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中国历史上帝王制度与宗法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廿四史读书笔记（三）

概述中国历史上帝王制度与宗法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廿四史读书笔记（三）朱永嘉

五
　　
　　帝王制度是封建主义条件下，国家机构运行的一种模式，古代的人们为了论证帝王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也要说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说明它的起源、功能以及建立的目的，为帝王制度的存在，提供一个合乎逻辑的理论依据。弄清这些问题，对我们理解帝王制度也是有益的。
　　
　　在先秦诸子中，对于国家或者君主专制制度的起源、功能、目的也有过一些极为精辟的论断。许多人都承认在人类原始阶段，曾经有过一个没有国家和君主的群居时期，《礼记》的《礼运篇》称其为大同世界。那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是被美化了的原始部落制度。《吕氏春秋》的《恃君篇》，对原始社会阶段人们的生活状况，说得比较客观些：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蓄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
　　
　　可见在没有君主和国家的阶段，人们是群居杂交的。这个描述比较符合实际。那么又如何会产生国家和君主，以及礼仪刑法制度呢？《礼运篇》的回答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子其子，货力为己。”这里说的就是从原始的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于是“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这就是国家和君主产生后的小康阶段，它是比“大同”理想较低一级的一种社会。完整的君主国家制度是圣人为百姓的利益而设置的。先秦诸子中，不少人的论述都是这样论证的。荀子在《礼论》中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乎物，物不必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可见，所谓礼是由圣贤为原始群落制订的社会秩序，有了以礼为代表的社会秩序，社会才能取得有序的发展，是圣贤为了制止混乱的社会秩序、挽救百姓生活上的灾难而建置起来的。荀子讲：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
　　
　　所谓能群，是指能给群居的人类以社会秩序，也就是建立国家制度，规范人际的伦理关系。这反映了在荀子的心目中，建立国家制度是为了实施社会公共职能的需要，目的是为了利民。这一点《吕氏春秋》的《恃君篇》也说得很明白。圣人之所以设立天子与君主，“非以阿天子也”，“非以阿君也”，“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如果君主违反了利群这一根本原则，那就应当“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所谓“非君”，那是指专以国家政权谋取一己之私利的君主，丢弃其公共的社会职能，而这正是“国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可见这种以民为本的国家观念，也就是国家必须很好地完成它的公共职能，在中国可说是源远流长。荀子说：
　　
　　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
　　
　　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政要》中，能发挥这两句至理名言，也不容易。这个观念断断续续，不绝如缕，贯穿于整个中世纪，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鉴于明亡的教训，提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及清末梁启超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条思想发展线索，是中国历史上民本主义的传统，也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民主主义的精华。它反映了国家机构作为社会公共职能的客观存在，然而这不是传统的国家观念的主流，更不是帝王思想的主流。
　　
　　关于国家和君主的起源，在先秦诸子中还另有一说，那就是起源于争夺。在逐鹿战争中，胜利者便成为国家的君主。《吕氏春秋·荡兵》称：
　　
　　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
　　
　　对这一段文章，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人们所以剥林木以战，是出现私有制条件下的利害冲突；二、从长到君道天子，是斗争规模扩大的结果，从春秋到秦统一，是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的结果；三、每次斗争都是各自实力的较量，败者为寇，胜者为王。然而历史上每次群雄逐鹿的结果，不是个人的能力所能决定胜负，它是一个群体，它有领袖，也有功臣宿将，前者为王，后者为既得利益集团。当一个旧王朝被推翻以后，领袖成为帝王，它便有如何处理王者与既得利益集团及管理民众的三角关系。在历史上刘邦处理异姓王是一种方式，朱元璋兴胡蓝之狱是一种方式，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也是一种方式，弄清这个问题对理解历史问题有益。四、战国末年，群雄逐鹿，最后的胜利者秦始皇便是天子，称皇称帝，把天下国家视为一家之私业，要一世、二世直至万世地传下去。打天下的人当然应该统天下，称王称霸的观念，在中国实在是根深蒂固，直到今天仍存在于许多人的脑海之中，这实际上就是帝王思想的影响，那就是“打天下坐天下”，这也成为利益集团的许多成员以功臣自居，为自己争地位、争待遇的借口。一旦老皇帝去世，利益集团的头目自然会在斗争中设法取而代之。
　　
　　上面这两种观念，实际上反映了国家职能在中世纪表现的双重属性：政权既是社会公共职能的行使者，又是一姓一族在斗争中赢得的私业；它既是保护公众利益，为公众谋取共同利益的机构，又是对民众实施暴力，进行剥夺和专政的工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对互相矛盾的现象，在帝王制度下，始终存在，两者缺一便不成其为帝王制度了。当然，占主导地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倚轻倚重，只是它的双重性不会变更。这也许就是“霸王道杂之”的由来吧！
　　
　　 
　　
　　六
　　
　　 
　　
　　上面这个问题在思想家那里，还带有理论的色彩，那么在帝王们的心态上则要表现得更加赤裸裸了。无论在其想做帝王或成为帝王之后，他们都理所当然地把国家权力看作个人的家业。这个认识，直接关系到他们如何运用手中的国家权力，《史记》中关于项羽、刘邦这两个人的心态描绘，最为生动逼真。先说项羽，《项羽本纪》载：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按照今人的目光看，项羽是一个野心家，见了秦始皇的威风，便觊觎国家的最高权力。再说刘邦，《高祖本纪》载：
　　
　　高祖常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可见刘邦也是一个野心家，见了君王的威风，就想入非非，口流涎水。帝王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成了野心家门角逐的对象。司马迁笔下这两个人物的私房话，未必真有根据，但也确实捕捉到了他们真实的心态。这也是秦末在各地崛起的群雄的心态。秦帝国崩溃，群雄并起，实际上是一场为争夺国家权力的厮杀。一旦夺得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作为帝王的刘邦，又怎样来看待国家权力呢？萧何修成了未央宫，刘邦与诸侯群臣在未央宫举行酒宴。他父亲也在，史载：
　　
　　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这里写刘邦在得了天下之后，那种忘乎所以的心态，跃然纸上。然而从这句话中，也透露出刘邦是把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制约的帝王的绝对权力和财产，看作是个人的私产，这样才会问自己的父亲：他兄弟二人，究竟哪一个能治产业。由此可见，在帝王心目中，国家权力作为社会公共职能的这一个属性，是非常淡漠的。在他们心坎中所系念的是如何长期保持这属于一家一姓的产业，使之长治久安，以及如何把天下的财富集中到自己的名下，然后穷奢极侈地尽情享用。秦始皇灭六国以后，迁全国富豪到咸阳，大发徭役，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许多奇珍异宝活着享受不尽，还要死后带到坟墓中去享用。这便是帝王在其掌握国家权力时所表露的赤裸裸的心迹。帝王制度的许多设计及其演化都是由这个基本心态出发的。这也许是我们研究帝王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人们要摆脱帝王制度、帝王思想的影响，首先要走出对帝王崇拜的迷津，才能还帝王本来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