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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万历皇帝朱翊钧下令：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诛杀，但念是先皇付托之人，效劳日久，从宽降为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自此之后，这位在万历初年权势熏天的司礼监太监便逐渐退出了神宗朝的政治舞台。冯保之败不是因为政局，也不是因为朱翊钧的痛恨心理，而是因为朱翊钧贪财。  冯保剧照 当冯保被发配至南京时，慈圣皇太后曾经问过朱翊钧一句话：“为什么要处置冯保啊？”朱翊钧答道：“老奴为张居正所蛊惑，没有什么过错，不久将会召还。”但是这只是一种搪塞之语，冯保不仅没有被召还，他的一系列亲信、亲戚或被抄家，或在监狱中死去。而冯保本人不久也在南京孤独死去。 朱翊钧其实内心对冯保并没有特殊的痛恨。至于像史书上所说的宦官专权乱政，在明代皇帝眼中，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罪过。英宗朝王振专权，英宗还对他念念不忘。像刘瑾如果不是有谋反的举动，明武宗也不可能处决他。在皇帝眼中，宦官与大臣一样都是为天子服务的臣子，谁掌握的权力多一点都无妨。而且宦官与文臣之间的争斗也算是一种帝王平衡之术。宦官专权只要不是触及皇帝的利益，都不是大事。皇帝只要亲政，一个心思的转变就会让这些专权的太监万劫不复。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无一不是明证。  汪直剧照 朱翊钧在将冯保发配的奏疏中还有一句话：“赏银一千两，衣服两箱”。这说明朱翊钧对冯保还是有一定的顾念之情。冯保虽然对小皇帝严厉，但是毕竟是陪同、照顾朱翊钧一同长大的太监。朱翊钧曾亲切称之为大伴。有时候皇帝跟太监的感情，史书上无法完全体现出来。毕竟史书多为儒家文臣所写，他们是不可能记录这些事情的。这与儒家伦理不符。但是从字里行间，偶尔露出来的一些零散记载还是能够推测出来的。如果朱翊钧真的非常痛恨冯保，就不会有诏旨中这句话。也不可能只是将其发配到南京这么简单。按照史书上主流的观点，朱翊钧贪权，冯保专权，小时候又受到冯保的恫吓，对他记恨，那冯保的结局就会是被斩首示众了。但实际上却是冯保与汪直最后的结局没有什么不同。这就说明不是因为权力，也不是因为私人恩怨。  万历皇帝 其实朱翊钧将冯保拿下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因为钱。这可能与其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 早在嘉靖朝，其祖父朱厚熜便因为二龙不相见之说，对其父亲明穆宗朱载垕不理不睬。其所在的王府甚至连续两三年都没有任何俸禄的拨给。朱翊钧出生时，朱载垕更是不敢让嘉靖皇帝知道。当然因为嘉靖皇帝的严令，朱载垕也不敢让朱翊钧见他。这样便没有任何的赏赐。从其出生之后，朱翊钧一家人便生活非常简朴，从小就被教育钱财的重要性。 后来朱载垕登基，可能是穷怕了，便疯狂地敛财。一再调拨户部国库中的银两进入自己的小金库中，生活越来越奢侈。不过即便如此，在穆宗朝，明朝政府非常穷困，国库几近空虚，粮饷、俸禄多有亏欠。  明穆宗所葬昭陵 朱翊钧登基之后，更是受到慈圣皇太后的严加管束，生活不能太奢侈。而且这一段时间正是张居正改革的关键时期。省不必要的花销是张居正的施政主旨。像慈圣皇太后曾经想建寺庙，都被张居正阻挠了下来。朱翊钧生活的不宽裕可见一般。 当张居正去世时，朱翊钧的弟弟潞王将要就藩，大婚。婚礼的花销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慈圣皇太后与朱翊钧都曾透露为此事发愁。 朱翊钧虽然贵为天子，但可能还不如民间的富户或富商过得好。他的贪财习性便在这种经历中逐渐养成了。  张居正雕像 张居正去世后，曾经遭到冯保排挤的太监张诚重新入宫。此人非常机灵，常伺候皇帝身边，懂得察言观色。他对万历皇帝的这种贪财习性了如指掌。为了得到朱翊钧的宠信，他便向朱翊钧揭发张居正与冯保的勾当。他告诉朱翊钧，冯保家中珍藏的宝物远比大内要多，张居正在外界搜刮的财物，多半都是入了冯保之手。 不久，朝中有大臣弹劾冯保。其中一项罪名便是贪财受贿。他说：永宁公主结婚时，曾接受梁国柱万金的钱财，明知其子病重，还极力促成此事，导致公主年少而寡；二十四监宦官中有去世的，冯保都要将他们的住处封锁搜刮钱财；像前太监郑真、曹宪、孟充、王臻等人都家资十余万、几十万，但是冯保却只将其中个别不值钱的东西献给皇上，珠宝、金银都留下自用；冯保家中所藏能够抵得上国家一年的赋税；冯保在北山口造的坟地、家宅的壮丽堪比皇宫西苑。 看来大臣也知道朱翊钧的贪财秉性，故意将其家财丰厚进行说明。 看到这些后，朱翊钧再也忍不住了。太监可能还会油嘴滑舌，添油加醋，这些迂腐的文臣说的话更让朱翊钧相信。于是在下达让冯保闲住的奏疏后，便接着下旨查抄冯保及其党羽的家产。后来果然得到金银百余万，珠宝无数。  故宫 以权力来看待宦官专权，这是文臣或者朝臣的角度。皇帝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视角。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分析冯保之败，无疑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毕竟万历皇帝是最终的决策者，还是要多从皇帝本身的角度进行考虑。 参考文献：《明史》、《明朝宦官》、《万历邸抄》。 本文由@以史为伴 原创。喜欢明朝历史的，欢迎关注、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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