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RCEP临门一脚？

历经7年“长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终于要“诞生”了。

11月4日，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成员国已经结束全部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下一步将启动法律文本审核工作，以便在2020年签署协定。

在11月6日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指出，这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化、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韩国总统文在寅也于11月25日表示，RCEP将推动“东亚贸易网时代”的到来。

是时候成立了

今年下半年就RCEP的谈判相当密集。7月3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举行的第26轮谈判刚结束，同月22日至31日在郑州举行第27轮谈判就又开始了。一轮接一轮的谈判或会议无不透露出一个信号：时不我待，必须尽快达成一致。

将时针回拨至2012年11月，东盟十国首先提出成立RCEP，并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6个对话伙伴国参加，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起一个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协议最终敲定，将涵盖超过35亿、占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例达32%，外贸总额占全球的29.1%。

然而这个“10+6”的组合想要达成一致并不容易。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最先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成员，对RCEP的需求并不如东盟强烈；在2017年美国退出、TPP流产的情况下，日本还是连同另外十国将之更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印度一再犹豫，并于11月4日表示，由于在关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和非关税壁垒方面存在分歧，决定不签署RCEP……内部局势愈发复杂，外部经贸压力也不愿给予喘息的机会，在这样的形势下，RECP的成立就显得尤为紧要。

“积极推动自由贸易体系的姿态，对于全球经济下滑和保护主义抬头，肯定是一个有力的反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钟飞腾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10月再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预计经济增长将降至10年前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国家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情况就会非常不妙，所以大家也希望能通过签署RCEP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市场和一个普遍认可的规则，既是对单边主义的反对，也是在新的市场里寻求一些机会。”

各取所需

在钟飞腾看来，比起别的协定，RECP是一个更加适应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协定。虽然这个庞大的体系里也存在发达国家，但是“各取所需”，反而比标准更高的TPP、CPTPP更适合。

商务部给RCEP的评价是“全面、现代、高质量和互惠的自由贸易”。与已经成立快25年的WTO相比，RCEP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关税，也涉及到投资和准入负面清单等问题。尽管跟其他CPTPP等协定相比，其包含的领域和开放程度就稍弱，但情况也更复杂。

“RCEP跟其他协议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涉及到的很多国家发展才刚刚起步，有的国家甚至电力供应不足，所以它们会更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钟飞腾对《中国报道》记者分析，对于这些国家来说，RCEP的成立能够提供更好和更多的高工资就业机会，更加开放的环境会让他们的劳动力有条件迁移出来，有机会参与进中国等发展程度较好的国家主导的产业。“而那些更先进的协定，放到这也不适用。”

对中日韩等国来讲，地区的经贸一体化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有了统一的规则，就可以在更广阔的地区创造一个跟国内经商环境类似的市场，再加上低端制造业的转移，成本也会更少。钟飞腾说，“所以我们的更务实，既考虑到比较领先国家的需求，也照顾到了东南亚的地区特色。”

版图重大，须做好准备

“RCEP是一个在传统双边基础上的整合性协定，所以他要协调很多问题，有一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但是需要时间谈判，这并不代表整个RCEP出现了问题。”钟飞腾认为，无论从贸易、经济规则、经济增长重心还是从发展中国家重新崛起的角度来讲，RCEP都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经合组织与东亚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沈铭辉就曾在采访中表示，RCEP体量巨大，对于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无疑非常明显。亚洲始终处于高速增长经济地带，“所以某种程度上讲，15个国家在推动新型全球化、支持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情况下也起引领性的作用，虽然开放的水平与欧美国家有差距，但是势头是好的，区域地位在上升也是确定无疑的。” 钟飞腾补充说。

“像非洲和拉美这样的发展中地区，在进入市场时可能机会更多、成本更少，也更方便。”钟飞腾分析，这些国家没有多少经费和人手，有了RCEP之后，他只需要跟其中一个国家达成协议，其他国家也会很快接受。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改善营商环境和扩大开放的契机，也是在全球和地区经济治理中提升话语权的时机。钟飞腾强调，这次的协定没有欧美国家参加，他们通常先入为主，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来规制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能适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政府还是国家，都应当做好准备，应对协定推进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产业转移等问题。

对于政府而言，收益再分配的时候要兼顾各方利益，譬如一旦低端劳动力转移后，部分地区工人面临失业以及部分农产品被来自新西兰等国的奶制品替代等负面因素，还是要通过政府的补偿措施来加以应对。形势变化时，国家应加强宣传、引导及转型培训，增加基础设施，提早做好准备；企业也应当未雨绸缪，提早规划。

“虽说通商便利度提高了，但是海外的情况和国内还是不一样，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平台环境、政策环境，及时进行人员结构调整，并保证能够跟当地的组织或党派打交道。一旦被孤立，不会处理，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钟飞腾说。

采写：《中国报道》记者 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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