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门口的法律顾问好暖心！杨浦区首设法治专员助力基层治理法治化

律新社 20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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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新社主笔｜王博

法律服务进社区，杨浦区的法治专员制度走出了一条新路！

小区居民遛狗不拴绳、电梯故障频发、停车位“粥少僧多”，这些都是当下困扰着社区居民的大难题。这些问题仅靠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的“一腔热血”显然无法解决，于是专业的法律力量登场了。

8月14日，“社区依法治理创新”主题研讨会暨公共法律服务站建设

现场会在杨浦区平凉路街道举行

近年来，杨浦区依托专业力量设立社区法治专员制度，精准回应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激发居民参与的热情推动居民自治，利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正向解决矛盾纠纷，助力基层治理法治化，取得了显著成效。（整合专业力量对症下药！杨浦社区依法治理创新且看“平凉模式”(附视频）｜律新社在现场）

法律服务如何走进社区？

据悉，社区法治专员制度于2016年在长白街道试点，在坚持原来社区法律顾问服务基层群众个体法治需求的基本职能的基础上，再通过执业律师专业服务，由法律服务社会组织组团服务，精准回应基层社会治理难题。

据杨浦区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陆静介绍，过去社区法治服务力量不但需要增强供给，而且需要熟悉协商、调解、司法、政策等诸多治理方法和经验的人才。但是，在严控编制规模的大背景下，专门为基层社区配置专职专业人员，这点根本做不到。

经过调研，杨浦区司法局决定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再由社会组织派遣至居民区的形式实践“社区法治专员”项目。这样一来，法治专员不占用居委委员名额，而是作为居民区自治活动中法律问题上的指导者、协调者、组织者，帮助居民区办理自治工作中的各项法律事务。

每个社区法治专员都配备有由综合性、复合型法律服务人员组成的“后援团”。一线法治专员在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后援团”立即提供综合保障和集体支撑，社区服务由“一对一”模式上升为“多对一”模式，实现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倍增效应。

“它是社区法律顾问，更是以往社区法律顾问的升级版。”陆静向记者介绍，该制度有利于激发居民参与的热情，正向解决矛盾纠纷。“杨浦区有12个街道、镇，共304个居委会，由杨浦区司法局向8个法律服务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再由8个法律服务社会组织委派法治专员进社区。”

“社区法治专员”是一个基层法治服务项目，年终需要进行项目评估，经评估为优秀的社会组织，可优先续签项目合同；居委会和群众不满意的，中止聘用或在下一年度不再续聘。目前，杨浦培育了超过10家的法律服务类、专业调处类社会组织，服务范围涵盖基层依法治理、征收、重大工程等各领域。

杨浦区“法治社会研究基地”揭牌

事实证明，杨浦区社区法治专员制度通过“政府搭台、社团唱戏”，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此外，律新社也从市司法局获悉，在下一步深化村居法律顾问的工作中，将会进一步推广杨浦的经验模式。

社区法治专员们都干些什么？

实际上，司法局有很多法律服务工作，街道、社区也设有法律服务点、司法所也有律师坐堂，提供免费咨询服务。那么，“社区法治专员”工作性质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平时又会做哪些工作呢？

打造“业委会朋友圈”，解决社区难题。有的业委会，掉链子、撂摊子，成了“物业管理之殇”。法治专员开动脑筋倾力打造“业委会朋友圈”自治主题品牌。针对如文章开头提及的环境整治、物业管理、邻里纠纷等矛盾问题，法治专员与有关部门一起，主动上门为相关居民解读法律法规，做好政策宣传、讲解，提出合理合法建议，把社区自治的相关方法，整合到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成就的平台进行互动，协同共进，深化自治。

比如，长阳路1220弄霍兰公寓的608户业主共用6部电梯已超过20年，近年来老化电梯常发生关人、冲顶、坠落等“惊魂”事件，因存在安全隐患被责令停运，居民天天爬楼，苦不堪言。平凉街道的法治专员谢东及其团队在电梯更换、资金筹集、文件签署以及矛盾调解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法律服务，最终促成了居民期盼已久的电梯更新，并帮助政府全额收回电梯垫资款136万元。

今年4月，“业委会朋友圈”活动主题是“聊聊小区停车管理那些事儿”，跨社区、自愿报名，双喜家园业委会主任作为主场嘉宾，进行了经验分享，法治专员随后案例评析和法律建议。其他业委会深受启发连连称赞“管用”。

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据统计，2017年以来为社区破解各类治理瓶颈难题共134个。

完善社区自治“章法”，助推居民自治。 法治专员的主要工作职责，不是仅仅解决个体法律问题，而是着眼于完善社区自治“章法”。“法治专员要区别于人民调解，人民调解解决的是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个体矛盾，而法治专员要做的是为社区自治工作服务，让社区自治在法治的框架下开展，为社区自治保驾护航！”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潘炜向记者强调。

在社区法治专员中，除了具有法律工作背景、熟悉社区情况、热心公益事业的执业律师，还有很多是退休公职人员。平凉路街道的海杨公寓居民比较密集，小区里养有80多条犬，咬人事件时有发生，业主意见一直很大。党员王国才居住在该小区，退休前担任校长一职，在小区里较有威望。于是，他与谢东一起制定了小区专属方案，成立党员犬主自治会，为小区内所有犬登记，拍照备案，制作“犬身份证”，并在法律框架下，设定了小区养狗相关规程，如居民遛狗须配备狗绳、狗绳长约1.2米、大犬须戴口罩……规章具体、细致、可操作。谢东透露，9月初，小区还将有犬主承诺签约仪式，以督促大家共同遵守文明养狗公约。

谢东律师进社区讲解《民法总则》

“我们比较注重用法治推动自治，注重社区建章立制工作，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延吉路法治专员、上海百合花法律服务中心公益律师、上海胜康律师事务所吴士刚律师面对记者说。吴律师协助长白街道居委会先后起草了《关于人民调解工作的补充规定》《有关指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之办事指南》和《关于老年人事先确定监护人之备案办法》三个比较典型的制度，为指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老年人事先协商确定监护人、支持居民诉讼化解矛盾等工作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

他表示，这些制度目前在长白街道松花新村均有实际运行案例，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不仅增强了社区干部的法治观念，而且提高了社区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进行自治的能力。

法治专员通过开设社区热点论坛、推动居民公约创制、搭建自治平台项目，引导居民自治依法依规、规范有序。2017年以来，社区法治专员们通过微型调研、居民热议、难点探究，依据相关文件规定，为社区起草审核公约76件，自治章程制度99件，起草法律意见书30件。

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助力基层治理法治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尝试购买公共服务。从全国范围来看，政府购买服务支出占政府采购总规模的比重不断上升。财政部2017年8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约3.1万亿元，其中，服务类采购规模约为1万亿元。

随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养老、教育、医疗、法律服务、社区治理等多个领域，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享受到实惠，政府购买服务对促进相关产业发展、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一项事务性管理服务，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制度，对于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随着全面改革的深化，这些任务将越来越重，越来越需要执业律师参与。

虽然近些年在购买主体的关系上，购买双方非独立、平等关系，政府单向主导，低成本购买，职权介入的问题已经有很大的改观，但就目前来看，律师的主观能动性仍未得到充分发挥。

此外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范围，过于集中在政府法律顾问参与诉讼、法律援助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购买法律服务侧重于事后服务，在事前和事中阶段缺乏风险控制意识，在重大的政府决策规划上鲜见律师参加。另一方面，律师能够参与的深度不够，仅起到“打下手”的角色，多数只是提供一些简单的法律意见，或者被动地参与诉讼、仲裁等传统业务。律师发挥的作用有限，只起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杨浦区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再由社会组织派遣至居民区的形式实践“社区法治专员”项目。这一模式打破了以往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一些局限：社区法治专员深度参与社区治理，在事前预防，事中调解解决，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日常工作中，充分发挥律师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基层治理法治化。

此外，杨浦的“社区法治专员”项目建立合同管理标准，将服务范围、职责内容、权利义务、期限考核、争议解决等一系列内容予以明确，并约定违约责任，进行严格管理。区司法局定期对社会组织进行评审，决定是否续聘。法律服务社会组织每季度对专员的综合表现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和街道意见及时作调整。该制度保证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效率与质量，对提升社区法律服务水平有重要的作用。

引进法律服务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不仅推进了共治与法治，也提升了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准。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潘炜表示，法治专员的协助，将大大减少居委会、业委会在重大决策中的失误，降低行为风险，从而提高社会治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