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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策，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率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等约3000人着手创建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初创立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此后，又开辟了冀中、平西、冀东、平北等抗日根据地，到同年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展到72个县，人口1200余万。 怎样在广袤的农村开辟根据地，党和部队为什么能够艰苦的敌后扎下根来，聂荣臻紧紧围绕人这个核心要素毫不放松，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只要充分与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发挥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根据地就能够逐渐发展起来。既要维护根据地人民的根本利益，改善人民生活和实现人民民主，又要结合革命背景，充分照顾各阶级阶层的利益，通过既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协调人民内部矛盾，使革命的主力军与同盟力量能够团结一致。 （一）创建和巩固根据地关键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 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关注，当时，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和国际上的一些朋友接连不断地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都向聂荣臻提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在敌后建立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聂荣臻的回答是：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1]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地形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包括广大的山区地带，也在广袤的平原地区巩固了起来。聂荣臻认为，人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只要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不论山地还是平原，都有可能成为巩固的根据地。聂荣臻指出，“如果我们只从兵力和装备上看问题，就看不出前途来。敌人经过多年的准备，来势汹汹，枪多弹足，这一点，它占着绝对的优势。我们被隔绝在敌后，人少弹缺，不能与之相比。但从全面看，我们比敌人强，而且会越来越强”[2]所谓全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人民群，敌后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战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最可靠基础。 第一、只有人民群众动员起来，才能稳定根据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在晋察冀根据地由于人民群众的自觉性提高了，尽心尽力地保护八路军，群众熟悉自己的村庄和邻里，汉奸、特务、土匪要在根据地活动是相当困难的。所以聂荣臻常说，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中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3]此外，群众积极组织民兵组织，维护社会秩序，监视汉奸、特务、土匪队根据地的破坏。 第二、只有人民群众动员起来，才能推动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只有改善了生产关系，减轻人民负担，鼓励生产才能调动起根据地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三、只有人民群众充分动员起来，才能为部队提供巩固后勤保障。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部队的供应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群众不仅供应部队的吃穿，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在敌后，部队不可能建立起储存公粮的大仓库，即使有能力建立，还有敌人经常扫荡问题，部队整日要打游击，也不能将大量供应随身携带。人民群众就把公粮分散藏在某些村里，部队来了，拿出边区政府的粮票，既可以获得粮食；敌人来“扫荡”时，群众就实行坚壁清野，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这是人民群众的一大创造。聂荣臻说，“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就不需要'粮草先行’，到处都有我们的供给部”。另外，在晋察冀根据地，各地建立了部队的医院，少数零星的伤员无法送往医院的，就在距敌较远的村庄进行护理，老百姓的土炕就是病床。人民群众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照顾为人民受伤的英勇战士，伤病员在群众的掩护下感到比较安全。 第四、只有人民群众动员起来，才能为扩大了武装提供雄厚的兵源。聂荣臻给晋察冀根据地的部队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子弟兵。表明了根据地部队与群众鱼水关系。聂荣臻认为，一是从边区部队的任务来讲，它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首先是保卫家乡的任务，这样的称呼，使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二是从它的组成成分来讲，绝大多数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三是从抗日的统一战线出发，既然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它就不单纯是吸收某个阶层的子弟，所有愿意抗日的各个阶层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参加；还有一层意思，那时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分子总是妄图把我们的部队从根据地挤跑，我们土生土长的人民子弟，扛起枪来保卫家乡是理所当然的，它再想赶跑，当然是办不到的。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边区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部队。边区人民彻底打破落了在旧社会“好男不当兵”的观念，而是把参加子弟兵看成是极为光荣的事。每逢参军运动的时候，区村干部、共产党员都带领青年成批报名，群众也为他们戴上光荣花，敲锣打鼓地送行。 第五、只有人民群众动员起来，才能为根据地军事斗争造就良好的战场，并积极配合武装部队作战。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行动，为根据地部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游击战场。当时聂荣臻要求：“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因为，“山沟里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开展游击战争，要进行反“扫荡”斗争，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没有群众的支持，不用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4]在群众的支持下，边区从根据地到敌占区，普遍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群众在各个山又和村庄之间，设置了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方式，消息树、鸡毛信，并且把电话线架在了山顶之间，使敌人无法破坏。一旦发现敌人出动，群众就通过情报网，迅速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传到各个电话站和各级领导机关。这样保证了边区部队对敌情的了解和通信联络的畅通。另外，在平原战场上，冀中区军民发起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运动，使之对敌人的机械部队不利，而对根据地军民游击战争有利；群众为使夜间活动的部队不被敌人发现，自动地把所有的狗都打死，形成了“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所以聂荣臻说，“不是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任何的强迫命令都无法出现这样的奇迹。” 总之，只有在经济上照顾人民群众的利益，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把蕴藏在群众中的伟大潜力，转化为根据地强大的生产力，就能为根据地的巩固提供坚实的物质保证；只有通过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提高人民的政治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解放人民自身，提高人民群众为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而奋斗的自觉性，才能使根据地党政军民凝聚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只有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不断扩大武装，配合、参与到革命战斗中来，才能形成根据地强大的战斗力。 （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促进群众运动深入发展 聂荣臻在创建抗日根据地工作一开始，就不失时机的分兵发动群众，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工作组担负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任务。各部队和工作团配合地方党组织，采取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大刀阔斧地下乡动员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及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各项政策，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废除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激励民气，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合理负担，号召并组织各阶层人民起来抗日。凡是军队和工作团所到的地方，当地群众就纷纷起来，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团体。既包括办群众办政权性质的动委会、救国会、自卫会，也包括群众性的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工人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组织。其中农就会在各群众抗日组织的建立初期起了决定作用。除此之外四大组织外，还有，商人、文化界、教育界救国会，河北有平津教育界发起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晋东北有“牺盟会”，宗教界有五台山的青黄两庙救国联合会，到处都表现出获得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权利的民众组织场面。 各种群众组织建立起来后，开始大力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游击队、义勇军和自卫队，18岁50岁的公民，不论男女，都加入群众性武装组织自卫队；各群众组织还帮助军队扩大武装和配合作战，维持地方秩序，慰劳军队和抗日军人家属等。 边区政府成立之时，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群众运动决议案》，为健全边区各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密切抗日统一战线中人民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之后不久，边区开始成立各界统一的群众组织，根据地农民、工人、妇女、青年救国会相继成立。 聂荣臻1939年北方局党代表大会上指出，“目前必须抓紧教育与组织生活，同时许多必须的群众斗争必须积极发动，在抗日之下，抓紧各种正当的斗争，开展群众运动，保证人民已得的利益，与许多顽固势力作斗争。”[5]根据地党组织为巩固已经高涨起来的群众抗日情绪，迅速解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以改善生活为主，开展了广大的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同时开展民主运动，加强民主政权建设，树立了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边区党为了更好地进行领导和掌握，主要抓了两个重要环节：一是选拔干部，这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抓紧时机选择、发现群众中真正的领袖和骨干分子，经过精细的多方面地考察和训练，把各种重要的工作和领导工作逐步放在他们手中。二是在1939年边区青山组织工作会议后，对抗日群众组织进行了整顿，并进行了思想教育，从而，纯洁了队伍，加强了党对抗日群众的有力领导，促进了抗日群众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为了训练群众运动干部，边区各群众抗日团体创办了群众干部学校，其主要任务是训练县和区级民运干部。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与发展，初步实现了根据地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同时也促进了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其中农救会的发展最快，并且广泛开展农民武装参加抗战，并努力发展农业经济，保护了农民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利益；工救会进一步团结了根据地的矿产工人、手工艺人、雇农、店员、职员参加抗战，保护工人利益，提高工人政治文化水平，争取民族和工人解放；根据地妇救会发展较好，组织与团结根据地妇女参加抗战新中国成立事业，并谋求妇女实现解放，成为抗日群众运动乃至反对封建斗争一个显著成果；青救会积极组织全根据地15岁到23岁的革命青年，参加抗战事业，改善青年生活，提高青年地位，使青年受到教育，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儿童团搞得也很活跃，它团结根据地七至十四岁的儿童学习知识本领，保卫根据地。 1942年，中共北岳区党委《关于北岳区群众团体领导一元化的决定》中指出，“由北岳区一直到区原有各群众团体单独的组织系统一律改组，将工、农、妇、青、文各团体，共同组织联合的统一的领导与统一的系统，作为各团体最高领导机关简称为各界抗日救国量和会”。在各级群众组织之上建立各级抗联会：根据地抗联会、地区抗联会、专区、县抗联会、村抗联会。根据地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建立，加强了群众运动的统一领导，适应了战争形势的要求，精简了重叠机构，充实了基层力量，在战争动员、支援前线诸方面显示出了巨大优越性。 （三）改善民生、实现民主是发动群众的根本动力 中国革命战争，除了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进行武装斗争之外，必须要有人民大众的支持，这也是人民自我解放的要求。中国的人民大众的是以农民主体的劳苦大众，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才能真正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同时，他们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聂荣臻指出，“必须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的生活，真正能动员、组织并武装广大人民，才能真正发挥总力战之力量，并使军民成为鱼水不可分之整体。否则孤军苦战，必难获胜。”[6] 聂荣臻认为，当群众饿着肚子的时候，很难发动他们起来抗日。根据地创立之前，晋察冀边区人民群众受到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严重剥削导致极端贫困，他们渴望得到生活上的改善，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也不愿意实行土地改革以及减租减息的措施，帝国主义势力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更使人民生活雪上加霜。要发动群众特别是占边区绝大多数人口的贫苦农民，就必须照顾到他们的基本利益，解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就是改善民生。根据地党政机关创立后，一方面，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对工商业实行半实物工资制度和统一累进税，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把农业生产作为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重心来抓，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副业，增加了人民的经济收入。随着生活的改善，人民群众意识到只有积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要深入发动群众，还必须给人民以自由和民主。过去的边区人民，不仅在经济上受到残酷剥削，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可言。提高人民的社会地位，争取民主权利是广大人民迫切需要。根据地党政机关在重视改善民生的同时，通过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民主选举改造村政权，在各级政权中建立并逐步强化了民意机关，至下而上地推行普选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热情，巩固发展了基本群众在政治上的优势，动员了他们积极投身抗战，保卫家园，保卫民主和自由，使党政军民成为鱼水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群众运动的发展与巩固又是民主政治发展与巩固的基础，经过动员，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民主政治的好处，更加珍惜并积极参与民主政治，推动了根据地民主的发展。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团结广大人民大众进行社会革命，就必然要求革命的领导者与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统一战线。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来看，统一战线的成败维系着革命事业的成败。在土地革命时期，聂荣臻就亲历了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时期。当时，广大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和富农都是中国革命可以团结的对象，但是肃反时期他们都成了革命的对象，不仅消灭了地主，而且还剥夺了富农，把他们赶到了根据地界外；众多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都成为打击的对象，这都缩小和破坏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孤立了自己，帮助了敌人。这些教训都说明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聂荣臻就深刻总结肃反中央苏区的左的教训，认为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社会基础不同了，要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各阶层团结起来，因此十分重视统一战线的政策。聂荣臻指出，“在这样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要能够领导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的对敌作战，就必须有照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7]。如果只注意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而不顾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导致农民与地主间、工人与资本家间的无益的冲突，或因生产缩减、物资匮乏，都会严重影响根据地的巩固。聂荣臻以与远大的政治眼光谨慎的处理阶级矛盾，把统一战线的某些斗争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减租减息、半实物工资制和统一累进税还协调了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团结了中间阶级，争取他们积极抗战。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晋察冀根据地落实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方针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纲领，在根据地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政策，这一整套政策从实质上讲，就是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一方面要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另方面又要保证改善基本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在政治上享有民主权利。《回忆录》574 首先，抗日是一切政策的前提，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是衡量各种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第二，就是要协调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要十分注意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另方面又要注意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8] 聂荣臻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导致'左’的错误，不能团结各阶层人们一道抗日，无形中也削弱了抗日的力量”。[9] 聂荣臻曾亲身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推行的各种“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把地主、富农赶到了根据地界外，给自己筑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不是保护根据地，反而缩小了自己的社会基础，使自己更加孤立，保护了敌人，给当时的根据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根据地建设初期，一些地方就发生过打土豪的事，聂荣臻立即制止，认为抗日战争的斗争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基础不同了，盲目地乱打土豪，就会把地主和其他阶级推到敌人那边去，削弱我们的社会基础。边区各种阶级阶层包括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包括抗日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各抗日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在内，只要不投降，不反共，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都同样实行民主，保护他们的各种权利。 聂荣臻又指出，抗日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我们不能只把眼睛盯着上层的几个开明绅士，要把基础扎根在下层的广大群众之中。有了下层群众的优势基础，上层的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巩固。没有下层基本群众，也就不可能有上层统一战线，这是很明显的道理”[10]。根据地开创之前，晋察冀地区的农民群众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在晋西山区，连山上各种树木的树叶，贫苦农民都无权采来吃。因为这些树木属地主、富农所有。所以，要调动广大贫困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必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他们的政治权利，最起码解决他们最基本的吃穿问题。聂荣臻强调，“基本群众的生活必须得到改善。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如果根据地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听任封建势力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那我们就丧失了立场，而且，根据地也根本发展不起来，存在不下去，因为它没有最广大群众的支持。”[11] 如何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抗日，同时又是基本群众生活得到改善，聂荣臻指出要采取逐步限制和削弱封建剥削的政策。当时，聂荣臻用了一个“挤牛奶”的比喻来说明这个政策。“'吃牛肉’，把地主的土地统统分光了，一下子就吃完了，这当然很痛快，但是，以后你还吃什么呢？不光群众吃饭困难，我们部队也会没饭吃。'挤牛奶’，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改善，对封建剥削势力也没有根本消灭它，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可以接受。另外，'吃牛肉’，把土地过早地分给贫苦农民，一切负担就要全部摊派在农民身上，要收税，要征收公粮。农民还没喘过气来，猛然增加沉重的负担，反而对我们不满了。”[12] [1] 《聂荣臻回忆录》（中）408页409页 [2] 《聂荣臻回忆录》（中）370页 [3] 《聂荣臻回忆录》（中）413页 [4] 《聂荣臻回忆录》（中）410页 [5]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232页 [6]《聂荣臻军事文选》239——240页 [7]《聂荣臻军事文选》240页 [8] 《聂荣臻回忆录》（中）460页 [9] 《聂荣臻回忆录》（中）460页 [10] 《聂荣臻回忆录》（中）461页 [11] 《聂荣臻回忆录》（中）461页 [12] 《聂荣臻回忆录》（中）462—46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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