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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夫夜谭3‖ （一）浮生印痕 3、双亲记略 （老宅） （一） 我的父亲并非文人，却有一个不俗的名字——“章养之”。 他一生服务商界，先后做过宝应慰农米厂、蔬菜公司、糕点厂与德和酱园的总账会计。他终日以算盘为伴，他长于“计算”，却短于“算计”。 他稳重和善，只是出奇地寡言。记忆中，我们父子之间极少交流。他从来不问我的功课，更不关心我的“功名”，在他心里，从来没有所谓“吾家读书久不效，儿子成则可待乎”（归有光《项脊轩志》）这样的期许。 不知是他的性格使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甚至连我们章家的“家世”渊源也从不提起。 少时的我曾朦朦胧胧地不知听谁说过，我们祖上不是宝应人，大约在“长毛造反”（太平天国）时期才从江南的金坛避乱来到宝应。因为情况“不确”，我们填写个人情况表格时，“籍贯”一栏只写“宝应”，从来不提“祖籍”。 父亲从来没有同我们谈过族谱、家谱一事，甚至连我们祖父、祖母的名字及概况也从未提起。据说，在宝应县城，我们这来自江南的“章”姓真正本家只有一户，家住北门外，但从不来往。也许100多年前从金坛迁来（亦或逃来）的“章氏家族”端的有不少难言之隐。 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在家中寻找祖辈留下的些许踪迹。功夫不负有心人，上世纪末，我终于在老宅小南门街的前屋楼阁上发现了一块小木牌，是大清晚期一代先祖的牌位，上面写有先祖章寿龄及其孺人邵氏在道光至光绪年间的生卒年月。我一向愚钝，加之又无有家谱，以致至今都理不请此牌位上之先祖究属哪个辈分！ 不过，牌位上先祖的身份却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皇清例授登仕佐郎，章寿龄，字友鹤。 首先，他是“皇清例授”之“官员”。 另外，他是“文人”。从取字“友鹤”来看，说明他心仪“以鹤为友”，此乃出自于苏东坡《前赤壁赋》中那“侣鱼虾而友麋鹿”之文句，颇具风雅之志。 他生于1833年，卒于1901年。经查有关资料，“皇清例授登仕佐郎”系九品小官，月俸三石五斗，享受吃皇粮的“公务员”待遇；至于是否享受“公费医疗”亦或“医保”，则须“再探”。 “长毛造反”时，他正值青年，估计就在这段时间逃离金坛，来到宝应。只是这“登仕佐郎”身份是在金坛，还是在宝应，亦或是已从金坛将“组织关系”转到宝应，还是乱中“档案”已然丢失，那就不得而知了。 先祖章友鹤不过官至皇清九品（可视同今之“副局级”，“文革”时期当类属“副走资派”），父亲居然将其牌位深藏于阁楼秘处，其惊惶万状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小时候我曾见过小南门街老宅前屋上方还悬有一块巨匾，上镌金字楷书“萬商雲集”四个繁体大字，极具气势。一位文化界老友曾对我说，若非商界翘楚，谁敢悬此巨匾？ 后屋客厅西向，中堂是名家成锡侯所书的端庄正楷、杜甫《秋兴》八首之一（“闻道长安似弈棋”）；两旁板壁挂着“左右清代三百年画坛”、号称“四王之一”的著名宫廷画家王原祁的山水四条屏，还有清代扬州著名画家王小梅白鸥渔舟图一帧。室内窗明几净，状若书香门第。 堂屋里有一张柏木圆桌与八张柏木椅子，“文革”初期，为防红卫兵上门“破四旧”，胆小的父亲竟与母亲一道，请木匠师傅将椅子上精致的人物雕像全部铲去；当时我在兴化中学工作，回宝以后方知家中所有的名贵珍藏竟也全无踪影。 老友朱宇之父曾与家父同在商界谋生。朱老伯说，同行们对家父不称“章养之”，只道“章养”二字，不知为何故意略去“之”字。朱老伯还说他生性幽默，我似乎有此遗传基因。 我不知父亲有何爱好，但家中诸多名人字画却透露出某些信息。有一次我看到他用蝇头小楷抄写的京剧唱本，上面写有《空城计》唱段“我正在城楼看山景”，但从未看出他是否真的爱听、爱看或爱唱京剧。 父亲身体较胖，平时似乎并无大病，竟不幸于1967年盛夏去世。 1973年5月，我调回宝应。1998年到上海浦发中学执教。有一次，我在上海博物馆看到馆藏的王原祁山水立轴，标价极高。“文革”时期，我家没被抄家，但从柏木椅子雕像被父母找木匠偷偷铲去看来，我估计那价值不菲的王原祁山水四条屏及商家巨匾，十有八九被他们付之一炬！有一次，我对母亲说，文革中“丢失”的那几幅山水画如果是真迹，至少要值几千万。母亲听罢，一时无语，只是默默地仰望苍穹，隐约间两滴浊泪欲落又止。她似乎想起了横遭劫难的那些名画，又似乎想起了远在天国的父亲。 （二） 母亲卢开凤，宝应沿河乡老鸦庄人，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出身。外祖父是农村私塾教师，母亲却是目不识丁，强烈的文化反差，竟出现在同一个屋檐下面。 母亲十分勤劳，是干活的一把好手，为贴补家用，她到处揽活。起初在粮行扛小麦，天不亮就下乡，肩扛几十斤小麦，在乡间小道上急行数十里，送到城上粮行，只赚得可怜的几文力资。为了家庭，为了四个儿女，母亲经常是“满面尘灰烟火色”，却从无一句怨言。 有一段时间，精于女红的母亲又常到河西中港、南闸给农家做针线活。当时没有中港大桥，每次都要乘摆渡来去，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从不间断。那时我虽年少，但每每见她回家时已是掌灯时分，心中不免涌起一丝酸楚。 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八十岁了还爬梯子上屋摘丝瓜送给四邻。她听力很差，但目力尚佳，经常给家人和邻里飞针走线，留下一双双鞋垫，也给我们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由于长期坚持劳动，母亲练得一副好身板，平时很少生病，即便偶染小恙，也是不医自愈。 不过75岁那年，有一次沐浴时她偶然手摸右侧乳房，因身体清瘦，不费力就摸到一处硬块。邻近的城镇医院孙医生一检查，初步诊断“不是好东西”，建议到县人医诊治。 县人医外科李主任没让住院，先在门诊摘除了肿块便回家，同时在城镇医院挂水消炎。 几天后，县人医化验结果出来，明确诊断为“乳癌”（早期）。 她不懂医学常识，自然也不害怕，于是就在她懵懂不知的情况下，由县人医李主任做完了右侧乳房全切除手术，没有住一天院就又回到家中。接着只在城镇医院挂了几天水，吃了几天消炎药就告痊愈，并且又健康地活了近20年。 这真是“无知者无畏”，这不能不算是生命的奇迹！ 1996年秋，我从已经工作了23年的宝应县中学调离，任宝应县工业学校副校长。 第二年一个初冬的早晨，细雨迷濛，我在家没吃早饭便匆匆来到学校。大约在9点钟左右，忽听门卫报告，说门口有一老太太找我。我急忙下楼，一看竟是母亲。她身着藍灰色棉袄，外面裹着塑料雨披，两鬓业已稀疏的白发下面是冻得发紫的刻满皱纹的脸。我忙问母亲有何急事，她啥也没说，小心翼翼地从怀里取出一只用旧棉衣包着的搪瓷茶缸，说道：“快吃！快趁热吃！”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尚冒着热气的点心！ 我立时怔住了。 站在我面前的老母已是85岁高龄，就因为我偶尔一次没吃早餐，她竟然顶着寒风细雨，怀里紧紧抱着如十世单传婴儿一般的暖瓶，穿着老式胶鞋，艰难地在泥泞的道路上向东行进。她没舍得花两元钱坐那既不遮风、又不挡雨的破旧三轮车，走一路问一路，径直从军民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方才找到她从未来过的工业学校，为我送来这尚有余温、浸透伟大母爱的点心！我一时哽咽无语，两行清泪早已滴落衣襟。 我迅即扶着母亲上楼进了校长室，用毛巾擦干她那饱经风霜面庞上的雨珠，当着她的面吃完了点心。其实早晨到校后，我已在学校对面小店里吃了早餐，但母亲顶风冒雨送来的这几只点心我不能不吃！ 我吃完点心，母亲这才笑了。韩校长、徐支书劝她多歇一会儿，但她怕耽误我们办公，执意要立即回去。下楼后，她很不情愿地坐上被我叫来的三轮车，依依不舍地消失在这初冬的雨帘里。 1998年秋天，为了生计，我开始了“浪迹江东”的民办教育生涯。从宝应到上海，从上海到南京，又再回上海，又到扬州，风晨雨夕，春秋几度。离开宝应时，母亲已86岁，多亏两位胞姐等朝夕侍奉。 2004年初秋，母亲身感不适，我特地从上海赶回宝应，请老友李杰医师上门诊治。李医师检查后说，老母心脏功能尚好，应无大碍，于是开了些中药之后我又回到上海。 不久后的一个周日下午，我刚从川沙农工商超市购物回校，正在宿舍用餐时，忽接家人电话，云老母已经仙逝。我立即匆忙出发，在浦东设法搭乘开往淮安的长途班车，连夜赶回宝应。 周一凌晨时分，我赶到军民街宿舍。只见不久前还言笑如常的母亲安卧于此，我长跪堂前，不能自已！ 母亲享年94岁，其实，她应当百岁可期。生前她常说，希望把“寿”留给下人。她在世时，每天必烧高香，为家人祈福。她一直希望家人安好，希望下人为她“送行”。 愿母亲在天国永远保佑家人平安，像她那样福寿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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