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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初冬，一个中年女人到我办公室，张口就很相熟的喊我“马老师”，说是我过去在高岳中学的学生。 我看着她，使劲的去想她的名字。 以往带过的学生，能记住且喊出名字的很少。好多时候人家热乎乎的喊你称你，就多了一种尴尬。 遇上我就呵呵傻笑，不去假装认识却想不起来的样子。 她拿出一张照片，我看见自己坐在二排左侧最边旁。 画面上的同事名字一个个渐渐明晰起来：李世章校长，老马会计，宫广珠主任，体育老谭，外语张启亮，美术屈化良，化学小夏，还有住我隔壁的物理小荣。 但学生的脸还是生。 我在高岳中学呆了一年零两个月，带了一年初三，另一届初三刚起头就调一中去了。 那时，忙着适应环境，学着生活，很吃力的起头教书，学生印象就浅。 照片后景是学校里立的影壁，我好久都在想一个学校弄个四合院的影壁做什么，上面就是挑个瓦顶，大面并无装饰。 那一排平房就是我上课的教室。 这张照片拍摄时间应该在八零年的秋天，八一年的这个季节我已经在一中的校园里。 我不大喜欢参加同学会，一种淳朴、单纯的情感会被已经社会化了的各种心思污染。 当我们回望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思想、情绪一定是个体的、个别的，与吵吵闹闹的群体热情洋溢无关。 高岳中学的这帮子同学相聚，我还是应邀去了，我真是想要谢谢他们。 在高岳中学上讲台之前，我已经在蚌埠一中经过了三个月的严格训练，我的实习辅导老师李华，是个非常认真而又极负责的人。其他实习生在给辅导老师批作业、看自习，她却在教我如何一板一眼的备课，然后就是磨课，空讲的那种。她甚至模仿学生给我提问，创设课堂情境。 在我以后的教学生涯中我都很难忘记她领我起步的一幕一幕。 这种人不多，遇到就是你的幸运。 再一个给我幸运的就是高岳中学两届的初三生。 你不知道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挖蚌埠龙子湖，倒砖坯修防空洞，帮农民割麦子，到机床厂给师傅递工具，野营拉练，拉架子车跑十来公里往黄山农场送粪，参加合唱团、演出队，守广播室，到底有多少时间正经的看书学习。 蚌埠师专两年图书馆里几千册书，大部分是文革大批判时代的产物，一堆废纸。 我在师专光摘书就抄了五六本。 肚里满是草，现在要把乱草碾成阳光雨露滋润学生是多么胆怯、心虚的事情。 第一次进班时居然见到了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女生，她是学校马会计的女儿，已经考了两年中专再继续努力第三年。她倒很自然，我就有些尴尬，决不提问她。 我只能边教边学，从aoeiu开始自我训练，有的字念不准我得让学生代我范读，教课文时遇到过不去的坎我就让学生大讨论，吸取其精华跌跌撞撞过关。 那时我带的学生全是乡镇农村的，这些姐姐、弟弟妹妹们非常淳朴，他们宽容你教学上的笨拙，顶多哈哈嘻嘻笑一下，然后又充满信任、充满期待的跟你继续学习。 我和他们也就差三四岁，他们便私下偷偷的喊我“小先生”、“小马老师”，有些同学不同意，觉着这老师虽然瘦条但毕竟一米八，便又“高先生”的偷偷叫。 最终“小先生”、“高先生”的纷扰着他们自己，也没个定论。 和这些学生在一起， 你不用端架子，装模样来树立权威，老师必须要尊重在他们脑子里根深蒂固。 稀里糊涂教完第一届把他们送走，我才模模糊糊知道教书是怎么回事，拼命往肚里装东西成为我好多年摆脱内心虚弱的一种方式，这种战战兢兢一直伴随我到现在。 我从来都是按自己的理解去教书，没有教书的常识让我无拘无束；我教过的很多届学生他们对我非常敬重的就是，我能够把语文课上得让他们爱学、爱听、爱写。 这一切，都是高岳中学这些学生赐予我的福分。 一九八零年的高岳还是公社建制，中小学归公社教办室管，主任姓夏。 这个老夏高高大大的像个粗人，却有想法。他不知怎么听说我的，把全公社的语文老师集中起来，非要我给他们讲一课。 台下好多白发苍苍的老教师，和我父母年龄差不多，我无论如何都不能鼻孔里插两根葱，冒充长着大象鼻子。 我实实在在的给他们讲了个现代文读写不能结合的专题，大意是让学生作文完全脱开课文，那距离和他们太远，容易生出不讲人话的学生腔。 就要学生写“白话文”，文字能力弱的先说后记，想啥写啥。长了他自然就会起承转合，自会按照课文的样子要穿花衣服，摆弄头型。 作文是老师教不会的，我们老师本身作文就不咋地，别害孩子。 作文也是课文熏陶不出来的，古代念私塾的谁个文章不是肚里装了上千篇？，吃出了几个韩愈、欧阳修？ 作文是靠学生自己大白话憋成的，要倡导这种“白话文”。 今天看这说法漏洞百出，但当时这些老师听着新鲜，上完课很热情的给我一片掌声。 上完课后老夏很兴奋，拍着肩膀说小伙子真是块好料子。 随后就在他的办公室，几个人买来饭菜拾掇着。 掌勺的是教办室干事老戴，他后来成为市教育工会主席、总督学。 那就是个破旧的老式办公桌，凑着煤油灯，喝开了。 那时我刚20岁，三杯酒就让我不知东南西北，趴在桌上呼呼睡着了。 作者相关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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