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名片上赫然写着三个字: 秋闺瑾 秋瑾是来专程拜访时任报社女编辑,女权运动首倡者吕碧城的,吕碧城后来回忆,那一日秋瑾一身男装,挽的是女式发髻,“长身玉立,双眸迥然,风度已异庸流。” 秋瑾在投身革命之后,经常喜欢着男装行事,友人吕碧城不认同,她直言,难道生为女人就不能独立吗? 但是,在那样慌乱的年代,女性想要谋得独立,确实是很艰难的。 大抵是考虑到了安全问题,要求不收女机工。 但这没难倒李月美,生于1918年的她,正值青春年少,内心满是不服气,难道女人就不可以报国吗?或许是想到了“木兰从军”的历史故事,或是两个巾帼英雄之间冥冥之中的感召,她瞒着家人,穿上弟弟李锦荣的衣服,到一个不熟悉的埠头报名应征。 杨维铨是个朴实的汉子,论个头比李月美还要矮一截,李月美养伤的日子里,他一直伴随左右,贴心照顾一切饮食起居。 女扮男装被识破后,李月美脱去军装,成为一名护士。她的弟弟李锦容,亦于1939年7月参加第八批机工服务团回国,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十五大队,在滨缅公路从事军运工作,姐弟俩有机会经常见面。 在南侨机工中,和李月美一起报名的,还有三位女子,其中一人就是白雪娇。同住槟城的二人,或许曾在互不相识的情境下擦肩而过。 这份成熟的觉悟,使她虽然心中有万般不舍,还是踏上了救国的征程。直到白雪娇启程前,她的父亲去邻居家泡茶,被问:“你女儿今天就要回国参加抗战了,你怎么还有心思过来泡茶?”才知晓内情。紧赶慢赶跑到码头,依然没能留下白雪娇。 那一年,“父亲孤零零一个人站在码头,衬着血红的夕阳,向我挥手。”成为了白雪娇无法忘怀的记忆。 天高云阔,一别之后,再次见面已是抗战胜利了。 她随机工队出发后,并未留在滇缅公路太久,而是一路辗转到达重庆。按照原计划,她本想去延安参加八路军,但是在日军密集的轰炸下,重庆很难有车送她过去。 在那里停留的时日,她遇到了为她指明道路的人,时下邓颖超正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任负责人,她告诉白雪娇,不一定要去延安,什么地方都可以抗日。于是,她听从建议,去往成都齐鲁大学就读。 到了成都,她参加了华西大学学生宣传队,不仅赴川北从事抗日宣传、慰问伤病员活动,还采写了一些关于祖国抗战的消息,寄回槟城,发表在报刊上,向家乡华侨讲述抗战的最新消息。 抗战胜利后,白雪娇于1946年初回到马来亚槟城,在福建女子学校任教员。后又转入同善小学任校长。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白雪娇遗憾于无法参加大典,找人偷偷自制了一面国旗,10月1日当天,她带着老师同学在学校升起了马来亚槟城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此举惹怒了英国殖民政府,1950年,白雪娇被秘密逮捕,在被关押一年后,她被押上货轮,驱逐出境,从广州港回到祖国。 虽然告别了生长的故土,却回到了灵魂的家乡。回国后,白雪娇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另一段生命。 2014年,白雪娇在广州病逝,她晚年时并不富裕,还坚持将家中藏书捐给各个学院。对于葬礼,她要求从简:“不开追悼会,骨灰洒向大海”,后人知她心意,替她完成了这个愿望。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她终于是在为国家的建设中,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她们的抗争,是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事业,也是对当时女性地位的挑战,她们依靠比男子更坚韧的毅力和勇气,不仅自身实现了独立,也树立了女性独立的标杆,无愧为巾帼英雄。 因而到今天,包括另外两位女机工陈娇珍和朱雪珍,很多南侨机工的资料已经无迹可寻。追忆者们,只能在升旗山下那座巍峨伫立的华侨抗战殉职机工暨罹难同胞纪念碑上,抚摸他们的名字,在那首熟悉的《告别南洋》中,追忆他们当年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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