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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图书馆研究馆员卢礼阳 我入文献编校之业，因缘际会于三十年之前。当时温州市图书馆尚设在县前头，东南图书公司在馆内一楼设分公司，购得马叙伦的两册笔记《石屋馀沈》《石屋续沈》。不久翻阅发现他是瑞安陈介石（黻宸）的学生，就写了篇习作在报纸上发表。当时在鹿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兼职的胡今虚先生看后，建议我增补材料，还主动送我好几刀稿纸。随后胡先生经手，以《马叙伦与温州》为题将其刊登于《鹿城文史资料》第四辑，从此开启了我研究马叙伦与近代史之路。 我常觉得，编校乡邦文献，滋养于不知不觉中。往前推十几年，我未必能胜任“馆藏日记丛刊”如此巨大的工作量。1980年，我就读于上海水产学院，面对渔业船舶这类课程，感到非常枯燥，但当年从农村考上大学颇为不易，无法转学，四年间靠着读读人物传记抚慰情绪，闲来也翻阅来新夏先生的目录学讲义，似懂非懂。好像面对历史，身处的外境（之所以说外境，而不用环境，是认为这个过程有修行之意，内境因读书而转化了外境）会慢慢平息。分配至温州后，幸得马允伦先生等前辈提携，辗转十六七年，才做上了这份心仪的工作。 2001年至2007年，胡珠生先生担任《温州文献丛书》主编，这是他晚年最大的贡献。 我作为整理出版委员会专职委员，承办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当一批老先生的“二传手”，书稿不断往返于温州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之间，渐入乡邦文献之门。除了胡珠生先生、马允伦先生，温州还有好几位老先生，年过八旬，依然不知疲倦，坚持治学，如温州师院离休的周梦江先生，图书馆退休的张宪文先生，他们精力过人，时不我予，“小车不倒只管推”，希望把所知所学尽可能留下。近年，马、张、周、胡诸先生先后离世，怀念之余，教人倍感文献事业传承之重。  1992年《汉语大词典》温州编写组计划编印地方文献丛书，温州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陈增杰先生与同人提出书目并自行筹资未成。此后，1996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马允伦、黄胜仁先生四处奔波，1998年温州文物处副研究员胡珠生先生撰文倡议，2000年纪念叶适学术研讨会的学界倡议等，终于促成了《温州文献丛书》的编纂在2001年5月启动。 回望近代温州乡邦文献的出版活动，以时间为序，较大规模的有四次。 第一次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丛书》15种，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出版的多为宋代文献。“永嘉之学”沉寂已久，有振兴之愿。 第二次是民国4年（1915），瓯海关监督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14种，这是提倡文教的“风雅吏”的高明之举。 第三次在1928—1935年间，温州旅沪实业家黄群刊刻《敬乡楼丛书》四辑38种。 第四次是抗战爆发前，浙江第三特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402种。 因此，2001年启动的文献整理，可视作第五次。历时五年九个月完成，共四辑40部48册，计1900万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出版社与各方面的支持下，《温州文献丛书》在北京、广州、武汉、西安、厦门、台北等18个大中城市上柜，并销行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与加拿大五国，反映了乡邦文献的发行意识与时代同步发展。《丛书》发行工作做到家，成为我们的亮点，也是我和编辑部同人引以为豪的。 接着苍南、平阳、乐清、龙湾、瑞安等县（市、区）文献丛书先后启动，《温州文献丛刊》《温州方言文献集成》陆续上马，最近九年又重点整理馆藏日记，影印本与标点本并行，自觉关注、整理、出版与利用历史文献的社会氛围已经在温州形成。  温州市图书馆所藏乡邦文献颇丰。近年来，日记作为一种文献资料已经大量影印或整理出版，受到普遍的欢迎。温州市图书馆所藏的稿本、钞本日记，从清道光年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时间跨度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相当，内容涉及时政、教育、文化、经贸等，从绅士个人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多侧面地展示一座沿海城市开放与转型的生动历程。日记作者虽然多数为温州地方的士绅，但他们的活动及见闻却远远超出温州的范围，对这批宝贵的日记进行系统整理和解读，意义非凡，不仅有助于梳理地方历史的脉络，对研究近现代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社会变迁，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2010年12月，我的相关提议得到采纳，温图适时启动《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整理工作，经过馆内外的共同努力（包括法律顾问的协助），目前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2017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满足了海内学术界的夙愿。这部丛刊共60册，16开本，影印收录29家日记，底本310册，正文32252页，约850万言。难能可贵的是，丛刊收录的日记九成以上为稿本，少数钞本亦系孤本。《丛刊》不仅将日记文献之原本原貌黑白影印，更着意保留其中的眉批、夹批、签条、照片等，使得这套日记的出版更有参考价值。 除影印本之外，我们还选择分量较重、价值较高的十家日记，约请馆内外学术界同人标点整理，收入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刘绍宽日记》（全五册）、《符璋日记》（上中下）、《林骏日记》（上下）、《赵钧日记》（上下）等首批四部于2018年春面世，社会反响相当热烈，发行情况超出预期。 与《文献丛书》《文献丛刊》及《方言文献集成》相比，馆藏日记的编辑出版工作有四点显著的变化，可以视作温州历史文献事业的拐点。 一是出版经费不再由温州财政负担，完全是出版社筹集解决；二是从图书馆自身而言，不局限于承担日常工作或参与一部分业务工作，而是贯穿于整个业务过程，包括策划选题、落实人选、审读书稿、对接出版等；三是文献整理工作开始向专题文献（日记）倾斜，与古籍出版方面首屈一指的百年老店（中华书局）合作，并纳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图书品质有充分保障，尤其是发行力度迈上一个新台阶，这是对乡贤最好的告慰；四是既出书又出人的局面形成，近年崭露头角的陈盛奖、陈伟玲、谢作拳等同人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最近几年，我的实际感受是，乡邦文献读者的接受程度有了增长和变化。尤其是近年，“大拆大建”和城市变迁的客观现状促进了文化保护意识，激起了市民对乡邦文献（包括家族谱牒等民间文书）的热切关注，在地方史志中寻找相关线索，就古桥、古庙、故居等遗址的保护发声，呼吁尽可能保留或异地建设。而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任重道远，既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和过硬的功底，更需要几代人的合力，坚持不懈地投入与付出。所以从各方面重视学术梯队的建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这样，温州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才有希望继续走在全国地级市前列。（本文原载于2020年8月17日《藏书报·文献出版专刊》第1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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