生产蜂窝煤气炉。

冯文冈/摄

▶198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2版

▼1980年10月16日，《北京日报》1版

▼1983年，送煤工给天坛西里居民送煤。李晞/摄

▲1960年，天桥煤厂工人用机器生产煤球。郭仲义/摄

◀2015年12月31日，《北京日报》5版

▶1999年2月1日，《北京日报》2版

从今年冬季开始，北京城六区供暖全部实现燃气化。这不禁令人回想起昔日靠烧煤取暖的年代。那时，碰上供应紧张，人们半夜三四点就得拿着煤票排队预定，在买煤“长龙”里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煤厂月初收煤款，最快也得半个月后才能把煤送到家。

为买煤要排几个钟头

几十年前，京城老百姓一年四季过生活主要靠烧煤，取暖、做饭、烧水都离不开煤，煤炭经营网点遍布大街小巷。

那时候，煤是紧缺能源，实行定量供应，居民买煤手里得攥着煤本。上世纪50年代初期，居民买煤随叫随到，不管平房楼房，买多买少，都送到家。后来，煤厂月初收煤款，最快速度也得半个月后才能送到家。需要的人太多了，实在忙不过来！

昔日城区一家煤铺的工作人员回忆，每当“开始售煤”的告示贴在胡同口，消息便会传遍各家各户。碰上供应紧张的时候，居民半夜三四点就得拿着煤票排队预定，在买煤“长龙”里一站就是几个钟头。每年冬季，政府花在民用煤上的补贴达上亿元。

想当年，光东城区就有10个煤厂，这些煤厂按照10个街道办事处序列建制，每个煤厂对一个街道办事处，供应管片内的居民，煤厂又下辖三五个门市部。最高峰时，东城区的煤厂要负责20万居民的煤炭供应。为了保证及时供应，运煤车甚至可以走禁行线。（2001年3月20日《北京日报》6版，《胡同煤铺说变迁》）

即便如此，冬季到来之前，还是有市民为煤而发愁。1952年，本报就曾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反映当年因供应不足，导致很多市民“买不到煤或者已经买了煤却很久没送到家”。后来得知，这是运输力不足造成的。第二年9月，本市提前着手冬煤供应工作，解决了这些问题。（1952年12月11日《北京日报》2版，《关于本市燃煤供应问题 有关单位已订出解决办法》）

蜂窝煤取代煤球

早年，大多数人家用的煤是手工摇出来的煤球。煤球是由煤末和黄土掺和而成的湿煤制成，为了让老百姓在冬天烧上干煤球，相关部门每年都呼吁各国营零售公司、合作社以及煤铺提前摇制煤球，并允许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自行摇制，以备冬季自用。（1953年10月27日2版，《各机关团体和零售公司等单位应趁天暖时期赶快摇制煤球》）

但是，烧煤球很费煤。1957年，京城烧煤球的大约有60多万户，只有4万户左右使用蜂窝煤。根据调查，烧煤球同烧蜂窝煤比较，一般要浪费20%到30%。如此算来，当时全市一年因为烧煤球而多耗费的煤，大约达到30万吨。

此外，烧煤球还费劈柴。因为烧煤球炉差不多每天要升火1次，一次大约用劈柴1斤，全市一年耗用的劈柴就要两亿多斤。北京用的劈柴，许多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成本很高。而且，烧煤球炉出的煤渣也多，不利于城市的环境卫生。当时，北京城的垃圾一年大约有100多万立方米，其中煤渣要占60万立方米，加上制煤球掺用黄土多耗费的运输力，本市全年因此要用三吨的卡车运输20万车次以上。（1957年5月25日《北京日报》1版，《推广烧蜂窝煤》）

从1957年到1958年，本市大力推广烧蜂窝煤，到1958年3月，全市已有10多万户居民烧蜂窝煤。蜂窝煤的规格，由以前只有五寸的一种，增加到四寸、六寸等多种。销售点也由以前的20多家增加到家家煤铺都销蜂窝煤。（1958年3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全市有十多万户烧蜂窝煤》）

蜂窝煤的供应量逐年增多，煤球逐年递减。到1988年，既能省煤又能减少污染的蜂窝煤已占供应量的81%，这一年，市场上的煤球已经不好买了，经常是跑几次煤厂都被告知无货。（1988年11月3日《北京日报》2版，《取暖烧的煤球将逐步被蜂窝煤取代》）

楼房户烧煤先爬“鬼见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楼房猛增，截至1980年，烧煤的楼房户已达20万户。然而，煤炭网点逐年减少，“送煤到户”逐渐演变为只对平房住户，对绝大多数楼房户，只送到楼门口。

1978年1月6日，本报3版刊登了读者楼乾贵的来信，信中这样写道：往年，送煤的老同志不但负责把煤送到楼上各户，而且还给堆好、码齐。当我们看到这些老工人辛辛苦苦地背煤上楼时，心中十分感激，总是主动帮助他们背煤。可是，一九七五年以后，他们就不往楼上送煤了。去年入冬，他们只把煤堆在大门口，叫各户自己去搬运。这里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有工作，留在家里的多是老弱病残。就拿我来说，五十多岁了，患有高血压、骨刺等病；我的爱人体力也很差，要我们把几百斤煤背到楼上，实在是没办法……

这种情况在当时相当普遍。送煤时，有的双职工都上班去了，剩下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小孩，又没有运煤工具，只能一趟一趟往楼上抱，或者一簸箕一簸箕地往楼上端。运煤就好像爬“鬼见愁”，有的伤了胳膊扭了腰。1979年冬天，市煤炭公司接到300多封反映“烧煤难”的群众来信。（1980年10月16日《北京日报》1版，《如何解决楼房户“烧煤难”？》）

据本报1984年5月17日2版《解决送煤难问题的尝试》一文解释，煤厂不能做到送煤上楼的主要原因有三：首先，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用煤户逐年增多，而售煤点却由1956年的300多个减少到1984年的111个。以前送煤半径不足1里，上世纪80年代不少煤点送煤半径已达三四里；其次，送煤工人的素质有了变化，老送煤工相继退休，新工人招不进来，不得不招聘大批农民临时当送煤工人；第三，送煤劳动强度大，又累又脏，但送1吨煤往返四次仅收入1元钱，同三轮运输工人的收入相差数倍。

为解决“烧煤难”问题，丰台、石景山和原崇文三区率先尝试送煤按楼层计价和按里程收费、给送煤工人以合理报酬的办法。办法实行后，大多数用煤户每月平均付两角多的送煤费，烧煤就不再发愁了。

煤铺告别老城区

随着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燃煤是造成本市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有效改善大气环境质量，1998年起，本市先后实施了多项改善环境的措施，其中包括强制推广使用低硫优质煤。（1998年11月7日《北京日报》1版，《低硫优质煤强制推广》）

不过，当年的推广并不尽如人意。年终结算数字显示，全市低硫煤销售只达到80万吨至90万吨，离200万吨的推广目标差距甚大，特别是许多单位仍然在使用污染严重的高硫煤。据了解，这是因为除去市煤炭总公司系统外，当时全市还有大大小小的2000多家煤炭经营企业，这些经营者绝大部分是个体经营者，有的只是有几辆车、有买主有煤源的“煤贩子”，而这2000多家中只有10％左右有营业执照，其余的都是“黑户”，他们经常掺杂使假、以次充好，阻碍了低硫优质煤的推广。（1999年2月1日《北京日报》2版，《低硫煤为何推广难》）

为进一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进入新世纪后，市政府做出决定：改变北京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建立市场化的优质能源供应体系。此后，全市茶炉、大灶改用清洁燃料，集中供热面积不断扩大……2001年，北京民用煤用户从顶峰时期的200多万户降到60万户，民用煤供应量也从200多万吨减少到不足80万吨。

2015年12月底，随着30万户胡同居民全部“煤改电”，东、西城的居民再也不需烧煤取暖，最后9家煤铺告别了老城区。（2015年12月31日《北京日报》5版，《最后9家煤铺告别北京老城区》）

本版文字：贾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