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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副画面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上百知青黑压压一片聚集在宿舍前的场院里，翘首等候家中来信。那是我在黑龙江的时候，那时来信都是先寄到距连队百里的团部，连队的轮式拖拉机每周去团里拉货，回连队时把信带回来，每到这个时候，那就是连队的盛大节日！晚上，拖拉机从山里一钻出来，就有两条灯柱从山前射过来，这时有人喊，来了，来了！人群就有些骚动。此时，拖拉机离连队还有二十多里，还得开近半个小时，此刻正在闲聊的都停下来，开始凝神等候。拖拉机转弯时灯影不见了，当灯光再次射过来，车已经进入连队的拐角处了。车一停稳，连里的头头就会大呼小叫地嚷：卸货、卸货！可这时没人理他，大家都聚集在车旁，有那眼疾手快的知青从驾驶员手里抢过信袋，开始大声念收信人的名字。收到信的转身到一边去读信，没念到名字的则在那里静静地等候，等到都念完了，还要凑到前面再问一句，没有我的吗？直到确认家里没来信才怏怏地离去。过去我想，这壮观的场面是孤身在外的年轻人需要心理慰藉，现在想来，这何曾不是书信的挽歌？今天，人手一部手机，哪里还有百人一起等信的场面。我出于好奇，曾询问过邮局的一个朋友，邮局有全国每年书信投递量的统计吗？他说没有，但是据他观察现在写信的人已经很少了，明信片的投递量倒是还有不少。当然，邮局已没有信件投递也不准确，那些恋爱的痴情男女有时羞于开口，可能还是愿意在信中倾诉爱意，但是就传递信息来说，手写信件因为慢节奏已经远远落伍了。书信传递信息也有好处，因为与收信人不是声气相通，有些痛苦可以掩饰。在兵团时，我们连队一个北京女青年在井边打水，冬天井边的冰面太滑，她连人带桶掉进井里，几个男青年让她拉住井绳站在桶上将她拖拽上来，此时她全身已经被冰凉的井水浸透了，在井下她就哇哇大哭，上来后更是泪雨滂沱。这样惨痛的经历她怕家里担惊受怕，在信里竟然只字未提。如果是电话相通，说两句话就得梨花带雨，你想掩饰都没有办法。书信虽然有诸多好处，但是毕竟不如现代的即时通讯便捷，纸质信件如今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慢慢退出了。我们每日奔波辛劳，对生活中的许多转变熟视无睹，可如果细细思索会发现，信件的消失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变化。一种教育载体消失了。手写家书有毋庸置疑的家教功能，梁启超留下了2000多封家书，信中他与孩子们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表达父子感情，督促子孙认真读书做事。若论有名的家书，更早有《曾国藩家书》，再后还有《傅雷家书》。这些充满睿智和人格魅力的书信，不只让写信人的子女受益，影响已经远及几代人。今天的父辈在电话里也会对子女教育叮咛，可这样的良善教诲之词，还能像家书那样记录下来吗？一种文学体裁不见了。汉初，人们每削木简以为书信，故古称书信为尺牍，尺牍文学也渐成一种文学形式，这也就是今天的书信文学。《文心雕龙·书记》说：简牍“贵在明决”、“辞若对面”。古人尺牍，常短短数行，然叙事简洁，文辞典雅，读后让人唇齿留香。像清代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和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还有明清之际周亮工所辑《尺牍新钞》，旧时颇为人称道，流传甚广，最养人心目的是那些优美的词句。随着书信消失，今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书信文学样式了。前些日子，在家整理旧物，看到几十年前父母和妻子给我的信件，那时我漂泊在外，每封信都能勾起我的一段记忆。家人说不要保存了，可是我实在舍不得丢弃这些书信，因为它们不仅是简单的纸墨，还是一段情感的记录，是亲人在耳边的叮咛，而且是再也不会出现的文字。这些书信会一直陪伴着我，让我随时重温那些温暖的时日，这也正是书信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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