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必须是篇大文章。还处于未完成状态，因为研究在掘进中。
现在的读者都知道，将袁可嘉与穆旦纠集在一起的，是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他们已经无法掰开，因为“九叶”。中国新诗的历史已经这么写了，即便后来有些史家为了突出穆旦而有意将他与“九叶”拉开距离，但终究分不开了。
我们还知道，穆旦和袁可嘉都出自西南联大。“九叶”两拨人，一拨是联大的，另一拨是在上海办诗刊的诗友。
联大一拨，穆旦、杜运燮、郑敏被称作“联大三星”，有人将袁可嘉也拉进来说是“四杰”，有些牵强，因为袁可嘉与前面三位只是“同一空间”而非“同时间”的“同学”。不过，说他们都是联大先生们的得意门生，应该不会错。沈从文先生就在一封信中特别点到他所接触到的年轻人中的穆旦、郑敏、袁可嘉、李瑛等，认为希望正在这些“活泼青春的心和手”。《泥土》的年轻人把沈从文看作是穆旦、郑敏、袁可嘉的“后台”，也没有错。
袁可嘉说过：1941年秋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跨入了昆明大西门外的西南联大新校舍。而穆旦1940年8月已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2年2月，杜聿明部入缅甸作战，向西南联大征求会英文的教师从军，穆旦志愿参加远征军，于是有了一段烈火淬炼的经历，也为后来的命运埋下了“原罪”。也就是说，袁可嘉在西南联大即使与穆旦有直接的交集，时间也很短，且是，大一新生与青年助教的关系。
从现在看得到的资料推测，1947、1948那两年，他们一定有过交集。那时候，袁可嘉已从联大毕业，成为北大西语系的青年助教，穆旦被生活所迫在天津、沈阳、北京等地辗转，奔波，但他们还是联系上了，都应约为上海诗友办的诗刊寄过诗稿。这段经历，《袁可嘉自传》里写得明白：
“1947年，在上海办《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朋友之一，诗人陈敬容写信和我联系，约北方青年诗人（如穆旦、杜运燮、郑敏、马逢华等）为他们撰文写稿，这个南北串联实际上是后来到80年代才得名的‘九叶诗派’的肇始。”
发掘史料真是件有趣的事，有趣在它的不确定。时间的尘埃覆盖了很多真相。比如，在一本已经发黄的1988年北京“三联”出版的《论新诗现代化》的小书里，就意外地发现了袁可嘉早在40年代写的对于穆旦诗作的评语。那是发表在《新路周刊》1948年一卷第17期的一篇“书评”，评的是“南北方才子才女大会串”的“成果”：《中国新诗》一、二集，题为《诗的新方向》。袁可嘉写下了一段语气谦逊、实则颇为自信的断语式的话：“我个人觉得他（按：指穆旦）是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这类预言是否可靠，我并无多大把握，我只是向自己的读诗经验负责。”
袁可嘉，1947年
说这话的时候，袁可嘉只有27岁，正在北大西语系教英语，也只有这样的时候，袁可嘉敢于从自己的审美出发说出“读诗经验”来，以后似乎很少再读到这类“最”字断语了，以后恐怕没有那样的的语境和心境了。
细读《论新诗现代化》一书的许多篇什，袁可嘉的诗学阐发，正是以穆旦的诗为主要例证的。
20世纪90年代，文学史家将穆旦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背景上进行论述，称他是“四十年代重新萌发的中国现代诗的一面旗帜”（谢冕语）；钱理群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更强化了穆旦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说他是“‘中国诗歌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带有标志性的诗人”。而青年学者袁可嘉提出此类评价的时间，是在半个世纪前。
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袁可嘉和穆旦的性格类型差异较大，这在读了他们各自的作品，包括袁可嘉的自叙和穆旦极少的散文类作品以后，可以得出的印象。但他们都经了西南联大这座熔炉的淬炼，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一个在联大的前半段，一个在联大的后半段。
他们都经受了西南联大校园自由民主风的熏染，他们一样接受了西方现代派诗潮的影响，他们在同样尘土飞扬的公路上颠簸，向着一个共同的所在。
他们两人，在不同时间，向着昆明，向着校舍简陋、大师云集的中国最好的大学进发的一段经历，在我看来，很有些象征意义。
先说袁可嘉吧。
“这在我学习生活中是关键的一步。当时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近在身边，但我舍近就远，决意去昆明上学。那时吸引我的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民主学术气氛和它在文科方面的盛名。当时内陆交通异常困难，我作为‘黄鱼’（私货）搭上一辆装满黄沙的货车，身子坐不直，只好躺在沙子上，真是苦不堪言。”（《袁可嘉自传》）这是1941年秋，袁可嘉走向他“决意”选择的西南联大的情景。
四年前，1938年2月底至4月底，穆旦走向西南联大的历程，更带着穆旦式的决绝和率意。
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是谓长沙临时大学。战火还在逼近，临时大学继续南迁。这是穆旦《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一文的叙述：
“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大分两批离湘：一批海行者，经广州香港海防而抵滇；另有同学教授等约三百人，自湘经黔步行而抵昆明，凡三千三百里，费时六十八日。抵滇后，长沙临时大学易名西南联合大学，于同年五月，正式在滇上课。”西南联大落户昆明
从更多的史料看，当时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实际有三路，海行一路，坐船为主；公路坐车一路，年老体弱的教授为主，冯友兰先生还在途中折了胳膊；而穆旦选择的第三路，步行三千三百里，历时六十八天，史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长征”。远远看去，他们似乎是一支军队，因为他们个个穿着一色的黄军装，戴着黄军帽，还绑着裹腿。但走近一看，却又不像军队，因为他们既没有背枪，也没有佩刀，每人只背了一把油纸伞。不少人还戴着眼镜，胸前别着钢笔，年轻而瘦削的脸上透着斯文。师生们一路考察民俗民情，收获确实不少。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
在这次三千里步行中，有一个细节，很能看出穆旦的个性。
同学杜运燮曾撰文回忆说，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个原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有个举动引起周围同学的特别注意：他每天从一本小英汉词典上撕下一页或几页，一边“行军”，一边背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也就把那几页丢掉。据说，到达目的地昆明时，那本词典也就所剩无几了。他就是穆旦，学校里绝大多数同学只知道他叫查良铮。
另一位同学王佐良指出了穆旦三千里步行的意义，他说：“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陆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
从这类事情，可以看出穆旦和袁可嘉两人不太一样的性格。
袁可嘉给人的印象是温和的。在蓝棣之教授眼里，可嘉先生“实在谦和得令人失望”，“连保护自己的能力也没有”，“我从未见他发过火，发过牢骚与怨言，在家里也未见他发过脾气”。
但是，要指出的是，在人生的紧要处，在关键节点的选择中，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袁可嘉内心的果敢。
就说说袁可嘉的三次“选择”。第一次，17岁从军。那时，家乡对岸的乍浦已经沦陷，“与其坐等家乡沦陷，不如投笔从戎”，文弱的书生竟不顾慈母苦苦劝说，在一个深夜出走金华，参加了国军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袁可嘉从军时间仅十个月，因所在部队节节后退，作风腐败，他觉得不是可留之地，另在一则材料中他说自己身体条件不好，怕吃苦，还是想继续读书，于是在长兄帮助下又回到了学校。第二件，高中毕业后，袁可嘉“舍近就远”，毫不犹豫选择了有着民主学术盛名的西南联大，并在联大确定了自己的学术道路。第三件，他觉得外文出版社的工作并不合自己的志趣，又一次听从“内心的召唤”，设法调入社科院外文所，选择了自己钟情的西方现代派的研究和译介，此后无论顺境逆境都坚持在这一领域摸爬，独立而清醒。
袁可嘉内心的“韧劲”和“刚健”，很多时候是被表面的柔和包裹了。
1965年秋查良铮、周与良夫妇与子女。这是全家最后一次合影
穆旦在人生的抉择中，似乎更加决绝。他的几次抉择，离开大学教席志愿参加远征军入缅；留学美国不忘学习俄语，毅然回国后以超常的热情翻译普希金，以及此前的“三千里步行”，都显示了穆旦性格中更硬朗、更义无反顾的因子。形容穆旦，常见“苦难”“受难”的词语。同学兼诗友的王佐良对此异常敏感，在《一个中国诗人》（1946）中，他从穆旦当年由缅甸撤退“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到对其诗作的解读，指出在穆旦身上有一种难得的“受难的品质”。可以说，这注定了穆旦的悲剧性。王家新则称穆旦是“一个受难的诗人”，不仅在于他的实际遭遇，更在于他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和坚守，在于他那圣徒般的受难、奉献和牺牲。
失去了讲台，失去了写诗的权利，仍然义无反顾，译诗不辍，在每日的劳作中，在最底层的生活中，不离不弃，把一生献给诗歌而不悔。
穆旦，热情狂放而又小心谨慎，细致敏感而又大义凛然，平民平凡而又秉性高贵，孤独孤寂而又愤世嫉俗。——“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1977年2月，穆旦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59岁的生命蘧然终止。此时，“文革”已经结束，新时期的曙光正微微透现，但这位历经磨难的中国写作者，已经无从领受了。
袁可嘉是“幸存者”，于是，他要为“殉道者”做一些事情。
1981年7月，《九叶集》出版。袁可嘉撰写的《九叶集·序》为他们的重新出场提供了话语依据。当时的语境下，袁可嘉先得阐明他们的“立场”：“九位作者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场，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争的诗篇。”《九叶集》并未突出穆旦。袁可嘉对于穆旦的评语，也没有40年代说的那两个“最”字。“九叶”是按姓氏笔画排列的，穆旦排在了最后。思想文化界毕竟刚刚解冻，对“九叶派”的阐释只能在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话语框架内进行。
诗人穆旦（1918-1977）
穆旦的名字随着“九叶派”被谈起，但穆旦依旧是一个“寂寞的诗人”。1987年，穆旦逝世十周年。袁可嘉和“九叶”诗友杜运燮等为穆旦编了一本纪念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用穆旦的诗句做了书名。袁可嘉的文章《穆旦的位置》，放在纪念集第二篇。这时的袁可嘉，要为亡友正名。语气语调与出《九叶集》时不太一样。他说：“读穆旦的某些诗，我总觉得有一种新诗中不多见的沉雄之美。有的诗人深沉如穆旦或过之，但豪气不足；有的诗人豪则豪矣，但不免粗浮。既深沉而兼雄健的，穆旦要算是一个。”袁可嘉从“新诗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指出：“穆旦是站在40年代新时潮的前列，他是名副其实的旗手之一。在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现代化’的问题上，他比谁都做得彻底。”文章最后，可嘉先生说：“要问穆旦这位诗人的位置何在，我说，他就在40年代新诗现代化的前列。”
我想看看袁可嘉们为穆旦做的这本书的模样。孔夫子网真好，我想要的书几乎都能买到。价格二三百元不等，有几件注有“杜运燮签名”“蓝棣之签赠”“钱谷融教授藏书、王圣思签赠”等字样。我选择了穆旦同学诗友、“九叶”之一杜运燮的签赠本。
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游海源寺合影，右三为穆旦
翻开这本并不太厚的书，可以读出“九叶”诗友间的惺惺相惜。杜运燮、袁可嘉和穆旦夫人周与良是编者，袁可嘉、郑敏、唐祈、杜运燮、唐湜都写了文章，或评论，或回忆，表达怀念之情；擅长书籍装帧的曹辛之（杭约赫）做了封面设计。这本书，我看做是“九叶”另一种形式的相聚。
诗人总有自己特殊的行事方式。
我不禁联想到了穆旦的第一本诗集《探险队》，1945年由昆明文聚社出版。诗集扉页有一行字：“献给友人董庶”。董庶何人？他是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好友，不在一个系，董庶在中文系，但共同的志趣使他们成为挚友。董庶解放后不久去世，遗下家属和独子生活困难。穆旦知悉此情，每个月都不忘汇款帮助他们，一直到“文革”开始才停寄。一个受难的人，却还一直记着亡友的家人，还不忘帮助他们，一想到这，我的鼻子不争气地直发酸。
让我们引用穆旦1945年为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探险队》写的自述，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它是穆旦的心迹。我也把它看作袁可嘉的心迹。
“最大的悲哀在于无悲哀。以今视昔，我倒要庆幸那一点虚安的自信。使我写下过去这些东西，使我能保留一点过去生命的痕迹的，还不是那颗不甘变冷的心么？所以，当我翻阅这本书时，我仿佛看见了那尚未灰灭的火焰，斑斑点点的灼炭，闪闪的、散播在吞蚀一切的黑暗中。我不能不感到一点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