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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在杀死董卓后的境遇，尽管官职、爵位、兵权都有了，在王允这个“士大夫”典型代表眼里，还只是个“剑客”一般的人物，不过，吕布这样的人，对于乱世新秩序的嗅觉，远非王允这样的端方君子可比。 要知道，一纸诏书，万军束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说啥都不如自己手里有兵香。 之前我们谈到过，吕布在丁原和董卓的麾下，并没有独立领兵的机会，所谓的“并州骑兵”统帅或是“羽林骑”主官的说法，都只是望文生义的想象，他就是个中级武官身份的“大保镖”。 也就是说，吕布本人没有“私兵”，只不过，他的幸运在于，当他下手的时候，董卓也没有。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董卓那是大军阀，是军阀就得有私人军队，而董卓的军队标签就是“西凉军”，也就是凉州来的羌胡兵，这部分人只听董卓的话，数以十万计，才能把持朝廷，威震天下。 其实，这是错的。 董卓整个军事生涯中，独立统帅的兵马也没到过10万，最多的时候是公元184年，董卓受张温派遣，分兵3万讨伐先零羌，之后到公元188年，董卓与皇甫嵩分兵救援陈仓，各统兵2万人。 当然，这支军队虽然总数有限，却长期跟着董卓，在关中、凉州，和叛军来回拉锯5年，从临时编制，快变成常备军了。 到了公元189年，汉灵帝征召董卓入朝为少府，被董卓以部下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的名义拒绝了，他的底气是什么？ 难道说，朝廷坚持，他就敢造反吗？ 当然不是，所谓湟中义从，也就是在今天青海、甘肃一带招募的羌人志愿兵，而秦胡，一般的解释是胡化的汉人，董卓借他们这些“不知礼义”的蛮夷兵之口，向朝廷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原话是：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 啥意思呢？ 翻译过来就是，朝廷募兵应该发给的钱粮都没发够，老婆孩子正在忍饥受冻。 简言之，东汉王朝派出镇压边章、韩遂、北宫伯玉、王国、马腾叛乱的兵马，由于朝廷财政破产的缘故，根本养活不起，一直靠着将领们糊弄，你把我董卓换走，不怕他们造反吗？ 汉灵帝认了，所以史书上才说：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 没钱啊，当然没法“制裁”董卓，不是没法消灭他，皇甫嵩当时完全有条件歼灭董卓所部或是斩杀他，但是，朝廷“理亏”啊！ 所以，对于董卓的部队，汉廷非常紧张，在汉灵帝将死之时，把董卓调任并州牧，命令他把部队交给皇甫嵩，结果，董卓又拒绝交出兵权，反而驻军在河东郡。 这就意味着，丁原的并州刺史在前，董卓的并州牧在后，丁原带着并州兵改任骑都尉，调到了河内郡驻扎，而董卓带着自家的凉州、三辅兵，以并州牧的身份在河东郡驻扎。 问题在于，董卓真的把2万兵都带走了吗？ 《后汉书·皇甫嵩传》提供了一个旁证，说的是公元190年，董卓逼天子西迁，皇甫嵩被征召担任城门校尉，他的长史梁衍劝说他时提到：以将军之众，精兵三万，迎接至尊，奉令讨逆。 可见，皇甫嵩的关西兵马已经从2万人，增加到了3万人，也就是说，董卓2万兵马有一半，在东去并州的时候，转交给了皇甫嵩。 正因为如此，董卓入洛阳时，只带了步骑3000人，并且没有后援，如果有，他也不用搞什么疑兵计，让军队晚上出去，白天再入城，凑数儿，吓唬公卿百官了。 换句话说，东汉王朝就毁在了3000步骑兵手里……  紧跟着，何进、何苗兄弟的兵马“归于”董卓，又杀丁原“并”其部下，注意这俩动词的不同，一个是主动归附，一个是吞并。 所以，董卓真正用以与关东诸侯对抗的数万兵马，其实绝大多数是别人的兵，这也就难怪他在洛阳周边四处劫掠，又匆忙迁都长安，根本原因不是他太强大、太暴虐，而是因为他太弱、太穷，已经破产的东汉朝廷，要养活这几万雇佣兵，除了抢劫，没有任何办法。 不这么干，他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早让兵变的士兵砍了。 真到了长安，整个形势有多大变化吗？ 并没有。 由于关东联军和朱俊的迭次西征，董卓只能将最信赖的凉州兵搭配着并州兵，监督着其他部队，在函谷关一线的弘农郡布防，这也是牛辅、李傕、郭汜、樊稠等凉州人全都领兵在外的原因。 而董卓的身边，要么就是心怀鬼胎的公卿百官，要么就是唯利是图的募兵卫士，而东汉旧制，内外朝权限分割，都城内的兵权一直由宦官或外戚统辖，外朝大臣不得染指，也就使得对董卓反对最烈的“士大夫”们手里根本没兵。 比如，堂堂的越骑校尉伍孚要诛杀董卓，竟然只能怀揣利刃，见面捅他，而董卓一通挣扎跑了，招呼左右才杀了伍孚。 可见，董卓虽然跋扈，在朝堂之上，也不能随时带着左右近卫护身，这个条件下，吕布这个角色就成了绝对的“关键先生”，他有比二千石的武职，有资格上殿，又和董卓誓为父子，也就成了董卓的最后一条防线。 在这条防线之外，是董卓厚养的长安驻军，这些人仍以汉廷的中央军名义存在，有五校、卫士之名，可哪怕如此，董卓仍旧防备十足，在长安城东建设了堡垒居住，到了他被杀那天，从堡垒直至未央宫门，沿路都部署了警戒，所谓：陈兵夹道，自垒及宫，左步右骑，屯卫周匝，令吕布等捍卫前后。 翻译一下，就是沿路左边步兵，右边骑兵，驻军一圈又一圈，又让吕布等在身前身后护卫。 说到这儿，就得纠正一个常识。 那就是，靠着兵马杀人来威慑的“权臣”，从来不是真正的“权臣”，这恰恰印证了他对于形势的控制不足，真正的权力控制，有以下几个档次： 最高等级就是下面人想不到反抗； 次一等的是下面人下意识地不敢把反抗当做行为选项； 再次一等是下面人害怕反抗的后果预期，而不敢反抗； 最差一等是下面人随时都会反抗，有力量随时来镇压。 董卓的军事恐怖统治就是最差的这种，虽然摆出了一副不可战胜的姿态，其实是恐惧和愚蠢所驱使的，因为根本不知道谁会对自己发难，只能把所有人都当做潜在敌人。 恰恰由于这种无差别怀疑，往往会变生肘腋，因为一件小事，就会将“自己人”推到反对者的行列，这时反而防不胜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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