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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山”是座山，它也是行政区划名称。 怪的是，烈山人、濉溪人要是称呼自己烈山人、濉溪人很平常，但少见有“相山人”的自谓。 倘若这样自称，就有感觉自己住了一马路的矫情。 当年烈山雄心勃勃要发展，在大路边竖了块醒目的牌子，略去安徽、减掉淮北，就是“中国烈山”四个大字。 那是塌陷区治理百废待兴的时期，大牌子下的那条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车来车去颠簸得人对“中国烈山”四个大字哭笑不得。 和小城大致类似，滁州市亦有一座城边山，名气更大，与城市的关联也甚为紧密。 四十多年前第一次上滁洲琅琊山，看着山景，便想起欧阳修，能很自得的吟诵出“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的整段句子。 琅琊山脚下有座学校，绿树成荫，环境幽静。 当时它还不叫滁州师专。 那时就想，如果此生能够做欧阳修那样的人应该是很快乐的。 钓鱼、行令喝酒、吃野菜，邀一帮朋友尽欢畅饮。 四十多年前，大碗吃酒、大块尅肉是件很奢侈很幸福的事情。 后来才知道，这位颇有抱负的文人政治家此时是郁郁寡欢的，是在排遣欲奋斗而不能逞其志的郁闷。 儒家的文人，他把人生掰成两面：一面是能施展抱负的时候，一面则是心灰意冷之时。 很有趣，也只有在壮志难酬的窘境，他才会去享受些人生乐趣。 这种享受弄出的其乐融融，就被自己的境遇打了折扣。 “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你说他到底是乐，还是伤心透了呢？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39岁的欧阳修正在滁州太守的任上。 他是在庆历五年被贬官到滁州来的，此前曾任太常丞知谏院、右正言知制诰等京官要职，也算是盛年得志。 被贬的原因是他一向支持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行新政，反对保守的吕夷简、夏竦之流。 到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亲戚犯罪，事情与之有牵连的罪名。 欧阳修确有才干。 他在滁州实行宽简政治，鼓励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 这是使他感到无比快慰的。 但是当时整个宋王朝却是政治昏暗，一些有志改革图强的人纷纷受到打击，眼睛睁地看着国之积弊不能消除，衰亡的景象日益增长，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忧虑和痛苦。 这就是他写作《醉翁亭记》时的心情。 中国文化非常注重与自然环境的情感交流，山水田园不仅仅在画里，在诗文里更是难以计数，甚至历代都有不少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和那飘逸、令人遐想的山水画。 这不仅仅是审美的一种喜好，美丽的山水往往蕴涵着人的思想、情感的投放与寄寓；心里积郁的苦闷，有了一个抒放和排泄的管道，这管道经过艺术的精致化，便往往成为万世不朽的作品。 所以我们读古人的诗文，看古人的心情，万万不能被其表面的山水风华所迷惑，景色和心情之间表象上的一致性，是一层装饰。 其背后还隐含着许多更深的情感境遇的东西。 很奇绝的中国历史现象。 古代文人政治境遇上的可哀可悲，却往往在内心淤积，造就了其艺术上的伟大。 个人情感郁结的东西，通过艺术加工，而由山水释放出来，那些时时承载着的沉痛的忧虑和苦闷，就那么曲折而美丽的被淡化、稀释了。 我今日站在与滁州相隔三百公里的相山上，去体会着欧阳公他那“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心绪，便想，那山景定会舒缓、排解他的许多郁闷。 对自己爱相山，对其产生了那么深厚的情感倚赖，便多了层领悟。 去看相山的时候，不由得就会忆起欧阳修《醉翁亭记》里的句子：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 “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欧阳先生定是多次登山、深切爱山才会有这样的描写，对山的景色变化观赏得如此细切，那山和人之间便有了一种情感勾连。 琅琊山虽比相山高而峻拔，但上山的大道就一条。 山行六七里，来来往往次数多了，很容易产生视觉疲劳。 但欧阳公自有他的看山的门道——“ 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在相山，第一片秋叶落下的那一瞬间，总能够引发人的淡淡的忧伤，那忧伤是审美的，是一种广义的“乐”。 山景永远被你牵挂着，哪里会看厌了呢？ 在山水散文中，能够写出生活细节和浓烈的市井气息是不多见的。 “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 如此之景与人的融合，透露出一种愉悦，对于被贬谪的政治家来说，有这种心情实在是非常难得的。 看景实际上是心在看，有时景致的好坏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情。 “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这样的看，万般情状，趣味无穷。 到最后，我不知是在看山，还是在看欧阳公的文章。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着实有趣。 作者相关文章 关注马尔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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