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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只有两个半——孔子，王阳明，加半个曾国藩。文治而后可以武功，功到成处即是心学。  近年来，领导人直言，“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他对王阳明心学的肯定，对“知行合一”的倡导，一时间，“王阳明”、“心学”、“知行合一”成了热门词语。 作为中国人，不可不知王阳明 王阳明的一生既辉煌灿烂又历经坎坷，既声名卓绝又频遭谤议；他执著教席又以知兵名世，是一代儒师而又戎马倥偬。其“文治而后可以武功”，其“内圣而后得以外王”，把自主原创之“知行合一”的圣门宗旨贯彻落实到了极致。 正是王阳明精通儒家、道家、佛家，成为心学集大成者，登上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史的巅峰，在其庞大的心学体系中，“知行合一”思想的提出于古于今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不是什么时候都可能出现王阳明，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王阳明。 纵观王阳明意志坚定、特立独行的一生，从龙场悟道、江西剿匪、平定宁王等事中展现了“事功”与“学问”两大人生高峰，印证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从小宣称为“圣人”而真正成为“圣人”的人，也成了唯一一位混迹于“三教九流”而最终从祀孔庙的人。  王阳明的一生敢于挑战传统，不与世俗论长短而专注理想，不困于挫折而豁达淡然，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这是王阳明在其曲折境遇中历练而成，也是明朝士风熏染而成。 明朝社会的多元化同时带来多种价值观交错，造成人的价值判断错位之弊。例如明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商人奢侈浪费、贪图享受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王阳明正是看清这些社会问题，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济世良方：人人皆有良知，只是被私欲所遮蔽。而恢复良知的方法就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一生，启发后人在学问中践行事功，在事功中升华学问，不可割裂对待二者。 中年悟得心即理，晚年悟得良知即天理 王阳明学术中影响深远的三大核心主题即“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这之中非常引人关注的一条就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认为“知行合一”就是“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和行本就该是一体两面，将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统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一方面，行必须有知的指导，行必须借助知的反思；另一方面行则可以检验、修正知。 王阳明中年悟得“心即理”——“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在晚年悟得“心即理”的本体就是“良知”，“良知即天理”。良知才是“知行合一”的真体，如果丧失良知、道德，“知行合一”就失去了它的灵魂。心即理是初，致良知是终，中间通道是知行合一。  今天我们学习王阳明的意义何在？当然毫无疑问要学他的“致良知”，要学他的‘知行合一’，要学他的真知是为行，不行不为知。 事功与学问，何尝不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所有的思想都不是一般读书人的坐而论道，而是在跌宕的人生中悟道的真理。可以让我们通过“听本心”而摆脱各种体系和机制的束缚而获得自由。 阳明的事功和学问雄辩的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通经致用，方为实学。”相反，空疏的学风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而且对自己也有害。 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知道身体过胖不好，但也管不住嘴，迈不开腿，不认真学习五脏六腑运行机理，自己认为已知，却做不到践行。按知行合一理论，就是知的不深，不到位，才不行。还有不少人知道熬夜不好，仍然经常熬夜，有可能是无耐，也有可能是对熬夜的危害和过患认知不深，才不重视，才做不到行，您认为呢？ 钱谦益在明代崇祯朝身为显宦，大厦将倾之际无所作为。清军入关，他本想临难殉节，因嫌“水太凉”而投降清军。虽在清初苟全性命，但到乾隆时他又被重新拉出来大加挞伐，被乾隆帝作为“贰臣”的反面典型而大张挞伐。 所以，明末大儒顾炎武总结明亡清兴历史经验时认为，明末士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进而导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亡国亡天下”的流弊，进一步从思想上对明末学风进行系统的批判：“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 或许，如何在学习儒学经典的同时，增强当代意识，结合当下之急务，对于当世中国和世界提出一个更高的理论视野和更为恢弘经世之术，应当是我们学习阳明心学与事功的不可偏离的方向。（文/方志远 允厥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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