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村建设：文治有理

1.三治的不完善导致乡村建设存在不确定性

我们回到乡村建设近期的主要任务：完善乡村保障、建设县级工业园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并藉此克服乡村的短处，看看完成这些任务的事理。乡村建设要尊重自治、法治、德治客观并立的事实，完成这些任务需要且只能通过三治并举，并促进三治融合。但三治存在几点不完善之处：

其一，三治实则都是假借人来施行的。自治的主体本身就是人，无论自治组织、议事机制、矛盾化解或监督执行，都是人为（思维和行为）；法治和德治的主体虽各为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却也是假借人依法以德治理的。无论施行人多么睿智，只要是人为（这里不等同于人治），就会存在可能的人为的不确定性。

其二，乡村自治的依据还有待明确和完善。法治的依据是明文规定的法律规范，德治的依据也是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但乡村自治不像法治和德治那样有着明确的依据。而且，即使我们明确乡村自治的依据不能违反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因无论法律、道德如何追求完善，也不可能囊括所有乡村现象，那些法治和德治不及之处只能由自治来填补，或法律、道德虽然涉及，但法不禁止、德不授意，让自治自行处决；这时，除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外，便需要追加自治的其他依据。

其三，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可能会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冲突之处，乡村自治便会遇到法律、道德二选一的困境。

三治的不完善会导致三治混乱和乡村建设的不确定性，是推行乡村建设的淤塞。乡村建设要打通这些淤塞，让乡村诸事畅顺直至习惯成自然，必须完善三治或乡村治理的依据或“治”理。

（清远市浸潭镇石拱桥）

2.乡村治理可统称为文治

希望有那么一种依据既包含法治的依据，也包含德治的依据，同时又具有公信力，能为乡村普遍遵守，这种大一统的依据非“文化”莫属。仿梁漱溟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为（思维和行为）所依靠的一切，包括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科学知识、法庭、警察、军队等。显然，文化含有法治所依靠的法律制度及法院、警察等，也含有德治所依靠的道德习惯、宗教信仰等，而国家政治、法律制度、道德习惯、科学知识等无一不是自治需要遵守的依据，可见，文化是三治依据的统一场——三治的“治”理。

换言之，人所组成的社会皆可用“文化”来治理（简称“文治”），自治、法治和德治都是文治的具体表现形式。既然乡村建设须通过三治并举，而三治只是文治的三种具体形式，不如将乡村治理统称为文治，乡村建设要通过文治。如此，既可不违背三治，也不否认其他形式的治理，如科学治理（用科学知识来治理），更关键的是为自治找到了文化依据。

（清远市浸潭镇丁坑村，广东）

3.乡村建设应丰富村民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乡村缺乏科学知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人、事、物的关系，旨在引导为人处世的理性，教人自觉辨清是非，给生活一个方向，即教会人“应当如何如何”和“不应当如何如何”，却不重视构成科学知识的人、事、物的内在规律——人理、事理、物理；后果是知道方向却不知道怎么办，比如，村民都觉得要改善人居环境这一方向，但谁都没有改善人居环境方面的科学知识，不知做什么怎么做和达到什么标准，只能任人摆布，甚至成为旁观者，这类事例在乡村娄见不鲜，以致如何激发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成为一大难题。

乡村缺乏发现科学知识的能力。村民喜欢笼统、模糊、中庸、推己及人思维，这种思维只能给出笼统、模糊和折中的认识，这种认识够不上科学知识高度，甚至是违背科学的，比如，要推广农村污水生态净化方案时，最好同时提出一个需要大量征地拆迁的污水集中处理方案，村民凭借笼统、模糊、折中的判断，大概率会选择省钱省地又与乡村环境相容的生态净化方案，但其实，村民的选择压根儿就与科学评估不沾边。这里没有否定村民惯常思维的意思，更没有否定村民的智慧与理性的意思，只是想强调村民的思维方式和判断方式需要进一步丰富。

乡村建设应丰富村民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要在建设运营县级工业园、农业产业园和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时引进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开办技校，要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发挥人才的传帮带作用，要开办多种形式的村民继续教育，引导村民学习、发现科学知识和争做能工巧匠、乡土专家。

（清远市浸潭镇丁坑村，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