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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头铡是展示包大人形象必不可少的道具。 我有时瞎想，既然包公断案的故事大多是想象虚构的，那威风十足的虎头铡便多半失了依靠。 我其实对还原包拯的历史真实并无多大兴趣，反倒是感觉被老虚拟化了的包拯，作为文化现象实在是非常有意味的一件事情。 虚拟与虚假有着本质区别。 老百姓或草根文人，为寄寓自己的生活与社会理想，把它外化在一个真人身上，铺陈渲染，口口相传，演绎成一套似乎发生了的旧事，这断不能与主观牟利的造假相提并论。 有趣在他们为什么选择了包拯？为什么历朝历代不乏严肃的史学家，对这种虚拟闹出如此大的文化动静皆予以默许？ 包公有两大特点使得他备受推崇，其一是人品。 此君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一生俭朴。 老百姓最看重的就是一个人做了官之后的人品，包公在这方面是相当突出的。他当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还和普通老百姓保持一致。 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 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非常严厉的要求后代不贪不奢。 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 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 《宋史包拯传》里说了一件事情：“（包拯）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事不算大，但前后对比非常鲜明。前面一个父母官取数十倍端砚以遗权贵，而包拯则是不持一砚而归。 就是平头老百姓也还有“靠山吃山”的惯例，包公就能不拿其一针一线。 八项规定出台之前，官家进省城或京城办事情，备些土特产看人，简直太正常了。但偏偏包拯就是不肯，而老百姓偏偏就喜欢官员有这种洁癖。 当两袖清风成为一个人人格的特征，他被老百姓尊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二个与一般官员不同的，就是他的官品。 包公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上司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 包拯跟皇帝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他则毫无顾忌。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 欧阳修就钦佩包拯“天姿峭直”。 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 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愎，此人所难也”。 在潜规则盛行，厚黑学猖獗的官场上，这样的官品确实是难得的。就连声名显赫的欧阳修也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也确实，一个完全漠视官场潜规则的人，简直就是“幼稚”，一个如此“幼稚”的人居然能够在官场里生存，实在是匪夷所思；而他的“天姿峭直、刚而不愎”更成为宋代官场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恰恰是这样的包青天才会名声大震。 包拯死后，其官品传播四方。 有一个少数民族头人，归顺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忠臣，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他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 所以，包拯被虚拟为神奇的政治人物也就不奇怪了，他太符合老百姓的政治清明理想了。 在合肥人以包拯之姓来命名的“包河”的这个幽静的地方，沿河而立的包公祠使你能够感觉到他生后在民间所受到的极大的尊崇。 从某种意义是说，黑脸包公不是合肥人造出来的，而是全国人民几代几十代人人完成的作品。 就在包公去世后不久，据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 贼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黑脸”的由来更是神奇：话说北宋末年，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玉皇大帝特派赤脚大仙下凡做皇帝以救治民间疾苦，还答应派文曲星和武曲星辅佐他。赤脚大仙下凡后投胎就是宋仁宗，但一出生就一直大哭不止，催促文曲星与武曲星赶快下凡。玉皇大帝因此急派二星赶紧下界。而南斗主生、北斗管死。凡是投胎的人，都要到南斗星君处报道，并取一个脸谱下凡。文武二星到南斗星君处报到时，恰巧又遇南斗星君正与北斗星君下棋，无视文武二星的到来。文曲星等得不耐烦了，就直接从南斗星君身旁装脸谱的乾坤袋，拿了一个脸谱就匆匆下凡投胎。而武曲星耐心的等到南斗星君下完棋后才说明来意，因此南斗星君从乾坤袋中，打算拿个武士脸谱给武曲星，但东找西找就是找不着，只好拿了文士脸谱给他。 文曲星投胎后就是包拯，但因匆忙之间拿走了武士脸谱，因此一出生就是个黑脸，以致遭到父亲嫌母亲弃，而他的嫂子可怜他将他抚养长大，所以包拯都尊称他嫂嫂为“嫂娘”。 包拯长大后考中状元，游宫时皇后因为嫌他面黑，特赐他三尺红绫遮面皮。 我们如今知道，这都是虚拟的故事。 就象《三国演义》造就了个中华神奇人物诸葛亮一样，清朝光绪年间的《三侠五义》中用了好几个回目大肆渲染了狸猫换太子案。 所有的这些个虚拟，你在合肥包公祠里都能见到。 历史确实有或确乎无已经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老百姓的意愿通过在传说中放大、渲染而热情的讴歌一个清明的政治官员，就因为他既有人品，更有官品。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虚拟是对历代官场内的现实存在极大的否定。
明朝人在修建包公祠时，在井上加盖了亭子，称井为“廉泉”，亭为“廉泉亭”。从此井亭留存至今。 显见的，这个有关于包公的物件依旧在表达一个民愿：为官要清廉。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扼杀了老百姓的话语权，老百姓和草根文人只得通过传说来虚拟自己的英雄，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 这大概就是“包拯现象”的文化真谛吧。 作者相关文章 关注马尔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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