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而苏东坡与王安石这对政敌最后竟能走到礼让和谅解，甚至是相互崇敬的地步，实在令人惊讶。 从宰相之位退下的王安石和苏东坡有过一次金陵相会，书上这样记载：“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相逢一个在驴上一个在舟中，两人分别下驴弃舟，双脚落地作揖问安，谈笑风生。 这种人生场景实在稀少，仿佛一瞬间个人恩怨全部消失，剩下的只有人之常情，只有两个回归自然的生命。苏东坡当时还是戴罪之身，在同样郁郁不得志的骑驴宰相面前，如释重负。 他们交换诗文，一同吟唱，话旧谈新，何等畅快。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步出了那个阴浊小世界。 本文节选摘自张炜新书《斑斓志》，供读者从不同视角，更多地了解千古奇才苏东坡。 文 | 张炜 选自《斑斓志》 干练与丰腴 王安石与苏东坡有很大不同，两人在许多方面都是这样界限分明：一个严厉、干练、果决、冷峻；一个丰腴、温和、饱满。但他们两人都是北宋王朝的能吏与文豪，而且都是清廉为政之人。这两个人在各自的方向上都有些极端化，好像上苍有意送给这个时代两个典型人物一样，让他们双双对峙，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不同的概念和符号。不过新党中的王安石毕竟不同于另一些人，他比周边的那些同党要纯粹得多，也要深刻得多。他的作为之大以及出发点之纯正，都是有目共睹的。北宋的这个时期，以及后来，都深深地烙上了王安石的印记。后来旧党把宋代的羸弱和凋敝，甚至最后的覆灭，都从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之中寻出端倪，认为是一个久病在身的国体被施用了有毒的猛药，从此才走向虚败和溃散。这样的论断或许不够公允。 在新党一派，有一个人与王安石稍稍接近，其实又是大为不同的人物，这就是后来同样做了宰相的章。这同样是一个下手锐利、坚毅不屈、为大宋王朝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但他远远算不得一个纯谨和洁净的人，他身上的那种刻薄和阴鸷，王安石是没有的。章还不配与苏东坡作为一个对立的人物加以研究，而这样的一个人，似乎只有王安石才可以充当。我们将从他们两人身上找到太多的同与不同，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有些苛刻，在这方面苏东坡是不能苟同的。随着时间的延续，随着那场剧烈的党争渐告平息、王安石告老还野，苏东坡也变得理性多了，对待这位曾经高居相位的人宽容多了。王安石也同样如此。他们之所以在后来能够有一些交往、有一些非常动人的时刻，也完全是因为一个最重要的人性基础：二者皆拥有纯粹的生命品质，也都是极有趣的人。他们都能够多多少少地脱离和超越“私敌”的范畴，彼此之间都有一些钦佩在。这对于曾经作为极其尖锐的一对政敌来说，当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现象。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而王与苏最后竟能走到礼让和谅解，甚至是相互崇敬的地步，实在也令人惊讶。  王福元 苏东坡 苏东坡当年对于王安石变法之峻急绝不通融，而且奋力抵抗。王安石就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在旧党密集的火力之下不仅没有破碎，而且顽硬如初，成为整个新党坚实的核心。他具有法治人物最可贵的品质，同时也有这类人物最大的缺憾和特质，即整齐划一与严厉苛责。这一点，甚至在其追随者身上也可以看出端倪。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苏东坡的所有弟子都呈现出各自生长的状态，而王安石的弟子却处处遵循师长，成为一种模板性格之下的复制品和牺牲品。苏门弟子中不乏名垂千古的大文人，而王安石的门生中留有文名的似乎只有一个王令。没有比艺术创作更需要自主开放和多元包容了，而这种烂漫生长，与法家的那种生硬和强固是格格不入、难以兼容的。弟子皆要服从老师的单一标准和模式，审美志趣也就变得单调，生活方式及政治立场也会如此。 记载中的王安石有许多怪癖，或者说异趣，一如他的为政风格。他是如此朴素如此清廉，但对日常生活之美没有什么追慕，竟然可以长时间不洗澡，因脏气而多被诟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能写出那么好的诗句，成为一个风格特异、意蕴深邃的文人。无论是为文还是为政，他都算得上一个大有成就的历史奇人。干练与恪守成为他的短板，也成为他的特质，使他走向自己的成功和卓尔不群。 王安石和苏东坡一样深结佛缘，都对佛经佛理深感兴趣。他们都属于思路清晰、求真求实之人，都关心国政，励精图治，恪守儒家治世思想和至高的道德原则，而且都一样正气充盈。后来的朱熹评价王安石，认为他文章和节行都高人一等，尤其是在道德经济这些方面最有作为，只是对他的用人不敢恭维，说：“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楚辞后语》卷六）在这个方面，朱熹之论算是公允的。旧党的代表人物司马光是王安石从政的死敌，他评价王安石也比较公允，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在这里，“不晓事”三个字显得有趣，不晓事理、不通融，像个执拗的孩子。苏东坡的挚友和最重要的弟子黄庭坚评价王安石说：我曾经反复观察过这个人，他真是视富贵如浮云，从来不贪婪钱财酒色，是一世的伟人。能有这番评价，实在是中肯而感人。 苏东坡本人对王安石的最高评价表现在《王安石赠太傅敕》一文中：“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这番话铿锵有力，绝无敷衍虚妄之辞。这让我们想起中国现代的两个大文人，通常人们把他们作为两极人物，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两大阵营中的代表人物来对待，就是鲁迅和胡适。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不求甚解，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强行划分出来的两大“阵营”，实在荒谬之至。他们二人尽管常常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文化与思想倾向，那也属于知识人的“和而不同”。当有人恶毒褊狭、不留余地中伤鲁迅的时候，胡适即大为反感。他后来还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对鲁迅给予了至高的评价。古往今来，凡纯洁之人总是执守中庸，实事求是，许多时候能够施以仁慈和公允。这实在是衡量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 比起喜好热闹、顽皮多趣而又极愿享受物质的苏东坡来说，王安石的日常生活是那样朴素。这个人不修边幅，一件官服可以穿十几年，对吃的东西从不挑剔。有人曾发现：他坐在饭桌旁，哪个菜离他近，他就只吃这一个菜。他当年贵为宰相，接待亲戚却未曾大摆筵席，记载中饭桌上只有一小碟肉和几块胡饼，还有一壶酒。被招待者不高兴，喝了几杯酒，把饼掰开，吃掉中间的瓤，剩余的就扔在桌上。王安石二话没说，把扔下的部分拿过来吃掉了。这个细节包含的东西太多了，虽然是一个局部场景，但通观一事，即可以作为他的行为风范去看待了。他去世后留下的遗产极少，其夫人不得不靠亲戚的帮助才得以维系生活。王安石一生不近女色，这与苏东坡也大为不同。苏东坡对异性的美是敏感的、热情的，甚至也不乏贪婪，这是他生活中的重要色彩之一。对于世间的斑斓颜色，苏东坡全都是着迷的、沉浸的，从自然到人生，常处于一种饱览和探究的状态，并作为一种性格特征被固定和确认下来。王安石和妻子吴氏相守一生，妻子出于当时的习俗曾给他买来一妾，当这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的时候，王安石却不无惊讶地问对方是谁？当他知道女子是因欠官债而被迫卖身时，不仅没有收她为妾，还送了一笔钱帮她还清官债，让她离去。他的独生儿子患了精神病，犯病的时候就要打妻子，王安石非常着急，竟说服儿媳和儿子离婚改嫁他人，足可见出理性与仁心。比起苏东坡，王安石在许多方面实在更接近于一个现代人。 王苏之分合知恨 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世上的大才大用之人，可惜由于酷烈的党争，使他们愈行愈远，直到很久以后才有一次会合交集。也就是那时，他们有机会做出相互钦佩之表达。那是王安石告老金陵的时候，他遇到苏东坡，竟然劝说对方做自己的邻居，从中可以看出对苏的喜欢和钦敬。此刻，对一个小自己许多的后辈，王安石表现出那么多的慈爱、同情和怜惜。而苏东坡当不会忘记在最危难的“乌台诗案”中，那么多险恶的政敌想置自己于死地，也正是这个辞去宰相之位回到民间的王安石挺身保护，对皇上大声疾呼：“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东坡当然会深深地记取，后来对老宰相的一片盛赞大概也与此有关。 在当年，尽管他们作为政敌互相对峙，但静下心来，王安石尚能这样评价苏东坡：“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不过他也曾对皇上宋神宗说：苏轼这个人才能是很高的，但所掌握的学问不正，遵循的道路也有问题，所以应该罢黜。说过之后可能又有不安，对皇帝补充说：苏东坡这个人不使之历经困窘，是不能让他改悔的，不断了他的一些狂妄念想，以后陛下是没法使用的。对王安石来讲，他这样做既出于施政的必要，即排除一切阻力，同时又似乎说出了一些实情。他们两个人都是一世之大儒，可是王安石锐意改革，已经脱儒为法，成为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被不断肯定的法家人物。所有的法家都是一些坚锐进取、大刀阔斧的开拓式人物，无论初衷如何，最终还是要背离儒家“仁”之要义。比如王安石，竟然昏聩到异常钦佩商鞅之厉行变法，就显出了极端化的倾向，也透露出一个实用主义者强词夺理、未能辩证看待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至大弊端。  王安石 新党人物为了推行新法，不可能充分顾及民众及国家的承受能力。在王安石和他的同党来说，对朝廷连年积弊十分痛心，这正迎合了一心要当中兴之主的宋神宗。王安石自己也做出了表率，他在日常生活中异常简朴，绝少物质享受，这在普遍奢靡的北宋上层官僚那儿是一个特例。这就愈加显示了他的心志坚强和忠贞不渝。苏东坡对王安石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定会感到一些迷惑和费解。如果这两位能臣和文豪能够相互借重并互补，北宋也许是另一番风貌了。这将是朝廷之大幸、民众之大幸。可惜这只是一个假设。苏东坡的政敌中，大概王安石算是真正一心为政的人，其身边的那一伙却不尽然。也就是这样的缘故，苏东坡和王安石最后总还能够相处融洽，基础和前提只能是人的纯粹，是道德和人格接近之故。他们同为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不过是选择的道路大为不同。 苏东坡谈到王安石的文和人，曾经说了一段极有洞悉的话：“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书》 ）他在这里将孔子颂扬了一番，如此圣人尚不能让人人皆遵循同一标准，比如同样是得意弟子，颜回和子路是那样地不同，而圣人却能够容忍这一切，并且让其按照自己的特性去发展。在这里，苏东坡将王安石过人的优点和长处，还有深刻的弊端，都说得非常清楚，且算公允。 他认为王安石所实行的改革，不过是“悍石猛药”，最后一定会贻害无穷，但同时又并不认为王安石的改革一无是处。特别是后来，当他在几个任所经过了诸多实践，深入民众亲手处理无数琐事之后，就更加认同了变法的某些长处。在关于王安石和苏东坡的争执方面，特别是苏东坡对新法的态度，历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苏东坡后来有很多悔悟，另有人认为他毫无悔悟，所有类似的表达不过是为了遮人耳目，为了皇上高兴才做出的表达，说白了，不过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技巧和方法。但此一说经不得推敲之处，在于苏东坡于旧党得势、司马光身为宰相时的表现。这个时期他似乎可以全力附和与协作，而恰好相反，在复辟旧法之时，他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以亲身经历对旧党执政者尖锐地指出新法“不可尽废”。这就有力地表明，苏东坡之前对新法的一些正面评价，完全是出于真心实意。这其实正是他人生当中最有光彩的一笔，是一个不同于那些庸常机会主义者的关键之点。 再后来，苏东坡成为一个身居高位的执政者，这时王安石已经病逝了。苏东坡在日常宫廷生活中，还有过一些针对昔日政敌王安石的言论，其中有的也非常严厉。只有这个时刻，我们才能够看到他对于当年可怕的遭际仍有恐惧和恨意，情感多少代替了理性。 像苏东坡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偶尔也要被所谓的“人之常情”所蒙蔽和干扰，是非常可惜的。 书生为真勇 记载中，告退金陵的王安石每次遇到从苏东坡贬谪之地的来人，一定要问一句：“子瞻近日有何妙语？”可见这位对苏东坡一生造成重创和伤害的宰相，对作为政敌的苏东坡畏惧和忌惮，但对一个拥有无限创造力、才情焕发且敏悟多思的诗人，又好奇和喜爱。有一次某位朋友带来苏东坡的新作《胜相院经藏记》，文章里使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觉今是而昨非”之句，显然是从禅修的角度回视过去，检讨反思招致灾祸的内在原因。文中，苏东坡把自己的执着与强辩归结为四个字“强恨自用”，说：“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说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 王安石看过此文大为赞叹，对苏东坡非常钦佩，但指出该文应改一字：“日胜日负”要改为“日胜日贫”。此语传至苏东坡，诗人即欣然提笔改“负”为“贫”。一字之易让人思索良多：比起“负”字，“贫”之含纳就更加复杂。“贫”是贫瘠、贫困、贫穷，当然这里不是指财富，也不是指处境，而是指生命的中气。它消耗的是生命中具有创造力和坚持力的根本的东西，唯有它支撑着一个生命的远行，冲破千难万险，向着一个目标。 在王安石眼里，在后来苏东坡的觉悟里，这个“贫”字活画出一个人步步趋近的那种尴尬、无助、难以为继的窘迫境地。苏东坡把纵情激辩、不停的言辞相搏视为“口业”，这在佛教经义里是多么重的一个词。在这种非常严重的认识中，苏东坡感到了无比的沉重，所以他才能认王安石为“一字师”。 “贫”是耗的结果，耗掉了生命中最宝贵的生长的汁水。哪怕稍有虚荣心和求胜心，这种“耗”都会不断地加剧。失于竞胜，耗掉真气，究竟用多少时间、多少失败堆积起来，才会让一个人大彻大悟地沉默下来。这种沉默会让对方喘息，留给对方一个反省和自觉的空间，也给自我来一个宽松和寻索求证的机缘。这种沉默会使双方视为一种休战的状态，各自免除冲动，理性也将慢慢回归。除了朝堂政争之外，这种“日胜日贫”还贯穿在生活中的一切方面。求胜之心总会把人引向虚妄，无论对方才华多么盛大，势力多么强悍，都难免被这种竞胜之心耗贫、耗光。“贫”字活画了人生，它应该成为始终的生命警示。 王安石一生历经两次罢相，饱尝仕途冷暖，由此看出他不愧是一个目光锐利的洞彻之人、一个大彻大悟之人。所以苏东坡曾称他为“野狐精”，这并非世俗意义上的贬语，而是指一代名相的心灵和城府、一切皆收眼底的细密心思。王安石说苏东坡“日胜日贫”之时，又何尝不是在提醒自己。作为一介书生，即便是真勇，也要有一个好的去处。  千年以来，人们是如此地喜爱苏东坡，其机智诙谐、乐观通达、多才多艺和品咂生活的高超本领，令无数人心旷神怡。北宋大文人的诗酒风流在今天这个物质主义时代释放出了更大的魅力，这与其他中国古典诗人相比差异明显：不仅没有因为高古而造成疏远和隔膜，反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书将苏东坡丰富曲折的一生分成了七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循诗人的生命轨迹寻觅，阡陌纵横迂回逶迤，好像跟定了一个全新的导游。从“不自觉的强势”“真伪自由书”“一生刑赏”到“从娇客到弃石”“煎耗养颓”“直击沦落客”“异人三视”，最后再到“不可套语解东坡”“走不出的迷宫”，近一百三十个标题，每题都紧扣独思，拨动心弦。 ——濂旭 尽管苏东坡命运多舛，坎坷无尽，从高巅滑下深谷，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失败者。他是作为一个顽强抗争、百折不挠的形象，屹立在历史尘烟之中。他以区区六十余年的生命，创立万卷诗章、三州功业，更有功业之外的累累硕果。 ——张 炜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 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越、波等数十种文字。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等。 近作《寻找鱼王》《独药师》《艾约堡秘史》《我的原野盛宴》等书获多种奖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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