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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的流派概念，是明清篆刻的代名词，虽然往往以印者的祖籍地域来区分，我们之前也曾详细介绍过。浙江印人黄易曾言： 画家有南北宗，印章亦然，文、何南宗也，穆倩北宗也。文、何之法易见姿态，故学者多，穆倩融合六书，用意深妙，而学者寥寥。曲高和寡，信哉！ 在黄易看来，程穆倩（程邃，字穆倩）地处扬州，而文、何所处江南之北，故有南北宗之分。重要的是黄易在此处写道的“北拙而南巧，北质而南文”的审美观念。这种观念也成了赵之谦区别徽、浙两宗印章审美认识的由来。所不同的地方是，赵之谦心目中的南宗不是文、何，而是浙派诸家。 明确了赵之谦的徽、浙两宗的概念之后，回到上一讲我们讲到的赵之谦写下《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一文序言中，便比较容易理解赵之谦的意思了。文中的“浙宗无新奇可喜状，学似易而实难”，与黄易所言“穆倩融合六书，用意深妙，而学者寥寥”是一致的。而“浙宗自家次闲后流为习尚，虽极丑恶犹得众好”，有正好与黄易所言南宗“易见姿态，故学者多”的观点一致。 在中国的文化中，阴阳的概念，在这里推及到拙巧之上。关于文论、诗论、书论、画论中亦有很多此类的争论，此处赵之谦便是要以此来讨论其心中“浙宗巧入”的命题。另外要说的是在赵之谦眼中，浙宗之巧是坏在赵次闲手中的，而作为赵之谦眼中徽派印人的吴让之，赵之谦批评其“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仅有能品这样一个低标准评价，实际是指徽宗败在吴让之手中的。其时，如果你有认真的看我们之前的关于赵之琛（字次闲）和吴熙载（字让之）的文章，就会知道其时这里赵之谦选两人的印学作批评的对象也许只是因为两人是其之前三十年间最重要的两位印人。 我们不考虑赵之谦的动机，来看看他是怎样以巧与拙来讨论浙派印人的优劣，并且又进而批评吴让之的印学审美的。 论浙宗亟称次闲，次闲学曼生而失材力，让之以曼生为不如。曼生刻印，自知不如龙泓、秋盦，故变法自遁。让之薄龙泓、秋盦。蒋山堂印在诸家外自辟蹊径，神至处龙泓且不如，让之不信山堂，人以为偏，非也。浙宗巧入者也，徽宗拙入者也。今让之所刻，一竖一画，必求展势，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也。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让之称次闲，由此让之论余印，以近汉官印者为然，而它皆非。且指以为学邓氏是矣，而未尽然。非让之之不能知也，其言有故，不能令让之易，不必辨也。 这里有很多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因为古人提到前人之时，往往用字号，以表示尊重。我们将这里出现的字号标注一下。次闲，赵之琛字次闲；曼生，陈鸿寿字曼生；龙泓，丁敬号龙泓山人；秋盦，黄易又号秋盦；山堂，蒋仁号山堂；让之，吴熙载字让之。 这段文字中“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往往是后人对浙派诸家篆刻艺术评价的根据之一。 这段文字，详细而又准确的评价了浙派西泠诸家的艺术特色，但是重要的是最后的那句“非让之之不能知也，其言有故，不能令让之易，不必辨也”。上一讲我们讲了这段文字之前的故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巧拙的论辩是赵之谦对吴熙载对其评价的一种不认可与反唇相讥。 赵之谦认为吴熙载的印学审美可以归为三点：一、“称次闲”，而以为“曼生”不如，又“不信山堂”；二、以称次闲，而论及赵之谦之印时，只赞许“近汉官印者为然”，而认为其他印章“皆非”；三、吴让之评赵之谦“以为学邓氏是，其他则未尽然”。以上这三个方面是赵之谦完全无法苟同的，甚至是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赵之谦认为赵次闲的印章“丑恶之极”，“浙宗巧莫如次闲”；赵之谦自认为得意的印章也远远不止于汉官印一路，特别是其“印外求印”，最得意的莫过于“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来摹印家立一门户”，而对吴熙载的评价是极度不认同的；再则，赵之谦印学的目标是“今日由浙入皖，几合两宗为一，而仍树浙帜”（魏稼孙《吴让之印谱跋》中语），其欲超越丁、邓的赵之谦，当然不满于仅以学邓氏为佳的评语。 赵之谦既然反对，那么先要指出吴熙载印学的“错”。那么喜次闲，而以为曼生不如，又不信山堂，乃是弃拙喜巧，“让之所刻，一竖一画，必求展势，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也。”就是说吴让之的“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的审美失去了徽宗巴慰祖、邓石如等最为可贵的品格——拙。 巧与拙的概念，是对立统一的，特别是在许多时代巧与拙的概念是不断变换的。但是赵之谦的印学审美是认为拙要高于巧的，这与清代的朴学、碑学大盛都是有关系的。特别是以拙的度来评价浙派诸家印学的优劣，其认为浙派衰败之故是弃拙存巧，巧到了极点，因而走向了反面，流为习尚，丑恶之极。也是因此才通过“浙宗巧入”，“徽宗拙入”来点名流派兴衰的规律。 我们在介绍浙派的时候，也提及，浙派的艺术成就往往可以以“拙”的度来衡量，这里的“拙”是强调的浙派的写意倾向和所呈现的古朴面貌。而赵之谦的“浙派巧入”，大抵指的是丁敬重视刀法，故而碎刀短切法这种技巧形成，一直成为浙宗流派篆刻的特征。 我们来看一下浙派代表的篆刻家黄易的几方印作：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古朴的风格，特别是在残破的处理，以及一些古拙的处理，实际上是印人巧思蕴含其中的。 碎刀短切，这种刀法一旦掌握，便容易落入程式之中而导致逐渐僵化。所以魏稼孙所言“浙宗后起而先亡者此也”。同时赵之谦之谓“徽宗拙入”，“无新奇可喜状”，是指程邃、巴慰祖、邓石如都没有固定的程式束缚，不以单一的技巧进行创作，尤其是邓石如的“印从书出”，于印外的个性书法向印内输入了新鲜血液，开拓性极大。 我们来看几方程邃的印作：   
    再来看几方巴慰祖的印作：
而程式的束缚，亦是其批评吴熙载印学的关键，赵之谦认为吴熙载治印有了一定的程式，而背离了“拙入”的倾向。 赵之谦自己则是从中获得启示，因而可以融皖于浙，寓拙于巧，进而跳出浙皖两宗，自成一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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