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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积鑫 批评一开始就处于摇摇欲坠的危险中，今日尤甚。 纳博科夫曾引用过一个例子，说批评家和艺术家的关系，类似于鸟类学家和鸟的关系。鸟儿如何飞翔根本无需鸟类学家的指手画脚。哲学家伽达默尔也说过:“艺术作品对我们的理智是一种挑战，因为它无限地逃避一切解释。”伽达默尔认为艺术作品的丰富和微妙，难以用语言分析和捕捉。一种由感觉作为起点和动力，始终被神秘所包围的事物，却要用理性的语言去解释和揭示，的确令人为难，亦极其不易办到。这是硬要把难以言说之物关进语言铸造的牢笼。因此，艺术批评，常常招来嘲弄，不受待见。 但是，语言即便无法传达所有感受，然而一个无比敏感的批评家或鉴赏家终究能抓住艺术的“吉光片羽”。同时，艺术经验需要语言去保存和传播，感性和理性并非不可对话、不可融通，所以艺术批评并不缺乏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艺术批评的职能是让读者和观众通过阅读文字，更清晰地理解艺术，更深刻地理解作品。就此而言，批评家是某种意义上的艺术教育者。和所有教师一样，他并不必然进行艺术知识的灌输，他更多的是运用自身的智慧和语言，去揭示艺术的背景，去提示某些易被忽略和遗漏之处，引导读者去感受艺术品的魅力。 对批评家而言，他本身是一个摆渡者。他自己首先得无比敏锐，才能真正感受艺术。同时，他还须博学多闻，见多识广，因为理解一件艺术品，无法跳脱出它所处的背景。艺术品是在复杂的社会脉络中制作和展示出来的，艺术总应在历史和文化的上下文情境中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尤其是面对一件晦涩难解的作品，艺术批评家作为向导变得不可或缺，经由他的话语点拨，我们才能进入到一个微妙的艺术世界之中。 批评家除了深入细致地感受作品，更重要的他要能够以语言作为中介，细致入微地传达他所感受到的一切。问题在于，感觉和语言之间注定无法完全对应。思绪纷繁，感觉纷纷攘攘，并无天然整齐的规律，批评家须用语言之网去过滤，去整合感受和经验。如此一来，他必须熟练而精准如“手艺人”，懂取舍，善表达。批评家的理想状态，他应该像艺术家一样超级敏感，他的感受水平应不输于艺术家的水准，他的理论能力应不逊于哲学家，同时，他还应是个语言大师，写作大师。一个最为理想的艺术家，集艺术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为一体。 批评家除了作为鉴赏者，向他人传达自己鉴赏所获的美妙感受，用自身的品味熏染更多的爱好者;也就是说，他必须懂得品评艺术，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也要成为斗士。他必须像判官样直面堕落的艺术风气与恶俗的风格，他必须仗义执言，“嫉恶如仇”，毫不留情地攻讦艺术界中的丑恶。批评家既应对某件低劣的作品下达判决，甚至将它逐出艺术王国;也应该横眉冷对低俗的时风和潮流，用自己的语言作匕首和投枪，毫不客气地与之战斗。 简而言之，批评家既应懂得歌颂礼赞，更要敢于批判攻击。这都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悲哀的是，理想很快被现实碰撞得粉碎：今天，批评不断在沦陷。批评作为抵抗沦陷和拒绝顺从的事业，此刻逐步丧失其美学的锋芒和道德的勇气。艺术批评走过漫长的岁月，并在艺术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它没有理由在今天消亡，但是它遭遇了比往昔更加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不是像过去那样其合法性被强烈质疑，而是它处于残酷的艺术生态中，它的存在空间被挤压，作用被剥夺，越来越被架空，变成艺术产品和市场的附庸。批评不仅缺席、失语，更走向它的对立面。总之，批评已狼狈不堪，颜面扫地。艺术批评家深陷在糟糕的艺术生态中，某种程度上遭到了“阉割”。批评家刺耳却正义的话语仿佛在当下消失了，濒临灭绝，成为稀缺之物。而他的赞颂功能却不断在放大。当我们随意浏览时下的艺术杂志和书刊，触目所及都是批评家在不停地歌颂艺术家，批评家仿佛蜕变成“表扬家”。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艺术批评还能否作为一门严肃的职业而存在，它是否早已变成“广告宣传”的另一种形式? 面对批评家的普遍失语，我们无法简单地仅仅指责批评家的责任丧失和道德败坏，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失语是如何造成的。 今天，我们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资本和权力相互勾结，并大举入侵艺术。当资本和权力渗透艺术界后，它们并不希望听到异议的声音，想尽办法驯服艺术家和批评家。艺术的叛逆，变成允许范围内的捣乱，成为一种“奉命的革命”。资本和权力之间相互转化，它们在艺术家身上投入，殷切希望艺术家为其带来巨大的回报。因此，为了艺术获得市场的成功，在文化场域上的胜利，资本和权力的代理人会更紧密地掌控艺术的展示空间和展示流程。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更有效地替他们所选中的艺术家包装宣传。艺术家自身也愈来愈来市场化，他的工作室俨然小型却高效的企业。艺术越来越成为“一桩生意”。为了更大的收益，艺术家和资本家急需抹去所谓的“负面信息”，更渴望批评家的权威来“加冕”和“册封”。这一步他们通过收买艺术批评家，操纵媒体来完成。在金钱面前，在市场化铺天盖地的情况下，批评家要真正坚守立场，已然十分困难。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在整个艺术市场上分一杯羹。本来，一时的金钱诱惑就难以抵挡，何况和批评家的事业紧密相关的各种媒体已被包办，他们仰赖发出声音的发表空间也被资本所控制。倘若不顺从，批评家难以获得发表空间和发表机会。批评家如果难以发表，声音无法传达，久而久之便等于不存在。也许，有人会乐观地认为自媒体在“杀出一条血路”。但是，自媒体的单打独斗很难获得某种权威性，在成千上万的信息覆盖裹挟之下，自媒体的独立也被推入汪洋大海中，以致被淹没窒息，成为无数孤岛，那批评的声音实在微弱。 这种生存境遇，对批评而言是毁灭性的。 批评家并没有集体地反抗，因为资本和权力太强大，批评家只有零零星星地发出“不和谐”的声音，更多的人在利益面前沦为“俘虏”。而批评家的“主动缴械”，更是断送批评本身的前程。在狭隘的生存空间里，批评家试图寻求某种蜕变。这种蜕变显现在批评写作的语言形态里。 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批评家越来越依赖哲学理论话语。当然，这并非只是艺术批评拥有的状况，其他人文领域也同样存在。利用哲学家提供的话语，并非注定会造成问题。毕竟在学科融合的背景下，艺术批评很难不借鉴其他学科话语。相反，去合理借用其他学科话语，或许能生产更重要而深刻的批评话语。这本身并不必然构成问题。但问题在于，每一种话语，包括哲学理论，有其固有的背景和语境，有其有效性范围，无法放诸四海而皆准。批评似乎失去了自信，必须借助时髦而声名赫赫的哲学家的力量来加持、来助力。一个批评家倘若对时髦的哲学家一无所知，必然会惹来最尖刻的鄙视。艺术批评成为哲学话语滥用的重灾区。于是，出现了各种断章取义，割裂文意的挪用和移植。以至于闹了不少笑话。 当我们深入研读哲学家富有洞见的文本，汲取其智慧，或许能使艺术批评的写作思路豁然开朗，并深邃入理。但艺术批评绝不能脱离艺术自身的语境，变成哲学话语的注脚，变成新的概念游戏。 大量引入哲学话语，艺术批评的写作变成了哲学论文次品，晦涩不堪，佶屈聱牙，仿佛天书，艺术家读不懂，普通的读者也看不明白，成了“批评行会”的内部读物。这是艺术批评的“理论癌变”。 另一种是，为了迎合大众媒体的传播，以及权力的侵袭，使有的艺术批评写成了说明书、会议报告，毫无文采，读之味同嚼蜡。在艺术展览前言，会议宣读的论文上比比皆是，成了官样文章，不犯错，但也毫无见地和趣味。而有的批评，随着大众媒体的娱乐化市场化，以及自媒体的崛起，也变成充满插科打诨的调笑，到处污言秽语和人身攻击如“泼妇骂街”，如八卦点缀的花边文学。就以去年微信上围绕诗人俞心樵的“骂战”为例，对阵双方如同陷入非理性状态，气急败坏不择言语，“骗子”“泼粪”充斥文章。他们也许会以自媒体的文字当不得真为由，但文字以各种形式流传，虽然不再是“千古事”，但批评家终究得“文责自负”，少点污言秽语，也少些文字污染。 批评毕竟不是会议报告，更不是娱乐新闻，也不是谩骂和战斗。批评是以清通可读的文字，对艺术品和艺术事件与风潮的描绘，在描绘中表明态度，褒贬都应有风度和分寸。语言的功力对批评家的工作就格外重要了。须知，过去的大批评家不少是诗人和文学家，如波德莱尔和左拉等人。即便不是文学家，他们的文学修养也十分了得，罗杰·弗莱、格林伯格就是例子，格林伯格写有关卡夫卡的论文。然而，中国现在有太多对文学毫无兴趣，对哲学一知半解的艺术批评家了。 倘若文章毫无趣味，令读者阅读一篇批评，仿佛“受刑”般难熬，又怎能期望批评能发挥实际效用?而一篇文章油腔滑调，又怎能令人信任其严肃的使命? 用罗莎琳·克劳斯谈罗兰·巴特的话说，应该把批评，把理论的写作，也变成“次文学”。限于内容，它并不以直接的文学面貌，如诗歌，小说来呈现，但作为趣味盎然而深邃的随笔，仍是某种意义的文学，这值得我们深思。 艺术批评仍然是一个战场，智性和感性在此交锋并融合，道德和利益于此博弈。既然是战场，它迫切需要战斗的勇气，以及技艺。艺术批评任重而道远。正因为批评的声音被抹去被改编，我们格外需要理智而富有趣味，严肃却文采斐然的批评写作。它锤炼我们的智性和感受力。 艺术批评何去何从？ 我在这里提一下好的批评的特征。第一，大胆的判断。我认为，批评最好是坦诚、大胆，也就是说，批评家愿意将评论的作品与过去的作品进行比较，同时用以前的评论家的东西来对照自己当下的判断。我所喜欢的美术批评家是那些努力感受历史的分量的作者，他们仿佛是当着所有的艺术品、美术批评家以及美术史家而写作的。第二，对判断本身的反思。我喜欢的批评家都认真对待判断，而且还要对判断作反思。第三，重要的批评即历史，反之亦然。 批评不等同于批判，批评不等同于评论。批评在汉语中有评论、评判的意思，是以质疑、否定、批判为核心主体，其目的在于矫枉纠偏，做出梳理。评论则是一种阐释、肯定的主体模式，也是一种常见的传统批评，其目的在于品鉴和普及审美。有一种批评文章，行文狂妄，好为人师，见什么都批判。专以攻击成名批评家或艺术家为第一要务，就像武侠中的要杀掉天下第一剑客自己做第一的痴子，可怜之外多了一些愚昧暴力的冷漠。有效的艺术批评能够对艺术现象以及视觉文化做出分析，揭露隐含艺术的本源，并对作者和读者起到指引的意义，在实际中参与艺术史的书写。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批评的独一针对性，针对具体的独一目标，有主有次地切中要害，不泛泛而论，如有些评论若把所评的张三换成李四一样通用，这就完全失效了。 无序？这是批评家们对眼下形势的判断。当年无比前卫、唯恐天下不乱的批评家们，在这个时候已经为市场和秩序所招安，开始喜欢有序的、规范化的体制了。批评家们一厢情愿所构想的“当代艺术良好的生长和发展环境”，无非就是想让批评体面地进入这一体系当中，以期望从中分得一杯羹；而从目前的残酷现实来看，批评恰恰是被排除在外的。批评要想进入这一体系，最好的办法不是成天想着拿画廊或艺术家的钱，给人家写阐释性的文章，而是要真真正正对艺术现象和艺术个体在给予恰当评价的同时，提出批评，指出其或平庸、或徒劳之处，以促进高水准的艺术生产，或者防备艺术家做艺术史上的无用功。批评家如果一味强调进入市场，那么阐释的工作仍将在市场的引诱下，长期占据批评的主导位置。  《艺术，各自为战的运动》 （意）莫妮卡·德玛黛 著 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 艺术、批评和欣赏的前提，都是个人的自由心境，但是，人来生存的每个时间段，大多数个人，只是被特定意识形态言说的个体，所以只有各自为战，才能显示出一个生命不被各种意识形态所异化的“真实感觉”。批评家也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独自理解”。 我们面对的文化环境都是一样的，在艺术家中出现的问题其实在批评家中也同样存在，批评家也随时在经受着市场的考验。市场常常是个陷阱，当他们需要学术支持和认定的时候会来找批评家，其目的就是为了提升艺术作品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市场获利的帮凶，如果自己缺少足够的判断力那就随时可能被利用。批评家在市场化的情境下，其实也是一种挣扎，要想保持自己学术的纯粹，保持自己的学术良心，必须随时警惕市场的诱惑。但有时候又难免会受市场诱惑，就是因为批评家也是人，也要生存，所以有偿性的写作就很难绝对避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逐渐形成一种机制甚至是体制化的，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很多国画家都有两手，一手是画能够被学术认可的作品，另一手是以画商品画来生存；刊物、出版社、美术馆等也是如此，在市场化以后无形中产生很多新的规则。所以批评家受到的指责其实不是批评家单方面的问题，不是他们其中某些人或这个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上的问题，整个体制不改变，是无法避免这些问题的。 我一直在想，不管中国有艺术批评，还是没有艺术批评，至少吃这碗饭的人们，都应该认真地从上述所说的语境中脱身出来。我们不要轻易被若干个句法和一堆美妙的词组所欺骗，然后再拿去哄公众，这样的艺术批评的确是没有效应的，不仅没有效应，而且还一直在败坏这个行业，以至于让“中国没有艺术批评”的说法甚嚣尘上，并具有真实的打击力量。疗救的方式说来也简单，少说废话，尤其是伟大而深刻的废话，多做实证，真实地面对作品，真实的面对现场，我们才可能拥有较为可信的艺术批评。   一个有文化的公众号 ID:wh782108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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