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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阳明的事功与学问看人生的去从——田明敏 暑期集训心得

 智能人做超人 2020-09-18

编者按


  为丰富同学们的暑期生活,体悟中医学理论,强身健体,江西中医药大学气功科学研究所在章文春教授的组织带领下,通过网络平台,开启了为期六周主题为“修身治学”的线上暑期集训。参加集训的有气功科学研究所的硕博研究生、本科中医(5+3)班、中医摇篮班的学子们及校内外的专家学者们共300余人。本次集训,在“修身”方面,安排了早晚的气功锻炼,内证于己,强化同学们对人体之气的体察,强身健体;在“治学”方面,章教授带领硕博研究生们进行中医气学说的线上直播课教学,并给同学们推荐了相关的书籍和视频进行学习。以下是2020级博士后田明敏同学的读书学习感想。

硕士读书期间,选修了谢金良老师的《美学》课。课程结业汇报是选取一段历史时期,并对其美学特征进行阐述。由于当时也在旁听哲学系老师讲阳明心学,于是我的结业汇报主题就定为了以阳明心学为例探讨生命之美。由于人生阅历和认知的局限性,当时对阳明心学的理解只是皮毛。如今八年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仍然认为生命之美是万事万物存在形态中最值得探索的一种,但今天机缘巧合之下,再读王阳明,心中升起的却是另外一番况味。王阳明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无论从个人还是族群的角度而言,都称得上是个完人。纵观阳明一生,能得到诸多启发,以下我将从事功、学问和性命所归三个方面,对近日所思做一个总结。

首先在事功方面。王阳明在大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胆魄,先后平定了赣南匪乱、宁王之乱、广西匪乱,所到之处皆履行新政,大兴教化,使民有恒产、生恒心,其辖域内风气清明。明朝政府虽对阳明的政治才能、学术旨归有过压制和批判,但最终在其死后对其政治和文化地位给予了肯定。阳明一生波浪壮阔,低沉时,曾流放于贵州龙场驿,居蛮荒瘴疠之地,石棺中揣摩生死,悟心理同归一处。跌宕时,斡旋于流匪之地,迂曲于宁王宴上,冲荡于鄱阳湖畔,在宏大又险霍的人心间交锋。王阳明格竹、格心、观天理,致良知,一生践行知行合一,所以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能发出“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感叹。

 (图片来源于网络)

百家讲坛听郦波教授将王阳明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不仅心生澎湃。我认为,阳明之所以能在学问和事功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其自幼年时便展现出来的品格和气象有重大关系。王阳明是一个内心十分坚定和纯粹的人,根器上可谓上等人。虽然受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大背景,但他自幼年起便表现出了极其独立的人格魅力,他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又兼具孤注一掷的勇气和魄力。王阳明启蒙于祖父的书房、耳濡目染于圣贤之学,祖父好学向道,号竹轩公,为淡泊之士,父亲有状元之才,学识涵养自不必说。幼年时期,阳明的生存环境是相对自由的,他十二岁时,便认定“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圣贤耳”。

后来也曾出入于佛道之间,自行导引静坐之术,亦颇有所得,但家国天下的儒者情怀才是其心之归。由于阳明人格独立,志向崇高,所以当他身处险恶的人生境遇时,能够更豁达,更超脱,更具有前瞻性。在千难万险中,练就了不动如山的强大内心。阳明在后来的讲学中十分强调立志,诚意,并提出明镜说,这都与他自身的经历和人生价值取向密切相关。阳明心学为后世推崇,就是因为阳明一生都在践行他的心学,他的学术认知即生命体验,他的人生经历又是其学说的真实注脚。阳明对人心的认知在人类自我认知领域内达到了一个巅峰,他对人类道德理性的极限性和可操作性的探索,为后世开创了一条通往人心光明处的大道。

其次,在学问方面。阳明心学思想的提出、发展和完善,贯穿了他的一生。从阳明年谱可知,自弘治二年,娄谅告知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之后,他始潜心于辞章及经世之学,有格竹之举,有出入佛道之行,有仕途起伏之动,但是这些生命体验均表明格外在之物不能致知,心理难归一处。后阳明被贬贵州龙场,经历生死之劫,明正德三年最终超脱生死之念,顿悟“心即理”。正德四年,在他回复贵州提学副史席元山朱陆学问异同时,始论“知行合一”。

正德五年,在《与辰中诸生》一文中,阳明提出“静坐”说,主张通过静坐“自悟性体”。后又阐述“明镜”说,指出“圣人之心如明镜,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正德六年,提出“未发已发”论和“体用”论。正德七年,于《答汪石潭內翰》一文中,首次谈论朱子学和陆学的异同。正德九年,反思“静坐悟入”,此后则尤为重视“立诚”。正德九年,刊刻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正德十六年,于白鹿洞详细阐明“致良知”学说。嘉靖四年,解答顾东桥的“良知”之惑,阐述著名的“拔本塞源”论。嘉靖六年,以四句教对其学术宗旨加以说明,即“天泉证道”。

结合年谱,考察阳明心学的建立过程,我们可以明确以下两个问题。首先,阳明心学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学者为己,学问的最终指向是安身立命,程朱理学不能指导阳明实现圣人之志。但程朱理学所存在的儒学道统是阳明心学产生的重要文化源泉。一个显著的例子即王阳明十分重视古本《大学》,其所作《大学古本序》即体现了他如何在儒家道统的基础上,阐发其心学旨归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

阳明曰“《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动而后有不善,而本体之知,而动无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则亦无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是之谓止至善。”此段即表明了阳明对“立诚”的重视,及其心即是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学术主张。其次,贵州龙场的生死之劫是阳明心学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触发点。当我们接近死亡时,也更接近生命的真谛,正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在贵州龙场那场漫长的生死考量中,阳明逐渐建构起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学,心学由是萌芽,并不断发展壮大。

在人类思考过的所有命题中,生死或许是最大最真切的那个。每一个世间人,都有其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支撑了他在世间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形式,进而形成了世间百相,人生百态。这套价值体系可能是立世的一面坚实的墙,也可能是秋风中不堪一击的蛛网,只有当死亡扑面而来时,这套价值体系才能得到最终的检验。这套价值体系的形成与社会历史文化和个人生存境遇等因素密切相关,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可以不断被重塑的。阳明一生博学,曾出入于儒释道三家,并最终以一个儒者的姿态构建了他强大的心学体系,这是阳明作为一个封建社会仕子的最有可能的抉择。阳明的价值体系承接孟子之“求其放心”、“良知”和《大学》“致知”。他虽然放弃了佛道避世的价值取向,但其所修习的静坐导引之术,也帮助他瘦弱的身躯抵过了一次次生死劫难。

最后,结合后世对阳明心学的认知和反思,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阳明心学。阳明心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座璀璨的精神丰碑,它的价值和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它对后世产生了很多积极地影响,曾国藩、康有为、章太炎等人均是阳明心学的信徒,它对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发生和推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阳明心学也并不是完美的,阳明后学如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等人在对阳明学说进行发展时都体现阳明心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其易陷入道德主体论,甚或有走向玄虚之弊等。随着阳明心学的传播发展,明清时期对阳明心学的反思也逐渐增多。

当代,阳明心学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被提出,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在承认阳明心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正视和反思阳明心学的弊端和不足,则能帮助我们更全面更客观更深入地认识、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导致阳明心学易于陷入道德主体论和走向玄虚等弊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形而上之道、形而下之器以及人在认知道和器中的作用(鞠曦先生曰形而中者谓之人)的认识存在偏差。阳明心学忽视了形上之道的客观存在,过分夸大了心与良知的作用,并将道的部分功能强加到心和良知之上。对比《易经》中对于心、神的论述,阳明心与良知概念的混淆性和不完整性就十分明了了。

《易经》中关于心的论述较多,如“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艮》),“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明夷》)等,《易经》中关于神的论述如“阴阳不测之谓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易·系辞上》)“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易·说卦传》)等。鞠曦先生从《易经》所论之心、神关照阳明心学。指出“《易》之用‘心’,凡二十四见,均为主体之价值论判断。而《易》以‘神’为范畴作为存在论的主体性,并与本体的‘说卦推象’中和统一,表明《易》经中‘心’的概念范畴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把心主体化进而本体化绝然不同”。

“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季明德》)‘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传习录》下),可见王阳明不但不知本体发用于中和,而把‘心’与‘良知’为本体,显然本末倒置”。(见鞠曦《主体中和与形神中和》载于《第十七届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鞠曦先生从本体、主体的角度指出阳明心学问题所在。对本体(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摒弃和忽视,决定阳明心学必然不能实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图片来源于网络)

将阳明心学与《易经》进行比较,可知,《易经》对于心、神的论述更加系统合理,特别是《易经》中关于神的论述,《易经》中的神具有超越性(从《易经》对于神的描述可知)和中和性(具体而言,可展开为主客体中和、本体主体中和、形神中和等)。以孔子作传解经之《易经》为参照系,反思阳明心学,会发现阳明心学还存在以下问题,如缺少存在论依据、对人主体性认知存在偏差等。

由阳明心学引发,要理正性命之学,我们还要思考的问题包括,心、神、形的关系;道、器、体、用的关系;人在形上之道、形而下之器中的地位;基于存在和理性,人的超越性何在?如何基于存在本身,去体察道并最终致于道?存在(宇宙间我们可察和不可察的所有能量物质)的基础是什么?道的体现和臻于道的可操作性路径是什么?如何建立可检验思想和实践行为的逻辑贯通且切实有据的哲学体系?如何去保证这套可以指导思想和实践行为的哲学体系的正确性?实践与理性思考如何相互验证?这些不仅是中国文化正本清源必须直接面对的,也是其他学科能够正确开展必须理清的,我认为这其中必然也包括气功学。当然上面每一个问题的具体展开都需要精细的论证。

阳明一生虽屡遭坎坷,但也可称得上雄伟壮烈。这样一个璀璨光辉的人难道还不足以对我们的人生产生映照吗?在面对生死的终极问题上,解决之路在何方?

昨日听闻法国著名哲学家斯蒂格勒自杀了,斯蒂格勒主要研究方向是探讨在大数据时代,人类与技术共存的境遇,斯蒂格勒认为被大数据裹挟的人类没有未来。哲学家斯蒂格勒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他的哲学体系无法为人类的未来寻到出路。鞠曦先生将其表述为“人类只追逐外时空的被存在利益,绝没有未来。只有回到内时空的去被存在,此是人类未来的真正价值所在”。

那么如何去被存在,如何回归内时空?如何为人类文明正本开新?答案就在产生阳明心学的中国传统文化里。这项正本开新的工作需要许多有志之士共同参与才能逐步达成。什么是真正的天人之学?如何在大千世界里安身立命?以我目前的学识和认知能力,我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当向作为中国本土文化源头的儒道之学里求,向孔子之道和《易经》之学上求。作为炎黄子孙,内道外儒或许才是我们当追求的最好的生命存在方式。

以上为观《五百年来王阳明》所感,是以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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