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以来，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得到系统开展，陕北一隅开始成为探索中华文明发生与早期发展的焦点。石峁古城被发现之后，一些学者注意将其与古史传说人物及部族相联系。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的对证不失为一个探索方向，但在实际研究中有必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考古如何与传说对证 中国现代考古学起步之初，便与探寻“夏墟”“殷墟”紧密联系，并被赋予“重建古史”的特殊使命。因此，在每一项重大考古发现问世之后，学者习惯在古史传说体系中对号入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具体操作上，至少需从以下方面考虑。  其一，“时”。时代的对应是首要前提，若忽视年代框架的限定，容易陷入“关公战秦琼”的窘境。但作为基本前提的时代因素，同样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一方面，古史传说的相关记载语焉不详甚至矛盾丛生，如夏代纪年可相差百余年，再如上古人物或部族的时代难以准确落实，甚至其历史真实性都是很大问题。另一方面，出于考古学自身特点，我们能够充分认识考古学文化的相对年代，但在认识绝对年代方面仍有较大局限性。近年来，“龙山时代”及二里头文化年代框架调整带来的一系列争论，便是典型例子。 其二，“地”。地域的对应至为重要，但在具体操作中，会面临不少困难。先秦古籍中的地名多缺乏准确定位，汉晋时人虽多有解释，但仍存较大的时代鸿沟。伴随传说的流布、后裔的拓殖、地名的移植，古地名往往歧说迭出，莫衷一是。不少论者往往根据某部族后裔分布于某区域，便认为该部族居于该区域。如若未能动态考察族群的流散，则容易犯“刻舟求剑”的错误。此外，考古学文化与部族文化之间并非严格的对应关系，在复杂社会阶段尤其如此，二者的地域范围未必是重合的关系；诸如良渚、陶寺、石峁等大型城邑往往与统治阶层相关，可作为空间视角的重要切入口。 其三，“人”。徐旭生、蒙文通等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大抵分为华夏、苗蛮、东夷诸集团。其中一些古史人物，如蚩尤，或归诸东夷，或归诸苗蛮，仍有较大争议。此外，统治阶层与百姓的族属未必等同，且人群存在流动与交流，有必要以历史的、动态的眼光加以考察。就考古发掘的先民遗骸而言，传统体质人类学及分子人类学为探究先民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但由于目前相关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不足，学科间的合作也不够充分，仍难以为考古与传说的对证提供直接证据。 其四，“物”。考古学难以像文献材料那样提供具体史实，难以还原先民活动的诸多细节，在重构古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构建，主要通过陶器，但很多时候陶器只能反映“小传统”。随着社会复杂化的推进，“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野逐步加深，承载“大传统”或精英文化的因素（如玉礼器、神灵崇拜）尤其值得关注。 其五，“文”，即直接的、共时的文字材料。晚商之前虽有零星文字或刻画符号发现，但尚难以构成完整证据链中的核心一环，这也是一些学者不承认夏朝及五帝时代的重要原因。无论夏朝抑或五帝时代，相关考古学文化虽不同程度地满足“时”“地”“人”“物”诸条件，但均缺乏自证性材料，故只是合理程度不同的假说。目前，陶寺遗址作为尧都、二里头遗址作为夏都，得到国内学者较多认同，但由于缺乏直接的文字材料，且遗址本身尚存疑点，同样只能视为假说。 石峁古城性质诸假说 目前学者关于石峁古城族属的推测虽仍属于假说层面，但其中一些说法不无启发性。沈长云所倡“黄帝居邑说”最为人所知。王红旗、李宗俊等有类似看法。以下试作辨析。 首先看“时”。笔者曾质疑“黄帝居邑说”，一个重要顾虑便是黄帝时代与石峁古城年代不合。石峁古城的时代相当于夏朝建立前后，与陶寺古城约略同时，在考古学上属于“龙山时代”，与通常认识中的黄帝时代不尽相符，在“时”这一层面存在矛盾。黄帝的年代未必在五千年前，但其在尧、舜、禹时代之前，应为先秦秦汉时人的普遍认识。 其次看“地”。石峁古城所在的陕北地区有较多与黄帝有关的传说和遗迹，但类似传说也见于其他区域，如河南也是黄帝传说和遗迹的分布区。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在司马迁的时代，黄帝传说已经广布大江南北。黄帝与陕北的关系值得重视，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区域与黄帝相关的可能性。 再次看“人”。沈长云以传说中黄帝的后裔白狄作为突破口，认为白狄活跃于陕北，以此作为黄帝原居陕北的重要依据。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由后裔居地推论祖先居地有其局限性。 最后看“物”。沈长云从石峁一带发现的大量玉器以及“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传说入手，认为这些玉器（尤其是玉质兵器）是石峁古城作为黄帝部族居邑的重要证据。然而，包括玉质兵器在内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广泛传播本是龙山时代的重要时代特点，而在“龙山时代”之前，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更为典型。此前已有学者从玉器入手认为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与黄帝有关，诸如此类的看法，均难以得到确切落实。 至于自证性的文字材料，显然是石峁古城所缺乏的。因而，“黄帝居邑说”虽然可以在“地”“人”“物”诸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仍只能限于假说层面。 沈长云将石峁古城坐实于黄帝部族居邑虽然未必可靠，但他将其与白狄联系确有启发性。韩建业进一步指出，石峁人或是北狄先民。吕智荣也有类似看法。陕北地区正是文献中戎狄活跃的区域，石峁文化中诸如壁龛墓等也有戎狄之风。戎、狄、羌在古书中多有纠葛，他们与诸夏关系密切，甚至与诸夏同源。 易华认为石峁古城是夏人首都。考虑到陶寺为尧舜都城的说法、陶寺中晚期受到石峁的强势渗透，取代陶寺的石峁确有可能属于夏文化系统。易华此前强调齐家文化是早期夏文化，后又认为石峁是夏人首都。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齐家文化与石峁文化虽有交流，但二者毕竟有别，齐家文化更接近“羌”的系统，石峁文化更接近“狄”的系统。古书称禹出自西羌，似与北狄无关。而如若在更广的背景下理解禹出西羌的说法，亦即禹有“泛西北文化系统”或戎狄背景，那么就不能排除石峁与夏的关联。考虑到古书中鲧筑城的记载，以及石峁所出牙璋（牙璋被视作夏文化的标志物）在二里头文化中得到传承，“夏都说”不容忽视。 张怀通提出“西夏说”。此说的依据主要是《逸周书·史记解》。“唐伐西夏”的史事除了见于《史记解》，在其他早期文献中不见踪迹。张怀通认为“唐征伐西夏并将其消灭，只能是在唐国力最为强盛的虞末夏初。即是说，西夏古国的时代下限与石峁古城的毁弃时间大体相符”，这与目前石峁古城废弃于距今3800年左右的认识不符。石峁古城的废弃年代已进入夏朝中晚期，而且此时唐国已不复兴盛。从晋南的“唐”与北方石峁的相互关系看，更多的是北方文化大举向晋南渗透，甚至是北方势力颠覆了晋南陶寺文化早中期的统治。陶寺文化对北方也有一定影响，但规模有限，故“唐伐西夏”缺乏依据。此外，《史记解》所谓“城郭不修”与石峁古城完备的城垣建设不尽相符。他还认为“西夏”可能与夏人有关，然而《史记解》另有“夏后氏”，“西夏”与夏人至少不能完全等同。 此外，孟庆旭提出“帝舜说”。不过《孟子·离娄下》既然称舜为“东夷之人”，舜当与东方关系更为密切。朱鸿认为石峁古城是幽都和尧时期的陪都，是为“幽都说”；胡义成等认为石峁古城即不周山，是为“不周山说”。这些说法缺乏足够依据，难以落实。 石峁族属尚难论定 目前而言，石峁文化的族属尚难论定，期待将来有进一步的发现。目前而言，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其一，被视作尧都的陶寺在中晚期受到石峁文化的强势渗透甚至暴力侵略，这一过程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后，正是传说中尧、舜、禹嬗替的时代，其间尚有“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等战争事件，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其二，在距今4000年前后，石峁文化的南下以及大禹治水传说的背景，均与当时的气候干冷事件相呼应，并由此带来黄河流域文化格局的震荡与更替。 其三，一般所说的戎狄，亦主要为定居、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黄帝、夏人还是周人，虽为“诸夏”，实则与西北地区的戎狄渊源甚深。华夷之别是后起的观念，且更多基于文化认同的差异。即便在华夷观念确立之后，戎狄仍与诸夏杂处，关系密切。石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参与了中华文明的构建，其所处虽是后来的戎狄之域，但不宜简单逆推石峁文化属于戎狄。在诸假说中，“黄帝居邑说”“北狄说”及“夏都说”都值得重视。 其四，石峁位处西北半月形地带，是早期中外文化的重要交汇点，是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同时，石峁也吸收了东南半月形地带的一些因素，如玉琮、兽面纹、牙璋等，遥相呼应，甚至是隔空呼应，颇值得玩味。类似于石峁情形的，还有陶寺。青铜文化与玉器文化最终在中原地区交汇，金声玉振，华夏礼乐文明已然呼之欲出。 可以肯定的是，石峁古城的发现冲击了过去的一些旧有认识，呈现了中华文化起源进程中更为复杂的面相。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