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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王国维投身昆明湖时，脑子里就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不是文革期间投了太平湖的老舍。 资讯发达的时代，很多时候我们会以吃瓜群众的身份新结识一个个根本不相关的人。 比如演员文章，一个私生活被全国人民你一把我一把的撕开，叫网络欺凌到无处藏身的男人。 算是当代中国司空见惯、处处可闻的出轨男人中的最倒霉蛋的一个。 文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要了解他的本相、本真，则因为各种炒作、标签而越发困难。 十二年前我就是这样知道了一个学者的名字，他叫余虹。 像往日一样，闲下来我会阅读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我喜欢通过不同的新闻视觉来丰富自己的见识。 在2007年12月10日的“新闻-中国”标题栏目里，赫然看见《声称知识分子斯文扫地 中国人大教授余虹自杀》这样的文字。 这标题让我惊惧。 在疯狂追逐经济增长或而吞噬了美好人文环境的思想动荡的时代，我很怕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字眼。 我们有时像鸵鸟一样，把头拱到沙土里，不要去面对席卷斯文、物欲横流的现实场景；我们不再有狂言“知识就是力量”的底气，也丧失了说出“知识就是金钱”的那种厚颜的胆气。 沙土里空气稀薄，但温热；至少我们想像着世间还有能够让我们温热的地方。 我因他这样一位学者自杀的意外，知道了有余虹这个人；我尽可能搜索更多的信息，以佐证他是由于“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而拒绝这样一种生活的。 在那个12月5日13时特殊时刻，这位研究美学与文艺学理论的学者，突然以他个人的意志选择死亡方式，在“五十知天命”时从自己家所在的世纪城小区10层跳下的时候，他的亲友、同事，包括他的最确凿的证明物遗言，都没有说他是因为面对现实的精神绝望而离开的。 有人写道：“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 他的学生在老师离去后，还在他的博客中留言诉说：“我觉得这绝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所思之‘终点’；毋宁说，更像一个您常常提及的‘原点’，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寓始于终的‘圆圈’。” 更有了解的人猜想：或许，余虹对终极救赎的探究，让他陷入了一种对死亡的向往之中。 ———在相当长时间内，余虹极有可能处于一种抑郁状态。 死在这时被赋予了太多的哲学意味，或因急剧疼痛的胃病、婚变的长期心理不适而导致心理疾病；这种猜测和议论至少释放出些许善意。 能够佐证他是由于“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而选择自杀的，是余虹在他的最后一篇博客文章的一段议论：“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 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在许多有良知的读书人那里都可以见到，而他们绝大多数的绝大多数还都好好的活着。 余虹走得虽很突然，但却十分坦然。 在遗书中他把在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希望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 写这些话的人，定然不会因对现实的绝望而悲愤的离开。 我极其厌恶一种新近出现的病态的偏执：试图把能够发掘到的任何引发对现实不满的东西做一个醒目的连接。 已经多少年了，只要有一星点动静，就忙不迭的从负面角度上纲上线，竭力在诱发憎恨情绪。 就像告密风延烧的丑陋。 余虹是个很本色很温和的读书人，同门师弟、也是人大中文系比较文学的黄姓教授对人民网说：“他是对学术研究非常纯情和投入的人，对国际前瞻话题非常敏锐，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是严谨而有创见的人。” 从读书到教书、治学，余虹的一生几乎全部处于象牙塔内。 平时，他总以微笑示人。 在旁人眼中，余虹是个重朋友重情义的人；在朋友面前，他常处于话不尽兴人不归的状态。 关于他的死，我宁肯相信他的挚友、也是他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吴兴明对《华西都市报》所说，余虹几年前患了胃病，今年9月胃病恶化，因不堪病痛折磨，他逐渐患上抑郁症，长时间内难以入睡。但他很少向人倾诉苦闷，把一切痛苦都积压在心底。 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 我们感到的是心痛，也很忧伤。 如果拿这样一位单纯而投入的学者的离开来炒作，来“上纲上线”，这本身是否就是斯文扫地呢？ 非常凑巧，余虹离开的同年5月16日，人大中文系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余虹对此十分感慨，他写道：“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 这是余虹2007年9月在一篇博客文章的感言. 我想，我们该尊重他对自己毅然选择离开这件事情的理解。 作者相关文章 关注马尔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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